漢化後迅速腐化，中央失去了過去的活力。另外漢化的步伐太快了，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裂痕，再加上原有的民族矛盾，地方實權派，一切就這麼發生了

因為過度過速漢化引起了統治集團的分裂，為強行漢化孝文帝甚至廢殺了太子。而漢化後原北魏鮮卑上層貴族迅速和漢人地主合流，後果就是普通鮮卑人利益受損，特別是原先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鮮卑軍人社會地位急劇下降，北方六鎮的鮮卑軍人竟然淪落為帝國的邊緣人物，和發配邊疆的戌卒沒多大區別。北魏倒塌的第一步就從六鎮軍人大起義燃起。

歷史上，能當得起雄才大略這個稱號的君主不多，在南北朝時期就有這樣一位。他5歲即位，23歲親政，32歲去世。在他親政不到9年的時間內，完成了王朝由蠻夷向漢化的華麗轉身。他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拓跋宏親政之後強行推進漢化改革，先是遷都，從偏北方的平城（山西大同一帶）遷往中原腹地洛陽；緊接著改漢姓，皇帝家族帶頭廢除了拓跋姓氏，改姓元；同時，鼓勵漢族與鮮卑族通婚，重新評定世族門第，參照南朝典章，改革北朝官制。可以說正是拓跋宏的改革，促進了北方民族大融合，一改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民族仇恨政策，也奠定了中華再次一統的民族文化基礎。

拓跋宏的歷史功績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有利，但是對於其所維護的北魏政權卻大大的不利，在其死後不到30年，北魏皇室就被軍閥架空，又過了6年，就正式壽終正寢了。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個原因是政治上的。北魏定都平城，北方抵禦柔然的六鎮緊鄰首都，到六鎮當兵不是丟人事，反而有更多的晉升渠道。遷都洛陽之後，問題出來了，六鎮就是偏遠之處了，是打發不受朝廷待見之人的去處，六鎮逐漸被邊緣化。這就造成最終六鎮大起義，敲響了北魏王朝的喪鐘。

第二個原因是經濟上的。洛陽固然是中原王朝的象徵，但是自從晉朝滅亡之後，五胡十六國的北方政權沒有一個定都洛陽的，洛陽早已破敗不堪，而且是各方軍閥征戰的戰場。遷都洛陽實際上就是重建洛陽，對於經濟基礎不太牢固的北魏政權而言，經濟壓力極大。

第三個原因是軍事上的。洛陽在當時實際上緊鄰南朝的邊界，固然有利於拓跋宏這樣雄才大略的君主經略南方，但如果遇到不稱職的後世子孫，同樣也需要在平時就維持巨大的軍隊防備南朝進犯。

第四個原因是心理上的。鮮卑貴族漢化之後，也學著漢族門閥世家那樣，迅速文藝化、陰柔化。也別是北魏皇室居住在中原正統之都洛陽，便開始處處以正統漢人自居，不但瞧不起南朝的政權，甚至也開始鄙夷自己同族的北方將士，勇武好戰的風氣迅速消弭。

正是由於上述四個原因，北魏孝文帝改革，雖然實現了民族的大融合，但是也打開了自己王朝覆滅的大門，一些逆潮流的鮮卑貴族，將推翻漢化的拓跋氏統治，建立自己的朝廷。

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來了解一下古代中國的帝國結構。古代中國是一個二元帝國，有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組合而成。農耕文明指的就是中原王朝的漢人，草原文明就是北方的少數遊牧民族。

這兩個文明從社會結構到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樣的。

農耕文明文明程度高，社會財富的產出量也比較高。草原文明比較落後，社會生產方式也比較落後，但是在冷兵器時代，他們天然的擁有傷害權的優勢。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文明，一個野蠻，一個有錢，一個能打。

這兩種文明，從先秦時期就相愛相殺，但又不能互相相容。於是霍去病和衛青可以把匈奴遠逐漠北，但是漢朝沒有能力真正的統治草原。

而草原上的部落可以來漢族地區搶掠一番，但是也沒有能力來中原地區放牧，而統治中原。

北魏之所以成功的統一了北方，建立了穩定的大帝國，在於他建立了二元帝國，也就是北魏同時整合了草原與中原兩種統治邏輯。

一方面北魏的軍事力量是出身草原的六鎮軍人構成的，他們擁有極強的武力，可以扛得住其他胡人的攻擊，維護帝國的穩定。

另一方面，從中原漢人地區輸送過來的財富可以維持帝國的執行，收買草原軍事貴族集團。讓他們可以安心為國家效力，而不必再去搶劫。

草原和中原這二元缺一不可，兩邊必須都統一在皇帝的麾下，但是孝文帝南遷之後的政策卻把草原這一元給丟了。

孝文帝遷都漢化的改革，意味著皇帝不再認同鮮卑人的身份，轉而要放棄各種鮮卑人的習慣，把帝國轉化為一個漢人國家。這對鮮卑軍人們的自豪感是個巨大的打擊，皇上不再任北邊的這些老兄弟，那就不能指望老兄弟們還認你。

北方的軍人們越來越不痛快，軍人離心離德，最後六鎮軍官發生暴動，北魏王朝也很快土崩瓦解了。

北魏孝文帝在歷史上與後來的北周武帝宇文甾，世宗柴榮命運極其相似。雄才大略卻天妒英才。孝文帝的改革促進了民族大融合，緩和了當時的社會矛盾與民族之間的對立情緒。可惜他的改革操之過急並且非常極端。當時他在位時可以用威信加手段壓制。而他死後各種矛盾迅速惡化，而無法控制。假如當時他死時傳給弟弟東海王元亮。那厲史將被改寫，就好像如果周武帝傳位於齊王宇文憲，那就沒楊堅什麼事了。可惜歷史沒有假如，一切都像一江春水問東流。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之一，但是透過改革國力達到鼎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後的三十餘年便迅速地分崩離析。其關鍵原因在於北魏孝文帝採取了全盤漢化，將已經腐朽不堪的一些制度完全移植到剛剛封建化的北魏政權，加速了北魏統治階層的腐化沒落，最終分裂。

而這些中原王朝腐朽不堪的制度裡最重要的就是士族門閥制度。該制度最大的特點是重出身、輕才能，這使得北魏政權很快就被一批不學無術的貴族子弟所掌握。儘管孝文帝也大力推崇儒學，期望提高貴族的文化素養。但是人才教育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但是腐化墮落就在轉瞬之間。到了北魏後期，迅速漢化、士族化的鮮卑權貴竟奢比富, 相互攀比, 極力聚斂；為了斂財，則是貪汙成風, 吏治腐敗，最後造成了道德墮落、能力下降。

北魏後期宮廷政變，最終平定叛亂的則是來自北方六鎮的將士，尤以宇文泰、高歡為代表。他們受漢化影響較小，保留了較多的鮮卑特色，得以取代元魏，建立新的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