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皇帝只是將其作為工具。皇帝並沒有真心實意地推行變法以及真心實意地信任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依靠著無實權的皇帝身上？

社會治理是以人為基礎的，皇帝身邊的重臣有的不支援變法，會想方設法以自己的邏輯讓皇帝知曉改革利弊得失，也會告訴皇帝社會治理在變法前後的表象，特別是不足之處，如司馬光的尊王敬祖，而且還整出一本《資治通鑑》。當皇帝對未知的擔心佔主導時，自然失去變法的全力支援。

就宏觀而言，王安石的改革，於國於民，應該說是利多弊少。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總結起來，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思想。新法內容大致可以分為理財措施、軍事措施等方面。比較出名的有均輸法、青苗法和將兵法等措施。這是當時的封建統治者的一次改革自救運動，具有時代進步意義。變法期間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之目的。但在其新法實施當中，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對商業活動造成了一定的破壞，特別是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皇室、中上級官員、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因此，每一項新法的推動和實行都遭到了他們不同程度的阻撓和反對。畢竟，有人從他們碗裡搶食吃，他們怎麼可能會無動於衷？

變法，無非是改革變動舊的，生成新的，這本身就是萬物成長的一個規律，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可是，在蛋糕的重新分配過程中，王安石必然要從那些官員、皇親國戚手中奪取分配權。起初，這些人相互之間也是充滿了勾心鬥角，可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紛紛團結在了一起，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為了阻撓王安石的改革，他們無所不用其極。

有人說，王安石改革失敗最重要的原因是用人的失敗，這個說法雖然有失偏頗，但也從一定層面上說明了變法失敗的必然性。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再科學合理的政策如果執行不好，終究還是不會有好的效果。用人的失敗，再加上王安石剛愎自用的個性，為改革失敗埋下了定果。

其實從一開始，變法就缺乏足夠的準備，沒有進行針對性的宣傳工作，以至於很多人對此執觀望態度，導致在變法的過程中無法吸引到優秀人才。搞政治的都知道，跟對領導很重要，決不能糊里糊塗地站錯隊。而王安石過於求成，急功近利，所以他處理問題的方法極其簡單，對反對和推出異議的人進行嚴厲的打擊，讓他們閉嘴。然而，這樣一來，卻讓最精英的人才大多進入了反對派的陣營。

司馬光和王安石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變法開始後，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的一些做法不太恰當，便給他寫了一封信，將這些問題一一指出。本是好心，可王安石卻不以為然，他回覆了一封信，態度很傲慢，用詞也很不客氣，氣得司馬光和他斷然決裂。後來，王安石二次罷相後，司馬光回到朝廷，重掌大權，廢除了王安石變法中的所有內容。

王安石做的另一件錯事，就是將蘇軾貶謫。蘇軾原本是王安石改革強有力的支持者，且才華橫溢，富有思想。如果他能成為改革派中的一員，那對王安石的變法來說無疑大有禆益。可就因為蘇軾對改革中的一些不太妥當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王安石便一紙命令，毫不客氣地將他逐出了朝廷，對蘇軾很多正確的意見，王安石更是置之不理。

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重用的一部分人，如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人，雖說不是泛泛之輩，卻也並無將帥之才。出於對王安石的忌憚，他們機械性地執行王安石的命令，並利用手中的職權為自己大謀私利，為爭奪利益明爭暗鬥，搞得變法派內部四分五裂，最終解散。

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執行，聽不進別人正確的意見。尤為致命的是，他與當時在位的皇帝宋神宗曾多次發生分歧，以至於在改革後期越來越得不到皇帝的支援。他的變法派內部更是矛盾重重，積重難返，最終四分五裂。而他本人二次罷相後，閒居江寧府，不久鬱鬱而終。

綜上所述，我認為，王安石改革的失敗，原因之一固然是保守派的阻撓使然，但也並不完全是由於外力因素造成的，這其中與他本人的剛愎自用、用人不當也有很大關係。這當然是其中的幾個重要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應該歸咎於趙宋政權的立國精神。這個立國精神就是防變，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防變，永遠是趙宋帝國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自立國起，它就一直奉行著這樣一種治內之策：富官員，窮百姓；強中央，弱地方。通俗地講，就是對百官加恩，向萬民斂財。

我們注意到，趙宋政權其實並不乏自省的能力，早在第三任皇帝趙恆時代，中央政府就已經有了痛定思痛的聲音。可要命的是，不同政見，一向為專制政權所忌諱，那些異議之聲，也就顯得微乎其微了。

執行弱國政策百年有餘的趙宋帝國，軍事上要多弱有多弱，吏治上要多爛有多爛。 這個時候，僅靠一個皇帝，一個宰相，是無法予以拯救的。

所以我認為，王安石改革的失敗，並不取決於他個人的能力，問題的根源仍在趙宋政權內部。可以說，王安石有能力改革，卻沒有能力把反對新法的舊黨（支援新法的為新黨）逐出政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舊黨貶出中央，讓他們到地方去擔任政府首長。換句話說，如果把舊黨全部貶為平民，帝國政府即刻面臨官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行政工作，將全面癱瘓。由此可見，舊黨的勢力之大，改革的阻力之大，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問題也就出在這裡。因為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必須要靠地方政府來執行； 而地方政府的首腦，大都是舊黨人物——不可避免地，這些官員就會用種種卑劣的手段， 肢解和破壞新法，甚至利用新法，故意傷農。反過來，他們又用農民被迫害的事實，來證明新法的罪惡。

歷史上的任何改革者，都有他的侷限性，王安石也不例外。王安石固然有錯，但還不至於錯到用新法坑農的地步。 就是其政敵司馬光也說：“王安石為人並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他的失誤就在於，沒有把舊黨勢力從帝國政府組織中徹底排空。然而，這又是他無能為力的，就是他的政治夥伴趙頊皇帝也做不到這一點。這注定王安石的改革必定失敗，就像清帝國末年的改革失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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