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他生平最崇敬的偉大導師――魯迅先生之間，可以說有著一種深遠的不解之緣。
1926年8月，巴金第一次到北京考大學，住在北河沿一家同興公寓。他在北京患了病，沒有進考場，在公寓住了半個月就走了。在這半個月內，始終陪伴著巴金度過那段苦悶寂寞的公寓生活的，就是魯迅先生的小說集《吶喊》。以後的幾年裡，巴金一直沒有離開過《吶喊》，他帶著它走過好些地方。後來，巴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詩集《野草》，更熱愛地讀熟了它.
巴金在《憶魯迅先生》一文中，感觸頗深地說：“現在想到我曾經寫過好幾本小說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這第一個使我明白應該怎樣駕馭文字的人。拿我這點微小不足道的成績來說，我實在不能稱為他的學生。但是牆邊一棵小草的生長，也靠著太陽的恩澤。魯迅先生原是一個普照一切的太陽。……沒有他的《吶喊》和《彷徨》，我也許不會寫出小說。”
在繁忙的編輯事務中，巴金和他早就心嚮往之的魯迅先生有了直接的交往，儘管居住在同一個城市，相距也並不遠，巴金卻從未主動拜訪過魯迅先生。這或許是由於不習慣、不善於在先生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或許是怕打擾了先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巴金對魯迅是懷著敬重和信任的，他也期望自己能讓魯迅瞭解。
他一次又一次地透過和魯迅先生熟悉的友人黃源、黎烈文，向魯迅轉贈自己的作品，也從他們那裡聽取魯迅先生對於編輯工作的意見。對於巴金這位並不參加左聯，然而才華出眾、在讀者中間有廣泛影響的青年作家，魯迅與某些左翼評論家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採取了理解和愛護的態度。
10月19日凌晨，魯迅逝世，震動全國，也震動了巴金的心。雖然直接的交往有限，巴金對魯迅先生的崇敬、感佩與親近之感是極深的，何況先生給了他的事業以重要的支援，給他的精神以巨大的鼓舞，給了他理解。這些也使他對先生充滿了感情。
對先生逝世，巴金不勝悲痛，他趕著為《文季月刊》第6期編一個紀念特輯，他在卷頭語《悼魯迅先生》中說：
“花圈、唁電、挽辭、眼淚、哀哭，從中國各個地方像洪流一樣地彙集到上海來。任何一個小城市的報紙上也發表了哀悼的文章，連雖遠僻的村鎮裡也響起了悲痛的哭聲。全中國的良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悲痛的。這一個老人，他的一支筆、一顆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業。甚至在他安靜地閉上眼睛的時候，他還把成千上萬的人牽引到他的身邊。不論是親密的朋友或者很深的仇敵，都懷著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遺體前哀痛地埋下頭。至少在這一刻，全中國的良心是團結在一起的。……這個老人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導師，青年失去了一個愛護他們的知己朋友，中國失去了一個代他們說話的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失去了一個英勇的戰士。這個缺額是無法填補的。”
在幾乎所有的巴金所寫的追憶魯迅先生的文字中，他都強調了先生的偉大的人格風範，經常出現如“良心”、“人格”等字眼，我們知道，它們也是理解巴金一生寫作品格的關鍵詞。可見，巴金從魯迅先生那裡是自覺汲取了人格力量的。
同是在這一篇文章中，他還說: “魯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偉大的，近二三十年來，他的正義的呼聲，響徹了中國的暗夜，在荊棘遍地的荒野中，他執著思想的火把，領尋著無數的青年向遠遠的一線光明前進”。而巴金，無疑正是這無數青年中的一位。
22日，為魯迅先生舉行葬禮，巴金親自參加扶柩，和其他幾位青年作家一起，抬著覆蓋著“民族魂”旗幟的棺木，親手把他生平最崇拜的偉大導師的遺體送入墓穴之中。巴金不僅在葬禮上為魯迅抬棺，更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十數次撰文悼念魯迅。在他的心目中，“魯迅是永遠的老師”。
13年後，巴金在《憶魯迅先生》一文中，依然滿懷深情地談起他當時在殯儀館中為先生守靈的情景――
“我站在靈前，望著他那慈祥的臉，我想著我個人從他那裡得過的幫助和鼓勵，我想著他那充滿困苦和鬥爭的一生，我想著他對青年的熱愛，我想著他對華人民的關切和對未來中國的期望，我想著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遍華北、陰雲在中國天空擴大的時候離開我們，我不能夠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我像立誓似地對著那慈祥的面顏說：
‘你像一個普照一切的太陽，連我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輝，你像一顆永不殞落的巨星，在暗夜裡我也見到你的光芒。中國青年不會辜負你的愛和你的期望，我也不應當辜負你。你會活下去，活在我們的心裡，活在中國青年的心裡，活在全華人的心裡。’”
巴金曾多次在紀念魯迅的文章中坦言，自己不配稱作魯迅的朋友或學生，只是一名魯迅的忠實的讀者，是“靠著太陽的恩澤”成長起來的“牆邊的一棵小草”。可見魯迅的思想、人格和著作對青年巴金的影響是深刻而巨大的。
魯迅與巴金，一位是橫眉冷對的鬥士，一位是在懺悔中挽回生命尊嚴的勇者。他們性格迥異，命運多舛，都曾作為政治符號被供上神壇，也曾因時代的變遷而飽受非難。
魯迅與巴金，作為中國近百年文學史中最受人矚目又備受爭議的人物，他們的生命歷程是華人文化探索的一個縮影。
魯迅――巴金心中永不殞落的輝煌太陽！
巴金，和他生平最崇敬的偉大導師――魯迅先生之間，可以說有著一種深遠的不解之緣。
1926年8月，巴金第一次到北京考大學，住在北河沿一家同興公寓。他在北京患了病，沒有進考場，在公寓住了半個月就走了。在這半個月內，始終陪伴著巴金度過那段苦悶寂寞的公寓生活的，就是魯迅先生的小說集《吶喊》。以後的幾年裡，巴金一直沒有離開過《吶喊》，他帶著它走過好些地方。後來，巴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詩集《野草》，更熱愛地讀熟了它.
巴金在《憶魯迅先生》一文中，感觸頗深地說：“現在想到我曾經寫過好幾本小說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這第一個使我明白應該怎樣駕馭文字的人。拿我這點微小不足道的成績來說，我實在不能稱為他的學生。但是牆邊一棵小草的生長，也靠著太陽的恩澤。魯迅先生原是一個普照一切的太陽。……沒有他的《吶喊》和《彷徨》，我也許不會寫出小說。”
在繁忙的編輯事務中，巴金和他早就心嚮往之的魯迅先生有了直接的交往，儘管居住在同一個城市，相距也並不遠，巴金卻從未主動拜訪過魯迅先生。這或許是由於不習慣、不善於在先生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或許是怕打擾了先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巴金對魯迅是懷著敬重和信任的，他也期望自己能讓魯迅瞭解。
他一次又一次地透過和魯迅先生熟悉的友人黃源、黎烈文，向魯迅轉贈自己的作品，也從他們那裡聽取魯迅先生對於編輯工作的意見。對於巴金這位並不參加左聯，然而才華出眾、在讀者中間有廣泛影響的青年作家，魯迅與某些左翼評論家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採取了理解和愛護的態度。
10月19日凌晨，魯迅逝世，震動全國，也震動了巴金的心。雖然直接的交往有限，巴金對魯迅先生的崇敬、感佩與親近之感是極深的，何況先生給了他的事業以重要的支援，給他的精神以巨大的鼓舞，給了他理解。這些也使他對先生充滿了感情。
對先生逝世，巴金不勝悲痛，他趕著為《文季月刊》第6期編一個紀念特輯，他在卷頭語《悼魯迅先生》中說：
“花圈、唁電、挽辭、眼淚、哀哭，從中國各個地方像洪流一樣地彙集到上海來。任何一個小城市的報紙上也發表了哀悼的文章，連雖遠僻的村鎮裡也響起了悲痛的哭聲。全中國的良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悲痛的。這一個老人，他的一支筆、一顆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業。甚至在他安靜地閉上眼睛的時候，他還把成千上萬的人牽引到他的身邊。不論是親密的朋友或者很深的仇敵，都懷著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遺體前哀痛地埋下頭。至少在這一刻，全中國的良心是團結在一起的。……這個老人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導師，青年失去了一個愛護他們的知己朋友，中國失去了一個代他們說話的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失去了一個英勇的戰士。這個缺額是無法填補的。”
在幾乎所有的巴金所寫的追憶魯迅先生的文字中，他都強調了先生的偉大的人格風範，經常出現如“良心”、“人格”等字眼，我們知道，它們也是理解巴金一生寫作品格的關鍵詞。可見，巴金從魯迅先生那裡是自覺汲取了人格力量的。
同是在這一篇文章中，他還說: “魯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偉大的，近二三十年來，他的正義的呼聲，響徹了中國的暗夜，在荊棘遍地的荒野中，他執著思想的火把，領尋著無數的青年向遠遠的一線光明前進”。而巴金，無疑正是這無數青年中的一位。
22日，為魯迅先生舉行葬禮，巴金親自參加扶柩，和其他幾位青年作家一起，抬著覆蓋著“民族魂”旗幟的棺木，親手把他生平最崇拜的偉大導師的遺體送入墓穴之中。巴金不僅在葬禮上為魯迅抬棺，更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十數次撰文悼念魯迅。在他的心目中，“魯迅是永遠的老師”。
13年後，巴金在《憶魯迅先生》一文中，依然滿懷深情地談起他當時在殯儀館中為先生守靈的情景――
“我站在靈前，望著他那慈祥的臉，我想著我個人從他那裡得過的幫助和鼓勵，我想著他那充滿困苦和鬥爭的一生，我想著他對青年的熱愛，我想著他對華人民的關切和對未來中國的期望，我想著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遍華北、陰雲在中國天空擴大的時候離開我們，我不能夠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我像立誓似地對著那慈祥的面顏說：
‘你像一個普照一切的太陽，連我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輝，你像一顆永不殞落的巨星，在暗夜裡我也見到你的光芒。中國青年不會辜負你的愛和你的期望，我也不應當辜負你。你會活下去，活在我們的心裡，活在中國青年的心裡，活在全華人的心裡。’”
巴金曾多次在紀念魯迅的文章中坦言，自己不配稱作魯迅的朋友或學生，只是一名魯迅的忠實的讀者，是“靠著太陽的恩澤”成長起來的“牆邊的一棵小草”。可見魯迅的思想、人格和著作對青年巴金的影響是深刻而巨大的。
魯迅與巴金，一位是橫眉冷對的鬥士，一位是在懺悔中挽回生命尊嚴的勇者。他們性格迥異，命運多舛，都曾作為政治符號被供上神壇，也曾因時代的變遷而飽受非難。
魯迅與巴金，作為中國近百年文學史中最受人矚目又備受爭議的人物，他們的生命歷程是華人文化探索的一個縮影。
魯迅――巴金心中永不殞落的輝煌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