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代表人物，他出生於封建官僚世家，是堅定的封建專制支持者，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一直反對革命，謀求溥儀復位。

對於如何評價康有為，我認為應該分兩個時期來說，一個是戊戌變法前，一個是戊戌變法後。

在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應該來說是一個比較激進的知識分子，在看到國家貧弱的時候，希望透過變法，學習他國實現自強，雖然最終失敗，但是依然體現了他思想先進的一面。

然而，在民國成立，清朝推翻後，他依然鼓吹所謂的開明專制，反對共和制，這實際上是歷史的倒退。這可能與他的出生有關，作為出生於官僚家庭的康有為，他代表的是他所處階級的利益。

1917年的時候，康有為夥同張勳復辟，可惜再次失敗。保皇無望，康有為遂隱居，晚年的康有為依然堅持效忠清朝，後病死天津。

康有為跟黃巢、洪秀全一樣，都是想透過科舉走上政治舞臺，想當官，但是正當途徑失敗了，於是用非正常途徑了，黃巢、洪秀全比較極端，直接造反了，當然，科舉的目的就是選拔有理想的人，防他們這樣的人造反的，康呢？不敢造反，就用文明點的方式，也就是改革了，

光緒呢？用他自己的話說，不如漢獻帝，但跟漢獻帝一樣，都想爭一爭，朝廷裡基本都是慈禧的人，慈禧控制三品以上官員的人事權嘛，想在朝廷裡獲得支援，基本不可能了，於是就想在體制之外，這時候，看到康有為在那吶喊，就想到效仿曰本，只是他忘了，軍權才是最大的權，他們能成功，是軍隊的作用。

理論上，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三品以上才能見皇帝，而像康有為這樣的工部主事，正六品的小官，想見皇帝有點難。

到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總理衙門章京屬於加衘，不是正式官職，就是皇帝看中你了，給你個加衘，可以見皇帝了，屬於總理大臣的屬官，滿漢各七人，實權並不大。

讓康有為這樣的人主持變法，難度可想而知，像李鴻章都不敢主持變法的，因為變法是以一己之力對抗天下，本身就很難，現在又沒有強權的人支援你，拿什麼變法？

用王安石的話說，“把新桃換舊符”，是改天換地的事，影響千家萬戶的事，

為什麼有變法？肯定是因為立國太久，有龐大的利益集團跟國家爭利益，這些人是國家的蛀蟲，吸食精血，想打擊這些人，把他們的利益奪來給國家，你說他們不跟你拼命？

所以，有人說這是一場鬧劇，實際上真是鬧劇，宰相、皇帝做都註定失敗的事，一個六品小官居然去變法？

實際上，即使變法成功了，康有為也是死，因為光緒的目的就是奪權，怎麼可能讓康有為搞君主立憲，在做傀儡呢？何況根本不可能成功，康有為只是想要權力。

康有為是哪個年代的人，自然也不可能沒有時代烙印，現在看來有欠缺，但已經是不容易了。當時還是代表了潮流！不能苛求故人。

康有為:作為著書立說的理論文人，算有成就者;作為社會活動的踐行者，則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迂腐加幼稚。他的身上既體現了資產階級改良者的先進性，又存在封建守舊的固執。公車上書、戊戌變法、挺袁稱帝、幫張勳復辟、效忠清廷、謀溥儀復位，有一成功否?

戊戌變法:上有老佛爺等強權阻力，下無社會基礎，又無兵權，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即便袁不告密，仍無成功之理。

在清末專制體制下如果想要盪滌千百年封建王朝所有的腐朽氣味，革新政府部門，裁汰一切尸位素餐的官僚，將原本的頂層設計推翻重來，這般翻江倒海的折騰，即便有最高權力象徵皇帝的支援，也是前途多舛而又危險。

主持維新變法的，哪一個不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康有為能把和維新半毛錢關係都沒有的孔子同改制扯上關係，推出煌煌大作《孔子改制考》，難道就忘了聖人們講過的“治大國如烹小鮮”麼。

既要懂得維新改良的必要性，又能左右官場平衡各方利益，會照顧到光緒和慈禧兩宮的權力，還能變通措施防止大部分人的抵制，有這樣駕馭能力的人似乎還沒誕生。大清就像一部破爛的馬車，你看它殘喘苟且，希望它能快跑起來，你若連續快鞭，它非散了架不可。坐在後面的主子眼看馬車要翻自己會受傷，能不把你這個冒失鬼的車伕換了麼。

維新派的失敗就在於此，幾百年積攢下來的毛病，只有慢慢革除，在“求快”的操作下，唯有面臨失敗。慈禧未必反對變法，但在她的心眼裡，無論如何都不能過於侵害滿族權貴的利益，你不能要求老佛爺有多高的覺悟，畢竟那是家天下的年代。袁世凱也主張變法自強，但他反對傷及既得利益集團，按他的說法“若操之過急，必生流弊，須明達時務，老成持重主持，方達聖意”，他也是求自保為先。

袁世凱的話字面上沒錯，如果主持變法的是有學問，有經驗，有辦法的老輩分官員，可能變法的結果會不同。但問題是老官員他們都是官油子，誰都不會在局面明確之前拍馬上前，實際上就是變法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時機還不成熟。

百多天維新，光緒只管發了百多道新政上諭，要麼泥牛入海悄無聲息，要麼地方官員搗漿糊相互扯皮，人人自危雞犬不寧，致使老佛爺來個掀翻桌子，維新派徹底失敗。

戊戌時康有為的激進手段使維新變法折戟沉沙，之後康有為等人流亡海外。這位天生懂得權謀的大儒高舉維新保皇的大旗，和他那位生花妙筆的得意弟子梁啟超，主導了那一段變法歲月的輿論宣傳。不管康有為在百日維新中擔當了何種重要角色，隨著一些史實的披露，他在事後的表現也值得玩味的。

比如衣帶詔的真偽問題，現在有證據說明康有為的衣帶詔是假的，而且內容和真詔書大不一樣，康有為當初看到的還只是抄件，其原件被楊銳的後人所珍藏。關於光緒讓康有為去上海辦報紙的事，也不是如康有為所說是奉光緒的密詔，光緒有過此事的明發上諭，只是其內容又被康所改動。

不管怎樣，百日維新是中國知識分子在茫茫黑夜裡探尋出路的第一次摸索，它的失敗至少成為後來人繼續的墊腳石，不能無視志士仁人的努力，儘管他們有許多失策和不足。

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代表人物，他出生於封建官僚世家，是堅定的封建專制支持者，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一直反對革命，謀求溥儀復位。

對於如何評價康有為，我認為應該分兩個時期來說，一個是戊戌變法前，一個是戊戌變法後。

在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應該來說是一個比較激進的知識分子，在看到國家貧弱的時候，希望透過變法，學習他國實現自強，雖然最終失敗，但是依然體現了他思想先進的一面。

然而，在民國成立，清朝推翻後，他依然鼓吹所謂的開明專制，反對共和制，這實際上是歷史的倒退。這可能與他的出生有關，作為出生於官僚家庭的康有為，他代表的是他所處階級的利益。

1917年的時候，康有為夥同張勳復辟，可惜再次失敗。保皇無望，康有為遂隱居，晚年的康有為依然堅持效忠清朝，後病死天津。

康有為跟黃巢、洪秀全一樣，都是想透過科舉走上政治舞臺，想當官，但是正當途徑失敗了，於是用非正常途徑了，黃巢、洪秀全比較極端，直接造反了，當然，科舉的目的就是選拔有理想的人，防他們這樣的人造反的，康呢？不敢造反，就用文明點的方式，也就是改革了，

光緒呢？用他自己的話說，不如漢獻帝，但跟漢獻帝一樣，都想爭一爭，朝廷裡基本都是慈禧的人，慈禧控制三品以上官員的人事權嘛，想在朝廷裡獲得支援，基本不可能了，於是就想在體制之外，這時候，看到康有為在那吶喊，就想到效仿曰本，只是他忘了，軍權才是最大的權，他們能成功，是軍隊的作用。

理論上，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三品以上才能見皇帝，而像康有為這樣的工部主事，正六品的小官，想見皇帝有點難。

到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總理衙門章京屬於加衘，不是正式官職，就是皇帝看中你了，給你個加衘，可以見皇帝了，屬於總理大臣的屬官，滿漢各七人，實權並不大。

讓康有為這樣的人主持變法，難度可想而知，像李鴻章都不敢主持變法的，因為變法是以一己之力對抗天下，本身就很難，現在又沒有強權的人支援你，拿什麼變法？

用王安石的話說，“把新桃換舊符”，是改天換地的事，影響千家萬戶的事，

為什麼有變法？肯定是因為立國太久，有龐大的利益集團跟國家爭利益，這些人是國家的蛀蟲，吸食精血，想打擊這些人，把他們的利益奪來給國家，你說他們不跟你拼命？

所以，有人說這是一場鬧劇，實際上真是鬧劇，宰相、皇帝做都註定失敗的事，一個六品小官居然去變法？

實際上，即使變法成功了，康有為也是死，因為光緒的目的就是奪權，怎麼可能讓康有為搞君主立憲，在做傀儡呢？何況根本不可能成功，康有為只是想要權力。

康有為是哪個年代的人，自然也不可能沒有時代烙印，現在看來有欠缺，但已經是不容易了。當時還是代表了潮流！不能苛求故人。

康有為:作為著書立說的理論文人，算有成就者;作為社會活動的踐行者，則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迂腐加幼稚。他的身上既體現了資產階級改良者的先進性，又存在封建守舊的固執。公車上書、戊戌變法、挺袁稱帝、幫張勳復辟、效忠清廷、謀溥儀復位，有一成功否?

戊戌變法:上有老佛爺等強權阻力，下無社會基礎，又無兵權，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即便袁不告密，仍無成功之理。

在清末專制體制下如果想要盪滌千百年封建王朝所有的腐朽氣味，革新政府部門，裁汰一切尸位素餐的官僚，將原本的頂層設計推翻重來，這般翻江倒海的折騰，即便有最高權力象徵皇帝的支援，也是前途多舛而又危險。

主持維新變法的，哪一個不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康有為能把和維新半毛錢關係都沒有的孔子同改制扯上關係，推出煌煌大作《孔子改制考》，難道就忘了聖人們講過的“治大國如烹小鮮”麼。

既要懂得維新改良的必要性，又能左右官場平衡各方利益，會照顧到光緒和慈禧兩宮的權力，還能變通措施防止大部分人的抵制，有這樣駕馭能力的人似乎還沒誕生。大清就像一部破爛的馬車，你看它殘喘苟且，希望它能快跑起來，你若連續快鞭，它非散了架不可。坐在後面的主子眼看馬車要翻自己會受傷，能不把你這個冒失鬼的車伕換了麼。

維新派的失敗就在於此，幾百年積攢下來的毛病，只有慢慢革除，在“求快”的操作下，唯有面臨失敗。慈禧未必反對變法，但在她的心眼裡，無論如何都不能過於侵害滿族權貴的利益，你不能要求老佛爺有多高的覺悟，畢竟那是家天下的年代。袁世凱也主張變法自強，但他反對傷及既得利益集團，按他的說法“若操之過急，必生流弊，須明達時務，老成持重主持，方達聖意”，他也是求自保為先。

袁世凱的話字面上沒錯，如果主持變法的是有學問，有經驗，有辦法的老輩分官員，可能變法的結果會不同。但問題是老官員他們都是官油子，誰都不會在局面明確之前拍馬上前，實際上就是變法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時機還不成熟。

百多天維新，光緒只管發了百多道新政上諭，要麼泥牛入海悄無聲息，要麼地方官員搗漿糊相互扯皮，人人自危雞犬不寧，致使老佛爺來個掀翻桌子，維新派徹底失敗。

戊戌時康有為的激進手段使維新變法折戟沉沙，之後康有為等人流亡海外。這位天生懂得權謀的大儒高舉維新保皇的大旗，和他那位生花妙筆的得意弟子梁啟超，主導了那一段變法歲月的輿論宣傳。不管康有為在百日維新中擔當了何種重要角色，隨著一些史實的披露，他在事後的表現也值得玩味的。

比如衣帶詔的真偽問題，現在有證據說明康有為的衣帶詔是假的，而且內容和真詔書大不一樣，康有為當初看到的還只是抄件，其原件被楊銳的後人所珍藏。關於光緒讓康有為去上海辦報紙的事，也不是如康有為所說是奉光緒的密詔，光緒有過此事的明發上諭，只是其內容又被康所改動。

不管怎樣，百日維新是中國知識分子在茫茫黑夜裡探尋出路的第一次摸索，它的失敗至少成為後來人繼續的墊腳石，不能無視志士仁人的努力，儘管他們有許多失策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