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早先看過一篇文章叫《我的朋友胡適之》，作者是誰已經忘了，但有個感受沒忘，那就是胡適的人緣確實很好。

胡適是一個典型的君子，溫良謙恭，乃至於對自己的包辦婚姻也沒有什麼不滿，反而和妻子相敬如賓。

對於朋友，胡適總是慷慨解囊的，在當時有許多文人處於一時的困難，如梁漱溟，即使和胡適不太相熟，胡適也總是相助一把的。

另外因為胡適朋友眾多，也有一些人冒充胡適的朋友，給自己臉上貼金，不可避免地會給胡適的聲譽造成一定影響，但胡適的好友實在多，而且大多受其恩惠，故多有讚譽，所以民國時能說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也是很驕傲的一件事。

因為胡適不但是才子，而且做人道德也是第一，是當時所有人的楷模，表裡如一的真君子，所以當時人緣妤的原因，在現在私心欲利認錢不認人的眼裡，認為他沒有本領，讀死書的人。

胡適灰色人生，有奶是娘，研究歷史，又認滿洲國，背靠大樹好乘涼。政治立場，私德都是有問題的。罵不還口，不僅是修養問題。借歷史，巜紅樓夢》為殼，韜光養晦，溫柔鄉快活，有些臭味相投朋友，但戰士和革命者是不與為伍的。主動巴結又宣揚的，老夫還孤陋寡聞。

在20世紀上半葉的文壇、學界、政界，胡適之的人緣都是極好的，而且無論中外。其中的原因可以分為三點來說。

一是胡適之經歷非常複雜，既是杜威的弟子，以杜威的地位，他的弟子自然會被高看一眼，又是學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當過北大校長，也深度參與過當時學界的若干運動，出版過不少專著，還是駐美大使，長期活動在中美交流的第一線，是蔣非常倚重的外交人才。一個人跨界多了，認識的人自然多。

二是胡適之的人品真的不錯。對待朋友，他一向是能幫就幫，林語堂在美國上學時，向他借兩千美元，這不是小數目，他也是節衣縮食想盡方法給林寄去。陳之藩也借過四百美元，想盡辦法還錢，胡知道後給他去信，說：“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陳之藩很感動，說自己從未見這樣“明的見解與這樣寬廣的心胸。”這樣的事多了，自然朋友也多了。

三是胡適之非常持平，絕無架子。胡適之57歲時，蔣校長親自給他過生日，央求他再去跑跑外援，胡適之當場懟了他，毫無諛色，還是有骨氣的。對平輩，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絕無虛言，除學術探討，不論長短，所以不容易與人交惡。“我的朋友胡適之”據說是傅斯年最早說的，有人拿去問胡適之，胡適之也是說“實在不知道，實在不知道。”實話實說。

對待同輩，他也是如此，只論事，不站隊。他和魯迅關係不好，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被人誣陷抄襲，他也要替魯迅辯駁。他和陳獨秀關係不好，但陳獨秀入獄時，他也是積極營救，可見心思澄澈，絕無私心。

對待晚輩也是如此。李敖當面懟他，他還是積極替李敖爭取留學名額，連李敖都不得不承認，臺灣學術是胡適之先生留下的種子。對待地位遠不如自己的人，也是一樣。胡適晚年在臺北時，有個賣芝麻餅的小販袁瓞，喜歡站在賣餅的鉛桶旁看書，遇到不解的問題，就寫信給胡求教，胡也是每信必復，還請他時常去辦公室聊聊。

這樣一個人，人緣怎麼可能不好。

坦誠、謙讓、認真、平和、寬容、熱誠、勤奮等等，這些都是胡適和胡適在做事為人方面表現出來的性格特點，竊以為，這就是胡適人緣好，甚至得到很多華人追捧的根本原因。所以，那個時代的文人學者，乃至政客，都以結交胡適為榮，故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一語流行坊間。

胡適這個人，從小就有謙虛禮讓的品質。他13歲到上海讀書的時候，因為還沒寫過作文，便被老師編到了最低階的班。當時有位語文老師，將“《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這句話中的《傳》，解釋為《左傳》。胡適沒有當場指出錯誤，沒有讓老師丟醜，而是在課後，拿著課本找到老師，指著課本上的話，低聲而恭敬地說：“先生，這句話中的《傳》，並不是指《左傳》，而是《易經》裡面的《繫辭傳》。”

老師聽後，羞得面紅耳赤，好在胡態度謙恭，不至於讓老師無地自容。老師驚異地問，你讀過《易經》？胡適點頭。又問他還讀過什麼書。胡適說還讀過《詩經》《書經》《禮記》等書。一個13歲的孩子就讀過那麼多書，讓先生更吃驚。於是，他讓胡適以《孝悌說》為題寫一篇作文，胡適很快就完成，先生看後，讚不絕口，在先生的大力推薦下，胡適立即升到了第二班，連跳三級。

這個小時候的故事，可以看出胡適的細緻和謙遜，態度亦誠懇，待人彬彬有禮，與人協調問題，也不會讓對方因犯了常識性的錯誤而難堪，從這件事上，充分顯示了胡適的做人準則，他後來之所以得到上下好評，交口稱讚，與小時候的修養是密切相關的。

很多人認為胡適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開路人之一，是“五四運動”的激先鋒，是“打倒孔家店”的提出者。其實，這裡面有很多誤解，胡適雖然提倡改革，提倡破舊立新，但他的態度較之陳獨秀、魯迅諸人，卻要溫和得多。胡適很早就開始提倡白話文，任鴻雋、唐鉞、梅光迪諸君都極力反對，胡適雖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但他沒對反對者以攻擊，更不會像魯迅一樣，發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種驚天之論。

在這件事上，胡適即便是對最激烈的反對者梅光迪，也只是寫了一首幽默的白話詩來規勸，中間有幾句還蠻有味道：“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態度溫和，語言幽默，從不像與人吵架的樣子，任何人都能高興的接受。

魯迅與胡適的關係，先好後壞。魯迅多次在文章中譏諷胡適，但胡適從來不加入論戰，不特不加入論戰，他還多次在不同場合說過：“魯迅是我們自己人，他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種寬容而善良的性格，在當時的激進的知識分子中，真是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