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格物，就是修身就是陶冶身心，涵養德性，修持身性。推究；致:求得。窮究事物原理。惟德惟勤：只有保持良好的品德和勤勞的良好習慣。【修身格物，惟德惟勤】就是陶冶身心和推究事物原理，與良好的品德和勤勞是分不開的。實事求是“格物致知”包含“實事求是”精神，但是，其內涵遠比“實事求是”豐富。現今流行觀點和朱熹觀點的差異，乃是在關於“致知”的解釋。朱熹所謂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心得感悟與知識─而現代流行觀點的“知”只是指知識，這種觀念變異可能是由於現今社會流行唯物論觀點所產生的影響。偽學雖然朱熹乃是儒學史上承先啟後的一代大儒，但他對於“格物致知”的觀點之所以在後世成為主流，並非是因為獲得後世儒家學者的普遍贊同。事實上，朱熹學說在南宋當時還因政治黨爭而被斥為“偽學”，而後世的許多儒家學者也更大力批判朱熹對於“格物致知”的學說觀點。但因為朱熹的《四書集註》在元朝中葉就被官方採用為科舉取士的應試準則，而自從明太祖開始獨尊朱熹學說為《四書》上的唯一官方思想權威以後，朱熹學說更是成為明清兩代歷時五百餘年在科舉應試上的官方教條觀點。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觀點也就在數百年的官方教條權威下，成為後世社會上的普遍流行觀點。所以在清末的洋務學堂中，就把物理、化學等學科稱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簡稱。擴充套件資料儒家思想一直都是隨著時代思潮而遷變演化。孔子雖是儒家的開創者，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乃是繼承了春秋以前中國文明的民本思想傳統。孔子一生的思想著述，主要在關心現世的政治與道德，並未在心性修為問題上多所關注，正如《論語·公冶長》記載了子貢對於孔子學問的感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而孔子當時的時代，早已有學者論述天道心性；例如孔子訪周所拜見的老子，就在《老子》一書講述“道”之玄理，還有《關尹子》一書也是當時的道家著作。即使是《管子》一書，也有〈心術〉〈內業〉等篇論述心性修為。可知此種後來形成道家傳統的心性修為傳統，決非是起於老子，正如儒家的民本思想傳統並非起於孔子；否則，需要心性修為才能成就的中醫傳統，就不可能發生於老子之前。所以孔子逝後的儒家學者們，為了弭補孔子學說的不足之處，遂企圖要吸納融合當時道家與陰陽家的心性修為與自然哲學的傳統。《子思子》之“五行觀”與《公孫尼子》之“養氣說”，就是戰國初期儒家學者的此類努力成果。戰國初期的子思，作《中庸》，首先以孔子的“中庸”思想為基礎，而建構了儒家的心性理論。然而先秦時期典籍從未出現“格物致知”的相關詞彙，所以“格物致知”應該不是先秦儒學思想，而是漢朝學者融貫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觀念產物。而因為涉及了道家思想，所以也就造成後世儒者理解上的困難，也就形成了千餘年來的觀點爭議。“格物致知”之所以難於解釋，而使儒學界爭論達千餘年。首先難處是因為“格物致知”乃是《大學》八目的基礎功夫，更是“誠意正心”的修持基礎，也就涉及了心性修為的根本基礎，而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通於先秦道家之學。宋儒理學興起後，儒家學者往往貶斥道家與佛家，因而也就愈加難以理解其原始意涵。在儒學歷史上宋儒為排佛道兩家，程頤自創“理”以取代“道”(孔子論道而未論理)，而朱熹更是無視《史記》記載而硬要認為“孔子訪周所拜見的老子，並非道家老子，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難處是因為“格物致知”的字義訓詁難以適當，以致於不能適切解釋字義；這也是因為缺乏相關《大學》作者意旨的文獻，可供證明“格物致知”的正確意義。遂使以後諸儒各家解釋，往往各自隨意發明而強行解釋，遂造成至今儒學思想上的千古疑案。
修身格物，就是修身就是陶冶身心，涵養德性，修持身性。推究；致:求得。窮究事物原理。惟德惟勤：只有保持良好的品德和勤勞的良好習慣。【修身格物，惟德惟勤】就是陶冶身心和推究事物原理，與良好的品德和勤勞是分不開的。實事求是“格物致知”包含“實事求是”精神，但是，其內涵遠比“實事求是”豐富。現今流行觀點和朱熹觀點的差異，乃是在關於“致知”的解釋。朱熹所謂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心得感悟與知識─而現代流行觀點的“知”只是指知識，這種觀念變異可能是由於現今社會流行唯物論觀點所產生的影響。偽學雖然朱熹乃是儒學史上承先啟後的一代大儒，但他對於“格物致知”的觀點之所以在後世成為主流，並非是因為獲得後世儒家學者的普遍贊同。事實上，朱熹學說在南宋當時還因政治黨爭而被斥為“偽學”，而後世的許多儒家學者也更大力批判朱熹對於“格物致知”的學說觀點。但因為朱熹的《四書集註》在元朝中葉就被官方採用為科舉取士的應試準則，而自從明太祖開始獨尊朱熹學說為《四書》上的唯一官方思想權威以後，朱熹學說更是成為明清兩代歷時五百餘年在科舉應試上的官方教條觀點。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觀點也就在數百年的官方教條權威下，成為後世社會上的普遍流行觀點。所以在清末的洋務學堂中，就把物理、化學等學科稱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簡稱。擴充套件資料儒家思想一直都是隨著時代思潮而遷變演化。孔子雖是儒家的開創者，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乃是繼承了春秋以前中國文明的民本思想傳統。孔子一生的思想著述，主要在關心現世的政治與道德，並未在心性修為問題上多所關注，正如《論語·公冶長》記載了子貢對於孔子學問的感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而孔子當時的時代，早已有學者論述天道心性；例如孔子訪周所拜見的老子，就在《老子》一書講述“道”之玄理，還有《關尹子》一書也是當時的道家著作。即使是《管子》一書，也有〈心術〉〈內業〉等篇論述心性修為。可知此種後來形成道家傳統的心性修為傳統，決非是起於老子，正如儒家的民本思想傳統並非起於孔子；否則，需要心性修為才能成就的中醫傳統，就不可能發生於老子之前。所以孔子逝後的儒家學者們，為了弭補孔子學說的不足之處，遂企圖要吸納融合當時道家與陰陽家的心性修為與自然哲學的傳統。《子思子》之“五行觀”與《公孫尼子》之“養氣說”，就是戰國初期儒家學者的此類努力成果。戰國初期的子思，作《中庸》，首先以孔子的“中庸”思想為基礎，而建構了儒家的心性理論。然而先秦時期典籍從未出現“格物致知”的相關詞彙，所以“格物致知”應該不是先秦儒學思想，而是漢朝學者融貫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觀念產物。而因為涉及了道家思想，所以也就造成後世儒者理解上的困難，也就形成了千餘年來的觀點爭議。“格物致知”之所以難於解釋，而使儒學界爭論達千餘年。首先難處是因為“格物致知”乃是《大學》八目的基礎功夫，更是“誠意正心”的修持基礎，也就涉及了心性修為的根本基礎，而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通於先秦道家之學。宋儒理學興起後，儒家學者往往貶斥道家與佛家，因而也就愈加難以理解其原始意涵。在儒學歷史上宋儒為排佛道兩家，程頤自創“理”以取代“道”(孔子論道而未論理)，而朱熹更是無視《史記》記載而硬要認為“孔子訪周所拜見的老子，並非道家老子，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難處是因為“格物致知”的字義訓詁難以適當，以致於不能適切解釋字義；這也是因為缺乏相關《大學》作者意旨的文獻，可供證明“格物致知”的正確意義。遂使以後諸儒各家解釋，往往各自隨意發明而強行解釋，遂造成至今儒學思想上的千古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