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餘華的這部作品中，展示了青年成長階段在邁向成人世界時的種種遭遇：理想與現實、抗爭與無奈、殘酷與溫暖、失去與收穫等。可以發現，作品中還透露出兩個更深層次問題：一是青年所接受的成長教育的悖論，二是在青年成長過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

首先看成長教育中的悖論。十八歲生日那天父親給了我一個紅色的書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書包裡裝著的，是我邁入社會前所做的一切準備。“我”是在得到父輩的允許或者是在父輩的要求下，踏入陌生的現實社會。因此，“我”是在傳統教育中成長起來的，遵從於父輩的青年。由於我從未曾真正走入社會，所以我所準備的只侷限於“我”的間接體驗。在現代社會，這些體驗更多的是來自於教育，來自於家庭中的父輩與兄長的，來自於學校專業教師的，也包括“我”的小生活圈子。這是“我”紅色書包中差不多所容納的全部內容。然而，在社會及個人前途不可知的情況下，機械般的形式教育和片面性的思想教育，是導致“我”過渡到成年階段必須付出巨大痛苦的原因之一。

“我”對整個世界抱持友善的態度，一路上對著群山就像對著自己的朋友。我遇到卡車司機，滿以為“我”付出後必然有回報。司機跟我侃侃而談，搭著“我”的肩膀，訴說自己的情感經歷，“我”便把他看做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看到有人哄搶蘋果，出於正義感和對朋友的忠誠，“我”必須去阻止這些有悖道德的行為，在“我”所接受的教育裡，盜竊行為是不能容忍的，眼見他人遇到困難而坐視不理，也是不可以的。於是，“我”挺身而出，用正義的行為去阻止他們，使世界恢復到應該是怎樣的一個狀態中去。然而“我”失敗了，這暗示著“我”所接受的教育的失敗。而那個司機朋友竟然也背叛了“我”。他看見“我”被打，表情竟然越來越高興，最後還搶走了“我”的揹包，與那夥盜賊同上了一輛拖拉機，消失在了公路上。在這裡紅色揹包被司機搶走，實際上暗示了父親交付給“我”的經驗在“我”的現實裡成為不可能。“我”需要重新發現和認識。司機代表了一種當下的社會現實，不可理喻，也不可信任。睜這是“我”所接受的教育裡所不會提到的，無論是從書本上、家庭中、學校裡都不會向“我”解釋這些現象是怎樣發生的，“我”又該如何去餓“我”所被灌輸的思想是規約“我”如何去成為一個合格的人。於是，“我”擁有了教育所要實現的理想化人格，而當下的社會現實以及個人如何能在重重矛盾中避免傷害，獲得發展，卻不是教育關鍵所在。因此，在“我”的眼裡，成人世界只有美好。“我”所接受的教育來自於“我”的父輩及其所屬的成人世界。來自於成人的教育，卻在成人的世界裡被推翻。這一成長教育中的悖論令人深思。

其次，再看青年成長過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問題。通常，青年成長路上，領路人是一個重要的要素，充當青年成長中的指導和教誨的角色。十八歲那天“父親在我腦後拍了一下。於是我歡快地衝出了家門。”從這一刻起，“我”一下子被拋入現實社會，開始孤獨地面對陌生世界，“我”在路上漫無目的，沒有方向。因為“我”出發前就沒有預設的目標和來自成人的導向。當“我”坐上汽車，雖然是向自己來時的方向行駛，但“我”仍然覺得舒服。因為“我”沒有方向。

接著“我”想要找個旅店。尋找旅店從某種意義上象徵著青年在進入成人世界中對現實生活的歸宿和自我精神所屬的一個尋求。旅店象徵人生道路上的一程，“我”要在這個旅途中不斷地尋找和嘗試新的落腳點。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對世界進行不斷地認識和體悟，從而找到自己的位置。當“我”坐在車上問司機，要去哪裡，他也說“開過去看”。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總會受到身邊人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這些人物影響著主人公的生活經歷和他們對社會的認識。青年在觀察這些人物扮演的社會角色申逐漸找到自我，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而在《十八歲出門遠行》這部作品中，會發現餘華將主人公與外在世界的人們之間最大限度地陌生化了。所有的人物都是模糊不清和無來由的。就連那個唯一和主人公發生過交流的司機也是無章可循，喜怒無常。成長領路人的缺失，使得主體彷彿被置於社會的荒漠。 這篇小說的情節十分荒誕，充滿了掠奪與欺騙。為了搭便車，“我”向司機敬菸，司機接受了“我”的煙，卻粗暴地拒絕“我”乘車；“我”兇狠地呵斥他，他卻“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來”，而且還要“我”在車正開著時去車廂取蘋果；汽車拋錨了，司機不但不著急，反而在旁邊認真地做起了廣播體操；有人搶劫車上的蘋果，他竟然無動於衷，只對“我”被打破的鼻子感興趣；搶劫又一次發生，“我”奮不顧身地反抗，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司機不但不同情和幫助“我”，卻“站在遠處朝我哈哈大笑”；最後司機也參加到搶劫者行列裡去，把“我”的揹包也搶走了。從表面看，這一切都是不合情理的，是荒誕的，但從藝術的角度看，這正符合現代主義文學的要求。現代主義文學往往不主張作品去再現生活，而是提倡從人的心理感受出發，表現生活對人的壓抑和扭曲。這裡的故事本身僅僅是一種媒介，或者是一種象徵，因此，不能用現實生活的邏輯來理解作品。其實，這篇小說正是透過“我”第一次出門遠行的經歷，表現對生活的一種感受。顯然，作者的指向是現實生活的荒誕與虛偽，想要凸顯的是人世之險、人性之惡，這也是餘華對現實冷峻思考的結果，是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反映。在這裡，小說的故事情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給讀者一種荒誕離奇的感覺。讀者越是感到離奇、荒誕，不可思議，作者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西方現代派文學是反傳統的，荒誕性是其藝術特徵之一。單從這點看，《十八歲出門遠行》的現代派特點是非常明顯的。小說透過十八歲的“我”的眼光對現實世界做了真實的反映。尤其是看到被搶的司機不但不憤怒，不阻擋這種搶劫行為，反而“哈哈大笑”地與搶劫者共同坐在拖拉機上，而且還搶了“我”的揹包。初次閱讀作品的，一般都無法理解司機的這種行為。其實，這裡面有作者的隱喻。這種行為表面上看起來是荒誕的，但仔細一想，這並不奇怪。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人的價值觀念和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了空前的撞擊，人們的是非善惡觀也發生了變化。

在餘華的這部作品中，展示了青年成長階段在邁向成人世界時的種種遭遇：理想與現實、抗爭與無奈、殘酷與溫暖、失去與收穫等。可以發現，作品中還透露出兩個更深層次問題：一是青年所接受的成長教育的悖論，二是在青年成長過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

首先看成長教育中的悖論。十八歲生日那天父親給了我一個紅色的書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書包裡裝著的，是我邁入社會前所做的一切準備。“我”是在得到父輩的允許或者是在父輩的要求下，踏入陌生的現實社會。因此，“我”是在傳統教育中成長起來的，遵從於父輩的青年。由於我從未曾真正走入社會，所以我所準備的只侷限於“我”的間接體驗。在現代社會，這些體驗更多的是來自於教育，來自於家庭中的父輩與兄長的，來自於學校專業教師的，也包括“我”的小生活圈子。這是“我”紅色書包中差不多所容納的全部內容。然而，在社會及個人前途不可知的情況下，機械般的形式教育和片面性的思想教育，是導致“我”過渡到成年階段必須付出巨大痛苦的原因之一。

“我”對整個世界抱持友善的態度，一路上對著群山就像對著自己的朋友。我遇到卡車司機，滿以為“我”付出後必然有回報。司機跟我侃侃而談，搭著“我”的肩膀，訴說自己的情感經歷，“我”便把他看做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看到有人哄搶蘋果，出於正義感和對朋友的忠誠，“我”必須去阻止這些有悖道德的行為，在“我”所接受的教育裡，盜竊行為是不能容忍的，眼見他人遇到困難而坐視不理，也是不可以的。於是，“我”挺身而出，用正義的行為去阻止他們，使世界恢復到應該是怎樣的一個狀態中去。然而“我”失敗了，這暗示著“我”所接受的教育的失敗。而那個司機朋友竟然也背叛了“我”。他看見“我”被打，表情竟然越來越高興，最後還搶走了“我”的揹包，與那夥盜賊同上了一輛拖拉機，消失在了公路上。在這裡紅色揹包被司機搶走，實際上暗示了父親交付給“我”的經驗在“我”的現實裡成為不可能。“我”需要重新發現和認識。司機代表了一種當下的社會現實，不可理喻，也不可信任。睜這是“我”所接受的教育裡所不會提到的，無論是從書本上、家庭中、學校裡都不會向“我”解釋這些現象是怎樣發生的，“我”又該如何去餓“我”所被灌輸的思想是規約“我”如何去成為一個合格的人。於是，“我”擁有了教育所要實現的理想化人格，而當下的社會現實以及個人如何能在重重矛盾中避免傷害，獲得發展，卻不是教育關鍵所在。因此，在“我”的眼裡，成人世界只有美好。“我”所接受的教育來自於“我”的父輩及其所屬的成人世界。來自於成人的教育，卻在成人的世界裡被推翻。這一成長教育中的悖論令人深思。

其次，再看青年成長過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問題。通常，青年成長路上，領路人是一個重要的要素，充當青年成長中的指導和教誨的角色。十八歲那天“父親在我腦後拍了一下。於是我歡快地衝出了家門。”從這一刻起，“我”一下子被拋入現實社會，開始孤獨地面對陌生世界，“我”在路上漫無目的，沒有方向。因為“我”出發前就沒有預設的目標和來自成人的導向。當“我”坐上汽車，雖然是向自己來時的方向行駛，但“我”仍然覺得舒服。因為“我”沒有方向。

接著“我”想要找個旅店。尋找旅店從某種意義上象徵著青年在進入成人世界中對現實生活的歸宿和自我精神所屬的一個尋求。旅店象徵人生道路上的一程，“我”要在這個旅途中不斷地尋找和嘗試新的落腳點。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對世界進行不斷地認識和體悟，從而找到自己的位置。當“我”坐在車上問司機，要去哪裡，他也說“開過去看”。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總會受到身邊人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這些人物影響著主人公的生活經歷和他們對社會的認識。青年在觀察這些人物扮演的社會角色申逐漸找到自我，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而在《十八歲出門遠行》這部作品中，會發現餘華將主人公與外在世界的人們之間最大限度地陌生化了。所有的人物都是模糊不清和無來由的。就連那個唯一和主人公發生過交流的司機也是無章可循，喜怒無常。成長領路人的缺失，使得主體彷彿被置於社會的荒漠。 這篇小說的情節十分荒誕，充滿了掠奪與欺騙。為了搭便車，“我”向司機敬菸，司機接受了“我”的煙，卻粗暴地拒絕“我”乘車；“我”兇狠地呵斥他，他卻“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來”，而且還要“我”在車正開著時去車廂取蘋果；汽車拋錨了，司機不但不著急，反而在旁邊認真地做起了廣播體操；有人搶劫車上的蘋果，他竟然無動於衷，只對“我”被打破的鼻子感興趣；搶劫又一次發生，“我”奮不顧身地反抗，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司機不但不同情和幫助“我”，卻“站在遠處朝我哈哈大笑”；最後司機也參加到搶劫者行列裡去，把“我”的揹包也搶走了。從表面看，這一切都是不合情理的，是荒誕的，但從藝術的角度看，這正符合現代主義文學的要求。現代主義文學往往不主張作品去再現生活，而是提倡從人的心理感受出發，表現生活對人的壓抑和扭曲。這裡的故事本身僅僅是一種媒介，或者是一種象徵，因此，不能用現實生活的邏輯來理解作品。其實，這篇小說正是透過“我”第一次出門遠行的經歷，表現對生活的一種感受。顯然，作者的指向是現實生活的荒誕與虛偽，想要凸顯的是人世之險、人性之惡，這也是餘華對現實冷峻思考的結果，是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反映。在這裡，小說的故事情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給讀者一種荒誕離奇的感覺。讀者越是感到離奇、荒誕，不可思議，作者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西方現代派文學是反傳統的，荒誕性是其藝術特徵之一。單從這點看，《十八歲出門遠行》的現代派特點是非常明顯的。小說透過十八歲的“我”的眼光對現實世界做了真實的反映。尤其是看到被搶的司機不但不憤怒，不阻擋這種搶劫行為，反而“哈哈大笑”地與搶劫者共同坐在拖拉機上，而且還搶了“我”的揹包。初次閱讀作品的，一般都無法理解司機的這種行為。其實，這裡面有作者的隱喻。這種行為表面上看起來是荒誕的，但仔細一想，這並不奇怪。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人的價值觀念和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了空前的撞擊，人們的是非善惡觀也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