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得小車者不僅能得天下，還能使一個民族和國家富強起來，其功能不只是個性和娛樂，重要的是看須臾不離的日常，朝夕相伴的生活，一種精神尺度的衡量，國民性的載體。】
全新波羅（POLO）上市，請來《飛馳人生》電影主創人員站臺，秀故事。反客為主，波羅成託。津津樂道，沒有冷場。熱鬧是人，而不是車。故有人說，這是上汽大眾上市活動的觀念轉變，由產品開始轉向感性。現場效果，就像新片首映式。有人問，成功，還是不成功？暫難說。不過，此舉足以顯示廠家底氣，手筆不俗，雲淡風輕，神態篤定。畢竟，這部車牛，帶紅了電影，也讓電影帶到了“溝”裡。
這怎麼說？有人總結，這是“買了炮竹給人放”的“壽頭”（滬語中的傻），倒頭來是為他人做嫁衣（海報），淹沒了波羅應有的價值。理由是，電影搶了風頭，幕後成趣聞，冷淡了新車上市，以及它的歷史。這是表象。廠家並不在乎，關鍵看效果，能否拉動銷量。
當然，廠家高興，偷著樂。從來還沒有一部電影如此赤裸，大膽植入一個汽車品牌，甚至當作角色量身定製，把片名直接拿來用，將海報（電影）當作波羅廣告。張冠李戴，名正言順。如此這般，創下奇葩傳播，連好萊塢也要大跌眼鏡，商業片竟然可以被訂製？
讓廠家更為得意的是，此片放映給波羅這款車帶來的影響早就超出了對車的預期，業已成為文娛佳話，引出對於賽車迷戀的話題。尤其是對那些有“缺失”的車手，賽車江湖產生了不小的興趣。這對年輕人來說，吸引力不可不小，裡面有爭強好鬥的刺激，也有個體釋放的魔力，有玩家，有大佬，也有人生。這種引導，雖不能說教化，但誘惑力不可小覷。
從觀察的角度看，波羅上市活動至少有三個維度可供觀察。首先是電影影響；其次是波羅本身；再是商業價值。
作為電影而言，講的是鮮為人知的賽車故事。看似叛道，取材於真實故事，但情感虛構，挾持不少“私貨”。就人物而言，虛實有跡可尋，甚至真人出場，友情出鏡。如此這般熱鬧，可以意會，不忍細瞧，全都帶響，證明商業很成功，片尾長長合作名單就是最好註腳。當然，上汽大眾作為本片戰略合作伙伴赫然在目，捧為上座。至於片子，人云亦云，票房為王。
擁有1700多萬輛的波羅歷經40餘年，躋身世界級品牌。在歐洲隨處可見，在德國家喻戶曉。因為有小車傳統，格外講究。大眾汽車有一句名言，“想想還是小得好。”代表了德華人對於汽車的理解，不僅成就了一代名車New Beetle，還成功打造了Golf，並細分出一個市場。諾貝爾獲獎作家格拉斯在他的《我的世紀》中專門追述了小車（New Beetle）對德國民族性格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波羅事實上演繹了德華人的生活訴求（品質和效能）。引入中國，很自然地成為“小貴族”。近20年，銷量195萬輛，業已成為小車中的經典。迄今為止，還鮮有同級小車比肩。
但波羅在中國的故事遠沒有桑車精彩，倒像是富二代，在蜜水裡泡大，落地就介入賽事，屬於廠家最受寵的小弟弟，居然為它還扶持了一個車隊專門伺候這個品牌。這在中國汽車品牌中找不出第二。儘管這款車從未進入汽車消費主體，但暗地裡卻培養了不少車迷和車手。潛移默化，無意中扮演了“賽車”的啟蒙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波羅的幸運就在於有厚實的家底（企業實力），有“啃老”的資本，靠“養”，走到今天，否則命運不會比同時期小車好到哪裡。就像自家的高樂不也沒保住，成了被人遺忘的敗筆？
以這樣的角度看《飛馳人生》，講的是圈內熟悉的故事，即便是有原形到場證明，但這並非波羅所主張的“人生”（品質生活），而是“邊緣化”的小眾（走火入魔）。嚴格地說，這是一部屬於自嗨的娛樂片，尚未構建積極的共識，也談不上勵志，僅停留在過於具體的現實追求。過度商業化淹沒了波羅的單純。如果深入推敲，發現影片中的人物除了喜歡車外，天馬行空，缺少地理屬性，可以移植到任何地方，沒有故鄉。儘管有陸家嘴的鏡頭，但不真實（現在哪有毗鄰外灘的民居）；儘管有富家子弟玩車，但過於誇張疏於真實（只剩下拿賽車比快樂）；儘管有老闆幫忙，但充斥江湖不靠譜（有道上混的匪氣）；儘管有傳奇，但無厘頭（吃不準想表達什麼）；儘管有不錯的票房，但不排除自帶流量的炒作（難以複製的不確定）。
凡此種種，說明什麼？商業。在同樣的思路下，“飛馳人生”要比先前的“投文D字”和“痞子英雄”幸運得多，佔有天時地理人和的優勢，玩出了一點電影工業的味道。但不等於片子有多成功（可參照《摔跤吧，爸爸》）。當娛樂在資本和市場的合力之下，迸發出的商業誘惑和壓力不可謂不小，正如韓寒所說，“不想辜負那些真金白銀支援你的人的期許。”說穿了，還是受制於商業的左右。
以這樣的思路看波羅被植入，事實上是被商業綁架，抑制了主流價值，迎合商業趣味，被壓縮在賽車和虛幻的狹小空間，尚未放到民享的大空間去釋放，淡化了生活的原味，抽離不出更為廣泛的共識，事實上是背離了小車的初衷，被極端化了。由此，聯想到在海德堡見到波羅車時，當地人說，在這裡（大學城），不少老師和學者也開此車。發現人們善待小車，視為生活，並不當作玩具（飆車）。那種平靜，溫文爾雅。即便是在喜歡玩車的歐洲，聊起來也多半把小車當作民有民享民樂的民生，而不是劍走偏鋒的極端（過度運動），放大欲望的瘋狂（賽車），保持商業炒作的距離。
點評：
把小車過度娛樂和個性化，並以年輕化為幌子異化為成人玩具，忽視最大公約數的需求，編撰時髦概念，演繹超現實故事，描摹先鋒和前衛，等等。其實是不確定的意識和淺薄的思維，暴露出茫然的不自信，尤其是拿所謂“汽車運動”和“賽車文化”來刺激或粉飾，更顯其粗鄙簡單化的短視，缺少積澱和精神的支撐。單薄而脆弱。所以，波羅也許能使賽車飛馳起來，卻未必能把生活飛馳起來。相對於社會貢獻有限，價值取向的示範性欠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得小車者不僅能得天下，還能使一個民族和國家富強起來，其功能不只是個性和娛樂，重要的是看須臾不離的日常，朝夕相伴的生活，一種精神尺度的衡量，國民性的載體。
【導語：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得小車者不僅能得天下，還能使一個民族和國家富強起來，其功能不只是個性和娛樂，重要的是看須臾不離的日常，朝夕相伴的生活，一種精神尺度的衡量，國民性的載體。】
全新波羅（POLO）上市，請來《飛馳人生》電影主創人員站臺，秀故事。反客為主，波羅成託。津津樂道，沒有冷場。熱鬧是人，而不是車。故有人說，這是上汽大眾上市活動的觀念轉變，由產品開始轉向感性。現場效果，就像新片首映式。有人問，成功，還是不成功？暫難說。不過，此舉足以顯示廠家底氣，手筆不俗，雲淡風輕，神態篤定。畢竟，這部車牛，帶紅了電影，也讓電影帶到了“溝”裡。
這怎麼說？有人總結，這是“買了炮竹給人放”的“壽頭”（滬語中的傻），倒頭來是為他人做嫁衣（海報），淹沒了波羅應有的價值。理由是，電影搶了風頭，幕後成趣聞，冷淡了新車上市，以及它的歷史。這是表象。廠家並不在乎，關鍵看效果，能否拉動銷量。
當然，廠家高興，偷著樂。從來還沒有一部電影如此赤裸，大膽植入一個汽車品牌，甚至當作角色量身定製，把片名直接拿來用，將海報（電影）當作波羅廣告。張冠李戴，名正言順。如此這般，創下奇葩傳播，連好萊塢也要大跌眼鏡，商業片竟然可以被訂製？
讓廠家更為得意的是，此片放映給波羅這款車帶來的影響早就超出了對車的預期，業已成為文娛佳話，引出對於賽車迷戀的話題。尤其是對那些有“缺失”的車手，賽車江湖產生了不小的興趣。這對年輕人來說，吸引力不可不小，裡面有爭強好鬥的刺激，也有個體釋放的魔力，有玩家，有大佬，也有人生。這種引導，雖不能說教化，但誘惑力不可小覷。
從觀察的角度看，波羅上市活動至少有三個維度可供觀察。首先是電影影響；其次是波羅本身；再是商業價值。
作為電影而言，講的是鮮為人知的賽車故事。看似叛道，取材於真實故事，但情感虛構，挾持不少“私貨”。就人物而言，虛實有跡可尋，甚至真人出場，友情出鏡。如此這般熱鬧，可以意會，不忍細瞧，全都帶響，證明商業很成功，片尾長長合作名單就是最好註腳。當然，上汽大眾作為本片戰略合作伙伴赫然在目，捧為上座。至於片子，人云亦云，票房為王。
擁有1700多萬輛的波羅歷經40餘年，躋身世界級品牌。在歐洲隨處可見，在德國家喻戶曉。因為有小車傳統，格外講究。大眾汽車有一句名言，“想想還是小得好。”代表了德華人對於汽車的理解，不僅成就了一代名車New Beetle，還成功打造了Golf，並細分出一個市場。諾貝爾獲獎作家格拉斯在他的《我的世紀》中專門追述了小車（New Beetle）對德國民族性格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波羅事實上演繹了德華人的生活訴求（品質和效能）。引入中國，很自然地成為“小貴族”。近20年，銷量195萬輛，業已成為小車中的經典。迄今為止，還鮮有同級小車比肩。
但波羅在中國的故事遠沒有桑車精彩，倒像是富二代，在蜜水裡泡大，落地就介入賽事，屬於廠家最受寵的小弟弟，居然為它還扶持了一個車隊專門伺候這個品牌。這在中國汽車品牌中找不出第二。儘管這款車從未進入汽車消費主體，但暗地裡卻培養了不少車迷和車手。潛移默化，無意中扮演了“賽車”的啟蒙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波羅的幸運就在於有厚實的家底（企業實力），有“啃老”的資本，靠“養”，走到今天，否則命運不會比同時期小車好到哪裡。就像自家的高樂不也沒保住，成了被人遺忘的敗筆？
以這樣的角度看《飛馳人生》，講的是圈內熟悉的故事，即便是有原形到場證明，但這並非波羅所主張的“人生”（品質生活），而是“邊緣化”的小眾（走火入魔）。嚴格地說，這是一部屬於自嗨的娛樂片，尚未構建積極的共識，也談不上勵志，僅停留在過於具體的現實追求。過度商業化淹沒了波羅的單純。如果深入推敲，發現影片中的人物除了喜歡車外，天馬行空，缺少地理屬性，可以移植到任何地方，沒有故鄉。儘管有陸家嘴的鏡頭，但不真實（現在哪有毗鄰外灘的民居）；儘管有富家子弟玩車，但過於誇張疏於真實（只剩下拿賽車比快樂）；儘管有老闆幫忙，但充斥江湖不靠譜（有道上混的匪氣）；儘管有傳奇，但無厘頭（吃不準想表達什麼）；儘管有不錯的票房，但不排除自帶流量的炒作（難以複製的不確定）。
凡此種種，說明什麼？商業。在同樣的思路下，“飛馳人生”要比先前的“投文D字”和“痞子英雄”幸運得多，佔有天時地理人和的優勢，玩出了一點電影工業的味道。但不等於片子有多成功（可參照《摔跤吧，爸爸》）。當娛樂在資本和市場的合力之下，迸發出的商業誘惑和壓力不可謂不小，正如韓寒所說，“不想辜負那些真金白銀支援你的人的期許。”說穿了，還是受制於商業的左右。
以這樣的思路看波羅被植入，事實上是被商業綁架，抑制了主流價值，迎合商業趣味，被壓縮在賽車和虛幻的狹小空間，尚未放到民享的大空間去釋放，淡化了生活的原味，抽離不出更為廣泛的共識，事實上是背離了小車的初衷，被極端化了。由此，聯想到在海德堡見到波羅車時，當地人說，在這裡（大學城），不少老師和學者也開此車。發現人們善待小車，視為生活，並不當作玩具（飆車）。那種平靜，溫文爾雅。即便是在喜歡玩車的歐洲，聊起來也多半把小車當作民有民享民樂的民生，而不是劍走偏鋒的極端（過度運動），放大欲望的瘋狂（賽車），保持商業炒作的距離。
點評：
把小車過度娛樂和個性化，並以年輕化為幌子異化為成人玩具，忽視最大公約數的需求，編撰時髦概念，演繹超現實故事，描摹先鋒和前衛，等等。其實是不確定的意識和淺薄的思維，暴露出茫然的不自信，尤其是拿所謂“汽車運動”和“賽車文化”來刺激或粉飾，更顯其粗鄙簡單化的短視，缺少積澱和精神的支撐。單薄而脆弱。所以，波羅也許能使賽車飛馳起來，卻未必能把生活飛馳起來。相對於社會貢獻有限，價值取向的示範性欠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得小車者不僅能得天下，還能使一個民族和國家富強起來，其功能不只是個性和娛樂，重要的是看須臾不離的日常，朝夕相伴的生活，一種精神尺度的衡量，國民性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