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右曾古本竹書紀年）

古本《竹書紀年》不是偽書，而是戰國魏之史官撰著的編年體史籍。

司馬遷說《太史公書》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自然，這部魏國的編年史也是“成一家之言”了。

至少，此書中，載錄了不少重要的史料。

晉武帝司馬炎咸寧五年，也就是公元279年，汲郡人不準盜挖戰國魏王墓。有人說，這事兒是在280年，還有人說是281年，按照《晉書》記載，當為279年。

盜墓過程中，發現了大量竹簡，多有散失。官府聽聞後前往收繳，又有不少損佚。後來，當時不少著名學者，如荀勗、和嶠、束皙、衛恆等，參與了竹簡的整理，共整合七十五篇。

其中，有十三篇為編年史，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曆史，按年編次。平王東遷後以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以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止。

因其寫於竹簡，於是被定名為《竹書紀年》。

這是此批竹簡中最著名的一部書。另一部，是《穆天子傳》。

《竹書紀年》之原簡，可能於永嘉之亂時亡佚，但有前述學者所著《初釋本》和《考正本》傳抄流行。

（偽今本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面世後，引得不少人據此訂正過往歷史，因而也受到強烈抵制，使此書影響由盛轉衰。至宋，很少再有人看到此書，也很少有人引用了。

宋以後，有人抄錄《宋書.福瑞志》作為附註，託名梁沈約注，造成一部《竹書紀年》，即“今本《竹書紀年》”。

此書明代以後流行很廣。直到清朝錢大昕站出來直斥其偽。紀昀、洪頤煊、郝懿行等亦考證其偽。人們開始相信其為偽書。

（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

之後，朱右曾從各種舊籍中摘錄真本《竹書紀年》原文，加以考證，成《汲冢紀年存真》二卷，這才有了現在的古本《竹書紀年》。

1917年，王國維在此書基礎上，加以補充和訂正，編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又比朱書精益。

後，範祥雍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1981年，有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被認為是較完備版本。

《晉書.束皙傳》載，汲郡不準所盜是戰國魏襄王墓或安釐王墓。實際上，魏都在大梁不在汲郡，被盜的，應為魏國貴族之墓。《竹書紀年》作者，當為魏國史官。

前面說到了，《竹書紀年》亦為“一家之言”。先秦史官，有家族傳統，應該是從更早遠的年代傳承而來，其實到了漢代仍然如此，比如司馬遷。

不必懷疑“史官”的“職業操守”和“專業技能”。

劉師培在《補古學出於史官論》中說：“蓋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學術耳。古代學術，以天文術數為大宗。而天文術數，亦掌於史官。此史職所由尊也。”

古本《竹書紀年》出於魏國史官之手，可信其“忠於職守”“鞠躬盡瘁”，不會故意造假。

但是，有兩個問題——

一是對於久遠歷史，比如，最初參與整理《竹書紀年》的和嶠雲：“《紀年》起自黃帝”，這與《史記》一樣，不過，魏史官和司馬遷皆從傳說中瞭解到黃帝的一些“資訊”，而且均難加考證。比如，關於堯舜傳位之不同，魏史官和太史公亦只能根據傳說。

二是，即便對西周以降相對較近的歷史，魏史官和司馬遷所據傳說、典籍等等之不同，也會產生記述差異。

只能說，這種差異十分正常。即便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的兩個人，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也會因立場不同、個人經歷不同、觀察角度不同，等等因素，而形成不同之描述。

古代史籍的重要作用，在於記錄不被更多人瞭解的事件、人物、時間和地點、人和事之間的互動作用等等。他人或後人，就可以據此對歷史有所瞭解。

而記載同一事件、人物、時間和地點、人與事之間互動作用的古代史籍不止一部，儘管可能記述不盡相同，後人反而可以從作者的不同視角，進行比較、考證，從而得出更接近歷史真相的結論。

《史記.商本紀》是第一部記述完整商王世系的史籍。在甲骨文發現並進行研究之前，誰也不知道真實的歷史到死是怎樣。如果沒有《史記.商本紀》，這一段三千年前的歷史，就很可能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了。

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證明《史記》對商王世系的記載絕大部分準確，這是司馬遷在周代商約一千年的時候寫就的呀，難道因為太史公沒把王亥計入，就得出結論說司馬遷騙了我們兩千年嗎？

這樣說或這樣想，豈不是太豈有此理！

對於古本《竹書紀年》，也是這個道理。

這個可信度問題要分期看，範祥雍、方詩銘等作過輯佚工作的專家也早就給過答案。它最有價值的部分是“當代史”——即戰國史，其對當時各國世系和事件紀年可糾正《史記》的部分錯誤和缺失。春秋部分流傳下來的不多，多可與《春秋》《左傳》參看。西周以前，尤其是五帝時期的殘存條目，屬於經千百年流傳至戰國的傳說，價值低於春秋戰國部分。

我覺得提問題的人可能是受到一些營銷號的影響，這些號大多透過《竹書》和《史記》對堯舜禪讓記述的不同攻訐司馬遷。其實這幾條記載不但是全書價值偏低的部分，而且這種差異在戰國就存在，不過一個是偏法家的說法，一個是偏儒家的說法，哪種接近真實、或者兩種是否都不真實，並不易確定，兩說並存才是謹慎態度，憑個人好惡廢去一種則不是。

作為一個仔細通讀過《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的讀者，很容易看出那些營銷號大都沒有看過《竹書》，甚至沒看過相關的嚴肅論文，對《竹書》的流傳過程和部分內容的解構充斥著臆想和非黑即白的論斷。建議不要讀這些文章。《竹書》的記載並非不值一提，也並非顛簸不破。

《竹書紀年》中講了一些與我們主流認知裡不一樣的歷史故事，尤其是對於上古堯舜禹的禪讓的顛覆。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讀閱。

至於記錄裡的可信度。首先，現在我們看到的《竹書紀年》跟晉朝首次發現的《竹書紀年》都不一定是一樣的。中間失傳又重新整理過，明朝有一版，清朝有一版。

讀史使人明智。其實大家要知道，歷史是後人書寫的，同時歷史也是勝利者書寫的，所以本身就是帶有立場的。所以大家讀歷史的時候，要有一個習慣，這個歷史故事是誰寫的，從寫故事人的立場去看故事，那麼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說回《竹書紀年》，就拿最顛覆的堯舜禹的故事來做一個分析。《史記》裡是堯禪讓舜，舜禪讓禹，有德者居之，一片祥和的上古世界。而《竹書紀年》裡，舜為了爭奪首領位置，囚禁了堯，還不讓堯和自己的兒子丹朱見面，而禹又奪了舜的首領地位。我覺得兩個故事都可能是真的，也都可能是假的，如果沒有時光機回去見證或者從出土的文物裡找到確鑿證據的時候，哪一個版本都可以。魏國是三家分晉，晉朝是多了曹魏的江山，他們的統治者希望人們相信即便是上古帝王堯舜禹也是奪權爭利的。而為何晉朝發現的《竹書紀年》會失傳呢？也許就是後面的統治者還是更需要堯舜禹他們是和諧禪讓的上古首領而已。

所以，歷史是不能全部相信的去讀的。是要讀出來屬於自己的理解。我很喜歡那句話，撥開歷史的迷霧，發現了埋在時間裡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