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紹興文理學院，當代著名作家梁曉聲竟用了3個星期6堂課的時間講這兩個字。同學們都覺得很驚訝，“人文”我懂啊。可當梁曉聲問“人文”是什麼時，學生卻回答：“我認為典型的就一句話，以人為本。”梁曉聲因此發出一聲感嘆：除了“以人為本”，我們還能告訴別人些什麼呢？
是啊，是該問問自己：除了“以人為本”這個說得多做得少的口頭禪，我們還能告訴別人些什麼？
為了說明“人文”，梁曉聲講了一個故事：一次在法國，跟兩個老作家一同坐著外交部的車去郊區。那天，颳著風，不時飄著雨，前邊有一輛旅行車，車上坐著兩個漂亮的法國女孩，不斷地從後窗看著我們的車。車輪滾起的塵土撲向我們的車窗，加上雨滴，車窗被弄得很髒。我問司機：“能超嗎？”司機說：“在這樣的路上超車是不禮貌的。”正說著，前面的車停下來了，下來一位先生，對我們的司機嘀咕了幾句，然後回到車上，把車靠邊，讓我們先過。我問司機：“他剛才跟你說什麼了？”他說，“一路上，我們的車始終在前邊，這不公平！”而且他還說，“車上還有我的兩個女兒，我不能讓她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梁曉聲說，就這句話，讓他羞愧了好幾天。
這讓我想起遠去異國的侄兒講過的另一個故事：一次週末休閒，興趣盎然地隨一位在澳洲生活多年的臺灣同胞去悉尼近海撈捕魚蝦。每撒下一網都有收穫，可每次網拉上來後，那位同胞總要一番挑揀，然後將剩下的大部分蝦蟹扔回大海。我侄兒不解地問，好不容易打上來，為啥扔回去？那位同胞平靜地回答道：“在澳洲，每個去海里捕撈魚蝦的公民都知道，只有符合國家法規規定尺寸的魚蝦才可以捕撈。”我侄兒道：“遠在公海，誰也不管你啊？”那位同胞淡淡一笑道:“處久了你就知道，在這裡，不是什麼都非得要別人來提醒，來督促。”
兩則故事，生動地告訴了我們什麼是“人文”。“人文”其實並不玄乎，它就是“文化”，就是我們常言的“素質”，就是一種根植於內心的養成，一種無須他人提醒的自覺，一種承認約束的自由，一種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的善良。誠如梁曉聲所說，在高層面，它關乎這個國家的公平、正義；在最樸素的層面，人文就在我們的尋常生活裡，就在我們人和人的關係中，就在我們人性的質地中，就在我們心靈的細胞中。
對照別人，看看我們自己，我想，感到羞愧的不應只是梁曉聲。臺灣作家龍應允說“文化可以立國”。我想，為國家更發達，社會更和諧，也為我們自己更自在，補經濟課，補科技課，補法律意識課，都不錯，但我們現在最需要補上的是“人文”這一課。
在紹興文理學院，當代著名作家梁曉聲竟用了3個星期6堂課的時間講這兩個字。同學們都覺得很驚訝，“人文”我懂啊。可當梁曉聲問“人文”是什麼時，學生卻回答：“我認為典型的就一句話，以人為本。”梁曉聲因此發出一聲感嘆：除了“以人為本”，我們還能告訴別人些什麼呢？
是啊，是該問問自己：除了“以人為本”這個說得多做得少的口頭禪，我們還能告訴別人些什麼？
為了說明“人文”，梁曉聲講了一個故事：一次在法國，跟兩個老作家一同坐著外交部的車去郊區。那天，颳著風，不時飄著雨，前邊有一輛旅行車，車上坐著兩個漂亮的法國女孩，不斷地從後窗看著我們的車。車輪滾起的塵土撲向我們的車窗，加上雨滴，車窗被弄得很髒。我問司機：“能超嗎？”司機說：“在這樣的路上超車是不禮貌的。”正說著，前面的車停下來了，下來一位先生，對我們的司機嘀咕了幾句，然後回到車上，把車靠邊，讓我們先過。我問司機：“他剛才跟你說什麼了？”他說，“一路上，我們的車始終在前邊，這不公平！”而且他還說，“車上還有我的兩個女兒，我不能讓她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梁曉聲說，就這句話，讓他羞愧了好幾天。
這讓我想起遠去異國的侄兒講過的另一個故事：一次週末休閒，興趣盎然地隨一位在澳洲生活多年的臺灣同胞去悉尼近海撈捕魚蝦。每撒下一網都有收穫，可每次網拉上來後，那位同胞總要一番挑揀，然後將剩下的大部分蝦蟹扔回大海。我侄兒不解地問，好不容易打上來，為啥扔回去？那位同胞平靜地回答道：“在澳洲，每個去海里捕撈魚蝦的公民都知道，只有符合國家法規規定尺寸的魚蝦才可以捕撈。”我侄兒道：“遠在公海，誰也不管你啊？”那位同胞淡淡一笑道:“處久了你就知道，在這裡，不是什麼都非得要別人來提醒，來督促。”
兩則故事，生動地告訴了我們什麼是“人文”。“人文”其實並不玄乎，它就是“文化”，就是我們常言的“素質”，就是一種根植於內心的養成，一種無須他人提醒的自覺，一種承認約束的自由，一種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的善良。誠如梁曉聲所說，在高層面，它關乎這個國家的公平、正義；在最樸素的層面，人文就在我們的尋常生活裡，就在我們人和人的關係中，就在我們人性的質地中，就在我們心靈的細胞中。
對照別人，看看我們自己，我想，感到羞愧的不應只是梁曉聲。臺灣作家龍應允說“文化可以立國”。我想，為國家更發達，社會更和諧，也為我們自己更自在，補經濟課，補科技課，補法律意識課，都不錯，但我們現在最需要補上的是“人文”這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