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二戰時期就建立的比荷盧同盟到北約和歐盟的主要發起國，在二戰後的近60年裡，尋找戰略伙伴並建立同盟，以同盟的聲音說話，一直是比利時外交政策的主線。換言之，做為歐洲政治心臟，比利時的外交是建立在同盟共同立場上的，從上個世紀40年代的比荷盧同盟直到今天的歐盟。比利時成功扮演的是各方力量的中介角色。 今年8月上任的比利時外交部長卡爾·德·胡赫特(KarelDeGught)，在布魯塞爾接受記者採訪時再次強調了比利時的多邊合作外交策略，“任何一個小國，在外交領域裡都必須保持謙和的姿態。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無論在經濟、軍事甚至政治性領域，世界各國都需要透過相互的合作以達到共同的目的。也正是基於此，比利時始終是歐洲一體化最熱衷的推動者。作為一個小國，比利時在所有國際事務，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領域的觀點是，必須遵守平衡性和原則性。” 這種謙和而包容的心態，有其歷史的原因。直到1830年獨立，比利時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羅馬帝國、奧匈帝國、法國、荷蘭都先後統治過比利時。獨立後的比利時由北部荷蘭語區，南部的法語區和東部的德語區組成。德意志文化和拉丁文化在觀念和語言上差異和衝突是這個國土面積僅3萬平方公里，人口1000萬的國家從建國那天起就不斷在協調、平衡、解決的問題。比利時人的外交家天分在經歷內政磨礪的同時，也輕車熟路地轉向了國際舞臺。 在歐盟內部，比荷盧同盟始終在外交上保持一個聲音(僅在伊拉克問題上，比盧堅決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而荷蘭則傾向於支援美國)，比利時又與法國和德國同時保持著親近的同盟關係。歐盟東擴後，除了全力支援土耳其加入歐盟，比利時也積極在歐盟內尋找更多的小國同盟。胡赫特認為，東擴後，歐盟的內部平衡被打破，各方有各方的利益，這就要求在歐盟內必須進行有效率的多邊合作，而不是各說各話，各行其事。新近加入歐盟的小國在歐盟內部的定位尚不清晰，而比利時視這些國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與自己有著相近的利益。比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馬耳他。因此，繼續鞏固比荷盧同盟，加強與上述小國的關係成為比利時近期內外交的重點。 伊拉克問題使歐洲與美國傳統的盟友關係產生了裂痕，緊隨法國和德國，比利時一反二戰後的一貫親美立場，堅決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比荷盧同盟也第一次產生了分歧，盧森堡與比利時保持了一致，荷蘭則繼續執行著親美立場。 比利時更深得罪美國的地方並不止於此，而是一部戰爭罪犯法。這部1994年透過的法律允許在比利時境內起訴任何被認為犯有戰爭罪的人，沒有種族、國家和地域限制。包括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以色列首相沙龍和古巴總統卡斯特羅都被提起過訴訟。 伊戰爆發後，2003年5月14日，美軍駐伊總司令佛蘭克斯首先被17位失去家人的伊拉克人和猶太人起訴，這意味著，只要佛蘭克斯進入比利時境內，即將被捕並上法庭。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首相布萊爾，連同拉姆斯菲爾德，鮑威爾，賴斯等也在將被起訴的候選名單。美國大為光火。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2003年6月指責比利時以法律為幌子背叛美國這位北約盟友，他還威脅將北約總部撤出布魯塞爾。在美國的壓力下，比利時修改了戰爭罪犯法，修正的戰爭罪犯法僅具有法律上的象徵意義，不再具有可操作性。美國與比利時才在雙方都保持了顏面的同時，終於度過兩國曆史上最深重的外交危機，並逐漸修補了關係。 雖然比利時終於與美國又恢復了良好的關係，但是，胡赫特承認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已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儘管歐洲與美國有相同的價值觀，但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卻越來越難以達成一致。比如說，雙方都認同反恐的必要性，但是卻在具體實施上存在分歧；雙方都認同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對京都協議卻有著不同的理解。
作為二戰時期就建立的比荷盧同盟到北約和歐盟的主要發起國，在二戰後的近60年裡，尋找戰略伙伴並建立同盟，以同盟的聲音說話，一直是比利時外交政策的主線。換言之，做為歐洲政治心臟，比利時的外交是建立在同盟共同立場上的，從上個世紀40年代的比荷盧同盟直到今天的歐盟。比利時成功扮演的是各方力量的中介角色。 今年8月上任的比利時外交部長卡爾·德·胡赫特(KarelDeGught)，在布魯塞爾接受記者採訪時再次強調了比利時的多邊合作外交策略，“任何一個小國，在外交領域裡都必須保持謙和的姿態。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無論在經濟、軍事甚至政治性領域，世界各國都需要透過相互的合作以達到共同的目的。也正是基於此，比利時始終是歐洲一體化最熱衷的推動者。作為一個小國，比利時在所有國際事務，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領域的觀點是，必須遵守平衡性和原則性。” 這種謙和而包容的心態，有其歷史的原因。直到1830年獨立，比利時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羅馬帝國、奧匈帝國、法國、荷蘭都先後統治過比利時。獨立後的比利時由北部荷蘭語區，南部的法語區和東部的德語區組成。德意志文化和拉丁文化在觀念和語言上差異和衝突是這個國土面積僅3萬平方公里，人口1000萬的國家從建國那天起就不斷在協調、平衡、解決的問題。比利時人的外交家天分在經歷內政磨礪的同時，也輕車熟路地轉向了國際舞臺。 在歐盟內部，比荷盧同盟始終在外交上保持一個聲音(僅在伊拉克問題上，比盧堅決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而荷蘭則傾向於支援美國)，比利時又與法國和德國同時保持著親近的同盟關係。歐盟東擴後，除了全力支援土耳其加入歐盟，比利時也積極在歐盟內尋找更多的小國同盟。胡赫特認為，東擴後，歐盟的內部平衡被打破，各方有各方的利益，這就要求在歐盟內必須進行有效率的多邊合作，而不是各說各話，各行其事。新近加入歐盟的小國在歐盟內部的定位尚不清晰，而比利時視這些國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與自己有著相近的利益。比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馬耳他。因此，繼續鞏固比荷盧同盟，加強與上述小國的關係成為比利時近期內外交的重點。 伊拉克問題使歐洲與美國傳統的盟友關係產生了裂痕，緊隨法國和德國，比利時一反二戰後的一貫親美立場，堅決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比荷盧同盟也第一次產生了分歧，盧森堡與比利時保持了一致，荷蘭則繼續執行著親美立場。 比利時更深得罪美國的地方並不止於此，而是一部戰爭罪犯法。這部1994年透過的法律允許在比利時境內起訴任何被認為犯有戰爭罪的人，沒有種族、國家和地域限制。包括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以色列首相沙龍和古巴總統卡斯特羅都被提起過訴訟。 伊戰爆發後，2003年5月14日，美軍駐伊總司令佛蘭克斯首先被17位失去家人的伊拉克人和猶太人起訴，這意味著，只要佛蘭克斯進入比利時境內，即將被捕並上法庭。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首相布萊爾，連同拉姆斯菲爾德，鮑威爾，賴斯等也在將被起訴的候選名單。美國大為光火。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2003年6月指責比利時以法律為幌子背叛美國這位北約盟友，他還威脅將北約總部撤出布魯塞爾。在美國的壓力下，比利時修改了戰爭罪犯法，修正的戰爭罪犯法僅具有法律上的象徵意義，不再具有可操作性。美國與比利時才在雙方都保持了顏面的同時，終於度過兩國曆史上最深重的外交危機，並逐漸修補了關係。 雖然比利時終於與美國又恢復了良好的關係，但是，胡赫特承認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已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儘管歐洲與美國有相同的價值觀，但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卻越來越難以達成一致。比如說，雙方都認同反恐的必要性，但是卻在具體實施上存在分歧；雙方都認同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對京都協議卻有著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