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屬於上層建築，它產生於生產力，為生產力的活動與發展服務，反過來又指導生產力活動與發展。我們曾經說民國時期的社會政治極其黑暗，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到新中國成立時，連洋釘都製造不了。新中國成立後，先進的政治極大的解放了生產力，到改開前中國工農業發展成就巨大。現在又經過改革開放的政治發展，使中國生產力發展空前巨大，在經濟上中國的綜合指數排在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位置與作用。

政治作為上層建築，直接決定了生產力水平的高低。政治與生產力的關係是綱與目的關係，所以才有綱舉目張之說。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拔亂反正，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積大地解放生產力，中國才有了GDP世界第二的好成績。

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使生產力水平降低，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干擾，這一點中國有血的教訓。

生產力與政治的關係，就是人與政治的關係，人性與政治的關係，人是政治的主導者，政治一反一正兩面，人性如此，也有反正兩面，順應科學規律就是最好的政治！

雖然說生產力的發達程度與本身的內在要素有關，勞動者的素質，生產工具之類，但政治的作用不僅僅是“解放”生產力。它在生產力的發生過程中，還起一個“發酵”的作用。過去提政治掛帥，一般流於口號，以為把政治掛在嘴邊就可以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簡單，更多的是人生觀的問題，正能量的人生觀，表面上不參與生產力的提高，但，潛移默化的作用，還是不能小視的。不正確的“政治”有摧毀和腐蝕作用，表面上不明顯，隨著事情進展，會顯現出來的。

生產力是經濟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怎樣的經濟基礎決定怎樣的上層建築。因為科學為第一生產力，所以要科學決策，科學發展觀。

生產力與政治的關係是什麼?

生產力系“物質”的範疇，政治系“上層建築”(精神，意識)的範疇。

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物質決定精神(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精神(意識)是物質的反映，生產關係對生產力、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能動的)反作用。

由此可知:生產力的水平(高低)決定政治路線(方針政策)的取捨(走向)。反過來，政治路線(方針政策)對生產力有(能動的)反作用。即政治路線(方針政策)正確時，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反之，當政治路線(方針政策)錯誤(右傾或“左”傾尤其是極“左”)時，能打擊(挫傷、抑制)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經濟停滯蕭條，社會動盪不安甚至倒退)。

生產力是生產力要素組合的功能。它的水平，量，拓起人，制度，權力，政治。以至上層建築。生產力水平決定分配佔有，從而產生貧窮和權力。後就有了國王、國會、杜馬什麼的。

生產資源的動態性需要調節和最佳化。產生了稅、費、俸祿……有人不吃這一套，增加法和警……就象修乾渠引洪水一樣，弄落差、搞導流。作用生產力發展吧。

窺斑知豹。兩者要適應。

關係嘛，好比電荷與電場的表述那樣。“電荷是電場的電荷”。電場是電荷的電場。你分析生產力要素狀況(比如現代農業中，土地、耕作機、農民)是分離的還是結合的，是依存的還是可選的。

生產力具有革命性和能動性，就是說它不會停留在一點上。生產關係具有穩定性和保守性，它作為因變數，總是因著生產力這個自變數的變化而變化。尤其是作為佔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它總有一個為之服務的政治上層建築豎立其上。這種為佔據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相對應於政治上層建築，它就是經濟基礎）提供服務的政治上層建築更具有穩定性和保守性。但是，政治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並非只是跟在經濟基礎或者生產力屁股後面亦步亦趨的角色。而是說它們二者（生產關係對生產力；政治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還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是馬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但是，普遍真理總是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於是，毛主席在延安撰寫的哲學論文《矛盾論》中，結合中國的歷史特點和具體國情，就有了新的觀點。他老人家說，在一定條件下，後兩者，即政治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或者生產關係對生產力，也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

列寧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中國和俄國在歷史上生產力都落後，都屬於後髮型國家，其現代化程序都存在由外部刺激，由上面推進的“外鑠性”和“引領性”（政治引領）。放在中國，按照毛主席的理解，中國可能更落後一些。所以，列寧的話讓我看，可能更要置換成這麼一句，即在中國，政治是決定經濟命脈的關鍵因素。毛主席熟讀稔中國歷史，他在延安時寫在《矛盾論》中的觀點，絕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是什麼“二元論”，而是有巨大的歷史真實性和國情的可行性作為支撐的。因為理論總是灰色的，唯歷史、國情、實踐之樹長青。所以理論的合理性，總要讓位於現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依我看，有時候，矛盾雙方就是一種相互作用關係。相互作用消弭了誰是第一誰是第二的考慮。因為中國歷史存在一個極大的真實，就是智慧和力量的分裂。即所謂“唯上智下愚不移”是也（參見孔子的《論語•陽貨》篇）。惟智慧和力量的結合，才是健康演進的王道。這種結合，發生在1919—1921年代，俟其後進，就迎來了中國歷史的新生面！在這個過程中，“政策推進”至關重要！政策推進是有主體的，誰推進誰？當然是上面推進下面，全黨帶領人民。所以在中國，上面清醒比下面清醒更重要，智慧比力量更重要，效益比效率更可靠，社會整合機制比動力支撐機制更重要。如果“遇人不淑”，官逼民愚、官逼民刁、官逼民反就不是空穴來風。相反，如果明人治國，能人治村，上下一心，眾志成城，就必然會形成官逼民智、官逼民勤、官逼民進的良好局面。有這種格局，就既可以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掀三山，求解放。也能夠篳路藍縷創大業，興工業，壯農業，主開放，主改革，襄偉業，謀宏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