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獻之《中秋帖》卷（傳） 紙本草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說到王獻之，可能有人不知道；但說到“書聖”王羲之，知道的人就很多了。王獻之是王羲之的兒子，王氏是東晉的望族，一門盛產書法家，在這些王姓的書法家裡，王獻之和他的爸爸是最著名的，也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為亮麗的風景線，所以《宣和書譜》中說：“風流蘊藉為一時之冠。 ”書法史上他們被稱為“二王”“羲獻”或“大小王” ，成為書法中的“四賢” ，與前輩張芝、鍾繇並列。“二王”成為書法界最重要的傳統，至今不衰。
王獻之（344—386） ，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書令，世稱“大令” ，他的族弟王珉繼為中書令，也以書法著名，世稱“小令” 。據記載，王獻之天資極高，從小秉承家學，是在翰墨的薰陶中長大的。他先隨父親學習書法，後來轉師“草聖”張芝，繼承了張芝的“一筆書” ，且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飄逸灑脫，“情馳神縱，超逸優遊” ，英俊豪邁而饒有氣勢。
王獻之的書名雖然與父親並列，但人們還是習慣排個高低，究竟他們的書法藝術成就誰高誰低呢？有人認為“小王”超越了“大王” ，也有人認為還是“大王”最棒。“二王”父子的書法藝術成就，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就得到了認可，但高下之分，當時也評價不一。
晉末至南朝梁的七八十年間，“小王”的影響超過了“大王” ，書壇地位在宋、齊之間甚至曾一度被推為最高。所以梁醫藥家、文學家陶弘景的《與梁武帝論書啟》中說：“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鍾繇），於逸少（王羲之）亦然” 。
然而，到了尚佛的梁武帝時代，書壇風向起了變化，因為梁武帝喜愛“大王”書法，“小王”書法開始受到冷落。時光流轉到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更是竭力推崇“大王”的書法，還不忘貶抑“小王”書法。無論梁武帝還是唐太宗，極力推崇“大王”的書法雖然都是基於個人的審美好惡，但因為他們統治者的身份，上行下效，由此奠定了“大王”不可動搖的“書聖”地位。
同樣生活在唐朝的書學理論家張懷瓘，在風向一邊倒的環境裡，卻能客觀地從藝術評價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在他的眼中，“小王”與“大王”一樣成就卓然，他在《書議》中說：“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 ”所以在《書斷》中將“小王”的隸書、行書、草書、飛白書都列為書法最高審美等級的神品。
正如張懷瓘說的那樣，“小王”同他的父親一樣，在書法藝術上成就了一個時代的高度，只是他們的審美追求不同而已。
平心而論，相比較而言，“小王”更令人敬佩。他在父親成熟書風的籠罩下，能夠擺脫朝夕相處、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另闢蹊徑、獨樹一幟，是非常難能可貴而值得推崇、學習和借鑑的。令人嘆息的是，“小王”正值盛年之時，生命之舟卻戛然擱淺，終年43歲。這個年紀，對於普通人來說，如日中之光；但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卻正是初升之陽。不然的話，東晉書法史，或者中國的書法史，說不定會別有景觀。
遺憾的是唐太宗不喜歡“小王”書法，所以唐內府“小王”的書跡“僅有存焉” ，遺墨留存數量遠遠沒有“大王”那麼豐富。宋朝初年，復又開始並舉“二王” ，宋太宗趙光義時代的《淳化閣帖》，一半為“二王”作品，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儲存下來。好在歷代刻帖中還保留著一些真跡刻本，可以供後人瞭解、學習“小王”的書法。
《中秋帖》 ，傳為王獻之書。行草書，紙本墨跡。三行，共二十二個字，沒有署款，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刻入《戲鴻堂帖》《三希堂法帖》 ， 《石渠寶笈》 《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 《中國書法大辭典》等收錄，刊入《中國書法全集》 。《中秋帖》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 、王珣的《伯遠帖》為清乾隆皇帝摯愛的三件珍品，稱為“三希” ，他的書齋也因此名曰“三希堂” 。《中秋帖》是王獻之存世不多的書作中的墨跡本，因為篇首“中秋”二字而得名。但它是不是“小王”的親書墨跡，前人多有疑問。
明代書畫收藏、鑑賞家張醜《清河書畫舫》認定它不是“小王”真跡，而是唐人的臨本。清代的書畫收藏、鑑賞家吳升也認為是臨本，但他認為不是唐人所臨，而是宋人臨本，他在《大觀錄》中分析，“書法古厚，墨彩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鉤填，恐是宋人臨仿” 。又因為《中秋帖》記載在“宋四家”之一的米芾著作《書史》中，而其用筆也有米芾的痕跡，所以，吳升由此推定“為米元章（米芾）所臨無疑” ，後人大多支援吳升的觀點。
據米芾《書史》記載，他曾經收藏過王獻之的《十二月帖》 。 《十二月帖》收刻於南宋《寶晉齋法帖》 。從文字的內容說，《十二月帖》與《中秋帖》 ，只相差十個字。《十二月帖》的內容為“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復不得相，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 ”共三十二個字，比《中秋帖》多了十個字，即第一句“十二月割至不”六字，還有後面的“未復”和“慟理”四字。所以有人推論：米芾所藏的《十二月帖》墨跡本，就是《中秋帖》的底本。
無論現在留傳的《中秋帖》是唐人所臨，還是宋人所臨，是否是王獻之的真跡，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從中多少傳達出了王獻之行草書的風采神韻，也是我們所能見到的為數不多的王獻之草書的墨跡本，彌足珍貴。
王獻之的連綿草書，是他的書法中最為人稱道，也是最為感人的。從《中秋帖》中我們可以體會他行草書的魅力和感人之處。雖然寥寥二十餘字，或兩字相連，或四字相連，但上下映帶，瀟灑淋漓，氣韻流宕而一氣呵成，姿態生動，風神畢現，無一點塵俗之氣，無一分桎梏束縛。正如米芾所說：“運筆如火箸劃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 ”
法國作家布封有“風格即人”之論，中國有“字如其人”之說。“小王”書法與人相映發，由《中秋帖》正可以想見他的瀟灑之風神，高潔之姿容。有人認為，後世狂草濫觴於“小王”的“一筆書” ，或許有幾分道理。只是作為今人，我們已無緣全方位地領略和欣賞“小王”酣暢淋漓的“一筆書” ，好在還有前人的臨摹和一些散落在書法典籍中的記錄文字，讓我們去想象它感人的風采。
王獻之《中秋帖》卷（傳） 紙本草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說到王獻之，可能有人不知道；但說到“書聖”王羲之，知道的人就很多了。王獻之是王羲之的兒子，王氏是東晉的望族，一門盛產書法家，在這些王姓的書法家裡，王獻之和他的爸爸是最著名的，也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為亮麗的風景線，所以《宣和書譜》中說：“風流蘊藉為一時之冠。 ”書法史上他們被稱為“二王”“羲獻”或“大小王” ，成為書法中的“四賢” ，與前輩張芝、鍾繇並列。“二王”成為書法界最重要的傳統，至今不衰。
王獻之（344—386） ，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書令，世稱“大令” ，他的族弟王珉繼為中書令，也以書法著名，世稱“小令” 。據記載，王獻之天資極高，從小秉承家學，是在翰墨的薰陶中長大的。他先隨父親學習書法，後來轉師“草聖”張芝，繼承了張芝的“一筆書” ，且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飄逸灑脫，“情馳神縱，超逸優遊” ，英俊豪邁而饒有氣勢。
王獻之的書名雖然與父親並列，但人們還是習慣排個高低，究竟他們的書法藝術成就誰高誰低呢？有人認為“小王”超越了“大王” ，也有人認為還是“大王”最棒。“二王”父子的書法藝術成就，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就得到了認可，但高下之分，當時也評價不一。
晉末至南朝梁的七八十年間，“小王”的影響超過了“大王” ，書壇地位在宋、齊之間甚至曾一度被推為最高。所以梁醫藥家、文學家陶弘景的《與梁武帝論書啟》中說：“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鍾繇），於逸少（王羲之）亦然” 。
然而，到了尚佛的梁武帝時代，書壇風向起了變化，因為梁武帝喜愛“大王”書法，“小王”書法開始受到冷落。時光流轉到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更是竭力推崇“大王”的書法，還不忘貶抑“小王”書法。無論梁武帝還是唐太宗，極力推崇“大王”的書法雖然都是基於個人的審美好惡，但因為他們統治者的身份，上行下效，由此奠定了“大王”不可動搖的“書聖”地位。
同樣生活在唐朝的書學理論家張懷瓘，在風向一邊倒的環境裡，卻能客觀地從藝術評價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在他的眼中，“小王”與“大王”一樣成就卓然，他在《書議》中說：“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 ”所以在《書斷》中將“小王”的隸書、行書、草書、飛白書都列為書法最高審美等級的神品。
正如張懷瓘說的那樣，“小王”同他的父親一樣，在書法藝術上成就了一個時代的高度，只是他們的審美追求不同而已。
平心而論，相比較而言，“小王”更令人敬佩。他在父親成熟書風的籠罩下，能夠擺脫朝夕相處、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另闢蹊徑、獨樹一幟，是非常難能可貴而值得推崇、學習和借鑑的。令人嘆息的是，“小王”正值盛年之時，生命之舟卻戛然擱淺，終年43歲。這個年紀，對於普通人來說，如日中之光；但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卻正是初升之陽。不然的話，東晉書法史，或者中國的書法史，說不定會別有景觀。
遺憾的是唐太宗不喜歡“小王”書法，所以唐內府“小王”的書跡“僅有存焉” ，遺墨留存數量遠遠沒有“大王”那麼豐富。宋朝初年，復又開始並舉“二王” ，宋太宗趙光義時代的《淳化閣帖》，一半為“二王”作品，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儲存下來。好在歷代刻帖中還保留著一些真跡刻本，可以供後人瞭解、學習“小王”的書法。
《中秋帖》 ，傳為王獻之書。行草書，紙本墨跡。三行，共二十二個字，沒有署款，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刻入《戲鴻堂帖》《三希堂法帖》 ， 《石渠寶笈》 《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 《中國書法大辭典》等收錄，刊入《中國書法全集》 。《中秋帖》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 、王珣的《伯遠帖》為清乾隆皇帝摯愛的三件珍品，稱為“三希” ，他的書齋也因此名曰“三希堂” 。《中秋帖》是王獻之存世不多的書作中的墨跡本，因為篇首“中秋”二字而得名。但它是不是“小王”的親書墨跡，前人多有疑問。
明代書畫收藏、鑑賞家張醜《清河書畫舫》認定它不是“小王”真跡，而是唐人的臨本。清代的書畫收藏、鑑賞家吳升也認為是臨本，但他認為不是唐人所臨，而是宋人臨本，他在《大觀錄》中分析，“書法古厚，墨彩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鉤填，恐是宋人臨仿” 。又因為《中秋帖》記載在“宋四家”之一的米芾著作《書史》中，而其用筆也有米芾的痕跡，所以，吳升由此推定“為米元章（米芾）所臨無疑” ，後人大多支援吳升的觀點。
據米芾《書史》記載，他曾經收藏過王獻之的《十二月帖》 。 《十二月帖》收刻於南宋《寶晉齋法帖》 。從文字的內容說，《十二月帖》與《中秋帖》 ，只相差十個字。《十二月帖》的內容為“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復不得相，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 ”共三十二個字，比《中秋帖》多了十個字，即第一句“十二月割至不”六字，還有後面的“未復”和“慟理”四字。所以有人推論：米芾所藏的《十二月帖》墨跡本，就是《中秋帖》的底本。
無論現在留傳的《中秋帖》是唐人所臨，還是宋人所臨，是否是王獻之的真跡，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從中多少傳達出了王獻之行草書的風采神韻，也是我們所能見到的為數不多的王獻之草書的墨跡本，彌足珍貴。
王獻之的連綿草書，是他的書法中最為人稱道，也是最為感人的。從《中秋帖》中我們可以體會他行草書的魅力和感人之處。雖然寥寥二十餘字，或兩字相連，或四字相連，但上下映帶，瀟灑淋漓，氣韻流宕而一氣呵成，姿態生動，風神畢現，無一點塵俗之氣，無一分桎梏束縛。正如米芾所說：“運筆如火箸劃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 ”
法國作家布封有“風格即人”之論，中國有“字如其人”之說。“小王”書法與人相映發，由《中秋帖》正可以想見他的瀟灑之風神，高潔之姿容。有人認為，後世狂草濫觴於“小王”的“一筆書” ，或許有幾分道理。只是作為今人，我們已無緣全方位地領略和欣賞“小王”酣暢淋漓的“一筆書” ，好在還有前人的臨摹和一些散落在書法典籍中的記錄文字，讓我們去想象它感人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