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天賜傳》講的是一個棄嬰如何被他的養父母以及周遭的世界教育成一個典型的華人的故事，這其中的現實主義傾向自然不必多言。小說裡面有許多情節，現在讀來仍然頗覺可親。
比如講到新生兒“洗三”、“滿月”、“抓周”等種種可笑的禮節，如今的華人仍然不會感到陌生。“養孩子的樂趣是在發揮大人的才幹；孩子得明白這點，不然便是找不自在。”老舍的這句總結道出了華人養孩子的真諦：未成年人在很多方面，和女人一樣，在華人眼裡至今仍未獲得獨立的人的資格。
又比如小說寫到天賜上了高小，遇上學校的“政治風波”，舊主任被撤職，而教員們很厭惡新主任，於是和學生們一同上演了一出出鬧劇。天賜被老師任命為“偵探股副主任”，專門負責去校內外打探訊息，並上報給先生們。情節發展到高潮處，幾乎要釀成一場“武鬥”。聯想到“文革”中的情形以及老舍的境遇，這部寫於1936年的小說便有了驚悚的預言效果。
這其實就是現實主義可悲的迷人之處。現實似乎永遠是那個現實，從社會進步的角度講，這無疑是可恨的；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書寫現實卻很容易超越時代而獲得長久的藝術價值。相反，注重形式創新的先鋒文學反而很難獲得他們追求的永恆，因為審美的實驗本身是受到時代思潮的限制的。這一點似乎常常遭到忽視。
3.
老舍的現實主義離不開他本人的現實。牛天賜時時想要融進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卻又處處不被人接納，於是許多時候只能自言自語，“在心中造出一個熱鬧的世界來”，這種帶著試探、新奇的目光，而終究只能空歡喜一場的小孩心理寫得真切而動人。閱讀過程中，我猜老舍創作這部作品時一定有了小孩，讀完查了下資料發現這時老舍果然已經育有一兒一女。
他在《有了小孩以後》一文中寫道，“小孩使世界擴大，使隱藏著的東西都顯露出來。非有小孩不能明白這個……你看，街市上給我預備的，在沒有小孩的時候，似乎只有理髮館，飯鋪，書店，郵政局等。我想不出嬰兒醫院，糖食店，玩具鋪等等的意義……及至小天使自天飛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雙放大鏡，街市依然那樣，跟我有關係的東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這是很實在的道理，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老舍沒有小孩，很可能就不會寫《牛天賜傳》。身為小說家是不應該拒絕任何塵世經驗的，否則便很難寫出凡人的人生。這或許可以作為我們以往過於推崇放浪形骸式作家人生的一種必要的糾正。
4.
現實主義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帽子，可以扣住很多具有不同面向的小說。老舍的現實主義和今天的現實主義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最明顯的一點，他的行文帶有明顯的民國文人旨趣，喜歡一邊寫一邊評論：“細想起來，只要你注意自家的事，也就沒那麼大工夫再管世界了。”（P21）“天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收買；自己吃肉，得讓旁人至少啃點骨頭，英雄的成功都是仗著隨手往外扔骨頭。”（P25）“事實給我們作證，多數的小孩喜歡‘不’英雄的人。要不然怎麼英雄有時候連娃娃一齊殺呢。”（P32）
這些“評論”即使全部去掉也不會影響小說的情節和主題，或許還會顯得更簡潔，更有留白的韻味。但我個人尤其偏愛這些“多餘”的句子，這裡面有一種文人臧否天下的自信。它們看似無用，卻完整地反映出作者的世界圖景，從而增添了小說的厚度和深度。這種總結式的評註，似乎已經演變為創作者眼中的缺點，我們的作家如今好像對卡佛式的極簡主義更感興趣，暗暗發誓要把“我”藏得嚴嚴實實，絕不對小說中的人事表態。這也許是一種技巧的進步，卻是人性的退步。小說家變得越來越保守，不再願意冒風險去表達自己的立場。海明威的“冰川理論”廣為流傳，但我們不應忘記，水面下的那八分之七仍然是冰山，絕不可能造出什麼火焰來。
5.
老舍是以幽默知名的，在《牛天賜傳》裡，這種嬉笑怒罵的喜劇精神體現得尤為明顯。按老舍在“後記”裡的說法，這部小說原本是《論語》（林語堂創辦的以發表小品文為主的幽默雜誌）的特約長篇，“所以必須幽默一些”。不過，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小說裡的“包袱”常常是抖不響的，偶爾還有生硬、過火之嫌。老舍對此也有清晰的認識，雖然他引《堂吉訶德》來說明“幽默和偉大不是不能相容的”，但他也承認“死啃幽默總會有失去幽默的時候，到了幽默論斤賣的地步，討厭是必不可免的……藝術最忌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與無病呻吟的罪過原是一樣的”。
不過，老舍的幽默在這部小說裡終究沒有完全滑向油滑，因為和老舍的其他小說一樣，《牛天賜傳》的底子仍然是悲涼的，這種內在的惶惑反而因為表面的鬧劇氣氛而顯得更為淒冷。
牛天賜因為在學校的“政治風波”裡站錯了隊而被開除，老太太便跑去學校評理，她不求學校重新收留自己的兒子，而只求在精神上羞辱主任一番。前文里老太太幾乎是一個死要面子的悍婦形象，這裡卻忽然顯出人格魅力來。老舍寫道，“她這種人格上進攻的戰法，在二十年前或者還能大獲全勝”，因為主任這種讀書人按老規矩“是可以被罵死的”，但現在已是隻求務實的新時代了，主任覺得被罵幾句無所謂。“她一輩子站在禮義廉恥上，中等人家的規矩上，現在這些似乎已不存在了。她越想越氣。”最後竟到家就大病一場，一命身亡。牛老爺子也有著類似的困惑，從前他靠著勤勞、堅守和一點運氣能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現在的商人卻只想掙快錢，倒買倒賣，他看不慣。一場戰火奪走了他的商鋪，而那家他信任了大半輩子的、裝著他身家性命的錢莊居然也倒了，他終於束手無策，唯有一死了。
如果說這種“老無所依”的淒涼裡多少還有對某種美德的肯定，那麼牛天賜結局裡的虛無則顯得更為徹底。主人公雖然看透了社會的種種虛偽與荒誕，卻依然決定投身其中，就像作者在結尾承諾的，他將來是很有可能成功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小英雄”終於養成了。這也成為羅曼·羅蘭那句名言的中國式註解，“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認清世界的真相併且熱愛世界”——是的，直到現在，中國仍然到處是牛天賜這種認為“人間不值得”卻又不擇手段地擁抱人間的英雄。
《牛天賜傳》講的是一個棄嬰如何被他的養父母以及周遭的世界教育成一個典型的華人的故事，這其中的現實主義傾向自然不必多言。小說裡面有許多情節，現在讀來仍然頗覺可親。
比如講到新生兒“洗三”、“滿月”、“抓周”等種種可笑的禮節，如今的華人仍然不會感到陌生。“養孩子的樂趣是在發揮大人的才幹；孩子得明白這點，不然便是找不自在。”老舍的這句總結道出了華人養孩子的真諦：未成年人在很多方面，和女人一樣，在華人眼裡至今仍未獲得獨立的人的資格。
又比如小說寫到天賜上了高小，遇上學校的“政治風波”，舊主任被撤職，而教員們很厭惡新主任，於是和學生們一同上演了一出出鬧劇。天賜被老師任命為“偵探股副主任”，專門負責去校內外打探訊息，並上報給先生們。情節發展到高潮處，幾乎要釀成一場“武鬥”。聯想到“文革”中的情形以及老舍的境遇，這部寫於1936年的小說便有了驚悚的預言效果。
這其實就是現實主義可悲的迷人之處。現實似乎永遠是那個現實，從社會進步的角度講，這無疑是可恨的；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書寫現實卻很容易超越時代而獲得長久的藝術價值。相反，注重形式創新的先鋒文學反而很難獲得他們追求的永恆，因為審美的實驗本身是受到時代思潮的限制的。這一點似乎常常遭到忽視。
3.
老舍的現實主義離不開他本人的現實。牛天賜時時想要融進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卻又處處不被人接納，於是許多時候只能自言自語，“在心中造出一個熱鬧的世界來”，這種帶著試探、新奇的目光，而終究只能空歡喜一場的小孩心理寫得真切而動人。閱讀過程中，我猜老舍創作這部作品時一定有了小孩，讀完查了下資料發現這時老舍果然已經育有一兒一女。
他在《有了小孩以後》一文中寫道，“小孩使世界擴大，使隱藏著的東西都顯露出來。非有小孩不能明白這個……你看，街市上給我預備的，在沒有小孩的時候，似乎只有理髮館，飯鋪，書店，郵政局等。我想不出嬰兒醫院，糖食店，玩具鋪等等的意義……及至小天使自天飛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雙放大鏡，街市依然那樣，跟我有關係的東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這是很實在的道理，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老舍沒有小孩，很可能就不會寫《牛天賜傳》。身為小說家是不應該拒絕任何塵世經驗的，否則便很難寫出凡人的人生。這或許可以作為我們以往過於推崇放浪形骸式作家人生的一種必要的糾正。
4.
現實主義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帽子，可以扣住很多具有不同面向的小說。老舍的現實主義和今天的現實主義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最明顯的一點，他的行文帶有明顯的民國文人旨趣，喜歡一邊寫一邊評論：“細想起來，只要你注意自家的事，也就沒那麼大工夫再管世界了。”（P21）“天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收買；自己吃肉，得讓旁人至少啃點骨頭，英雄的成功都是仗著隨手往外扔骨頭。”（P25）“事實給我們作證，多數的小孩喜歡‘不’英雄的人。要不然怎麼英雄有時候連娃娃一齊殺呢。”（P32）
這些“評論”即使全部去掉也不會影響小說的情節和主題，或許還會顯得更簡潔，更有留白的韻味。但我個人尤其偏愛這些“多餘”的句子，這裡面有一種文人臧否天下的自信。它們看似無用，卻完整地反映出作者的世界圖景，從而增添了小說的厚度和深度。這種總結式的評註，似乎已經演變為創作者眼中的缺點，我們的作家如今好像對卡佛式的極簡主義更感興趣，暗暗發誓要把“我”藏得嚴嚴實實，絕不對小說中的人事表態。這也許是一種技巧的進步，卻是人性的退步。小說家變得越來越保守，不再願意冒風險去表達自己的立場。海明威的“冰川理論”廣為流傳，但我們不應忘記，水面下的那八分之七仍然是冰山，絕不可能造出什麼火焰來。
5.
老舍是以幽默知名的，在《牛天賜傳》裡，這種嬉笑怒罵的喜劇精神體現得尤為明顯。按老舍在“後記”裡的說法，這部小說原本是《論語》（林語堂創辦的以發表小品文為主的幽默雜誌）的特約長篇，“所以必須幽默一些”。不過，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小說裡的“包袱”常常是抖不響的，偶爾還有生硬、過火之嫌。老舍對此也有清晰的認識，雖然他引《堂吉訶德》來說明“幽默和偉大不是不能相容的”，但他也承認“死啃幽默總會有失去幽默的時候，到了幽默論斤賣的地步，討厭是必不可免的……藝術最忌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與無病呻吟的罪過原是一樣的”。
不過，老舍的幽默在這部小說裡終究沒有完全滑向油滑，因為和老舍的其他小說一樣，《牛天賜傳》的底子仍然是悲涼的，這種內在的惶惑反而因為表面的鬧劇氣氛而顯得更為淒冷。
牛天賜因為在學校的“政治風波”裡站錯了隊而被開除，老太太便跑去學校評理，她不求學校重新收留自己的兒子，而只求在精神上羞辱主任一番。前文里老太太幾乎是一個死要面子的悍婦形象，這裡卻忽然顯出人格魅力來。老舍寫道，“她這種人格上進攻的戰法，在二十年前或者還能大獲全勝”，因為主任這種讀書人按老規矩“是可以被罵死的”，但現在已是隻求務實的新時代了，主任覺得被罵幾句無所謂。“她一輩子站在禮義廉恥上，中等人家的規矩上，現在這些似乎已不存在了。她越想越氣。”最後竟到家就大病一場，一命身亡。牛老爺子也有著類似的困惑，從前他靠著勤勞、堅守和一點運氣能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現在的商人卻只想掙快錢，倒買倒賣，他看不慣。一場戰火奪走了他的商鋪，而那家他信任了大半輩子的、裝著他身家性命的錢莊居然也倒了，他終於束手無策，唯有一死了。
如果說這種“老無所依”的淒涼裡多少還有對某種美德的肯定，那麼牛天賜結局裡的虛無則顯得更為徹底。主人公雖然看透了社會的種種虛偽與荒誕，卻依然決定投身其中，就像作者在結尾承諾的，他將來是很有可能成功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小英雄”終於養成了。這也成為羅曼·羅蘭那句名言的中國式註解，“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認清世界的真相併且熱愛世界”——是的，直到現在，中國仍然到處是牛天賜這種認為“人間不值得”卻又不擇手段地擁抱人間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