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左宗棠與李鴻章的關係，什麼“路線之爭”、“湘淮之爭”、朝廷故意挑撥等等都是陰謀論，都是後人的臆想。這裡告訴你二人不和的真正原因.....

後世一些學者稱二人是路線之爭，說什麼，左宗棠走的是林則徐路線，李鴻章走的是穆彰阿路線，這想像也讓人服了。還有一些學者指稱二人之爭是湘淮二系地盤之爭，更讓人無語。當然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是清廷故意挑起矛盾，引起二人相爭，起到駕馭重臣的作用。

這三種觀點都是人們臆想。明眼人看到，左宗棠和李鴻章之爭主要在於，一個主戰，一個主和。但二人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著想，最典型的莫過於塞防與海防之爭，只不過左宗棠更重意氣，不屈服；李鴻章更圓滑，重現實。至於湘淮之間本就聯為一體，曾國藩裁湘留淮之計，本就不涉及左宗棠，後來左部所屬湘軍赴西北，李部所屬淮軍留在東南，風馬牛不相及，何來地盤之爭？對於兩位重臣，清廷都倚重很深，假如真的故意挑起矛盾，於大局何益？

要探尋李左二人為何長期相爭，關鍵要明白二人相爭起於何時何事。這個問題過去很少有人關注。

左宗棠直到1860年經長沙劣幕案後才進入曾國藩幕府。此前他一直在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幕下，為湘軍保障後勤，貢獻很大。

二人在曾國藩身邊共事並不長，這期間，不見二人有什麼親密的互動。1861年曾國藩同時保舉左宗棠和李鴻章，一為浙江巡撫，一為江蘇巡撫。然而，奇怪的，左宗棠的任命很快就下來了，李鴻章的卻沒有批覆。可以想象李鴻章之泱泱不樂了。

左宗棠於1861年進軍浙江，李鴻章受曾國藩之命回安徽招募淮軍準備進兵上海，1862年3月在曾國藩的再次保舉下才獲任江蘇巡撫。

但是，左宗棠自立門戶後，對曾國藩以怨報德，漸次產生了矛盾，使李鴻章更加疏遠左宗棠。

1863年二三月間，左宗棠誤解曾國藩奏摺中關於“歙南”二字的含義，曾氏說的“歙南”本是指安徽的歙縣南鄉，左公卻誤以為是浙江的歙南，誤會曾國藩“掃清歙南”是與左宗棠爭功。因此，左公對曾國藩“大逢其怒”。

這一情形，天下皆知，李鴻章不可能不知。連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都憤憤不平，認為左公“賦性褊躁，不記人善”，稱其“小人得位，無禮至此”。李鴻章心裡不可能不對左宗棠敬而遠之。

在李鴻章收復蘇州、左宗棠收復杭州之後，曾國藩兄弟對久攻南京不下而憂心忡忡，曾國藩和朝廷都希望李鴻章能回援南京。但主攻南京的曾國荃極不願意，不想自己百戰之功被人插手。李鴻章聰明之極，不想在這個關鍵時候去插一腳，背上一個搶奪曾氏兄弟功勞之嫌。面對朝廷的催逼，李鴻章多次找藉口推卻，為了免除抗旨嫌疑，李鴻章不得不找點事幹才行。

於是，他瞄準了浙江的嘉興和湖州。本來，李鴻章身為江撫、左宗棠身為浙撫，有著各自的轄區。兩人本就才幹相當，心理上也存在著競爭關係。但是，上海的位置很特殊，處在江蘇和浙江之間。李鴻章既不想去援南京，又想找事做，同時，如果浙江沒有肅清，他也不放心離開上海。

這樣，李鴻章便轉向浙江進兵，圍攻湖州、嘉興。曾國藩的弟弟老九於此關節上卻看得有先見之明：“少泉（指李鴻章）兼顧浙事，其心跡未嘗不好，然終恐與左帥齟齬之日。”

左宗棠心高氣傲，肯定不希望李鴻章插手浙江軍事。這不，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正是因為李鴻章兵進浙江，埋下了左李長期相爭不和的種子。

李鴻章前攻嘉興，城內太平軍欲降，李鴻章顧及二人關係，主動諮商左宗棠，然而左公卻不予理睬，原因有二，一是他根本不相信李鴻章能收降成功，二是擺明了就是拒絕了李鴻章的幫助。沒想到李鴻章竟然成功收復嘉興。左宗棠因此有“金丹將成，必有魔憂”之信。本屬於自己的功勞，卻讓李鴻章摘了果子，二人之怨，由此而結。

聰明的李鴻章這個滑頭耍得讓左宗棠非常惱怒，長興、湖州是左宗棠的轄區，左公又並未請他幫忙。李鴻章不去幫助攻打南京，卻來幫自己，這讓志在大功的左宗棠情何以堪？感謝自然別說，從此便記恨在心。

由此可見，二人不和主要原因是傳統的瑜亮情結，恰好李鴻章做人做官方面要圓滑得多，重視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左宗棠則只爭事功，一心想為國家出力，不顧慮官場和輿情的看法。二人的瑜亮情結，在曾國藩死後，更加明顯，矛盾便公開化。以曾氏門生長自居的李鴻章對以怨報德的左宗棠處處相爭，二人互不相讓，進而引發成政見之爭，互相拆臺，這種“巔峰對決”於國於私都不利，不免令人唏噓，值得今人反思。

早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身邊的幕僚在評比中興三傑，有人這樣解釋：左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公仁慈，人不忍欺。至於曾國藩是不是仁慈，我們暫且不論，今天重點來談一談左宗棠和李鴻章。

其實，進士出身的李鴻章也看不起三試不第的左宗棠，嘲笑他不能拜相入閣。不過話又說回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李二人之間也就是互相看不順眼，要說他們有什麼矛盾，還真不多，頂多就是文人相輕之類的。但是到了1874年時，他們的矛盾就慢慢變味了。

李鴻章身上務實的特點再次顯示出來，他沒有害怕，而是積極應對。歷史上，中國的威脅一直來自北方，歷代統治者都是在長城上做文章，只要扼守關塞，就能保證民族和國家的安全。可是到了大清時，主要的威脅卻來自海上，李鴻章在1871年和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規》中就發現了日本人的驕橫姿態，並預言“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

這樣的大事慈禧和同治帝是一時難做決定的，於是便把總理衙門和丁日昌的奏摺下發給沿海督撫、將軍討論，並限期一月作出答覆。由於這次討論的是海防，當時官居陝甘總督的左宗棠自然就不在討論人員之列。可是慈禧認為左宗棠“留心洋務，熟諳中外交涉事宜”，所以讓他也參與討論。

這個時候讓左宗棠來討論海防，他哪裡肯放過，於是藉著這次機會，提出了西北的塞防。他建議“海防”和“塞防”一個都不能少。原本朝廷是討論如何建設海防的，經過左宗棠這麼一鬧，已經偏離了問題的初衷。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有很大關係，但更重要的是左宗棠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邊緣化。

局勢發生如此變化，這讓李鴻章坐不住了。為了和左宗棠一爭高下，他洋洋灑灑寫了一萬多字的《籌議海防折》，告訴朝廷，建立海軍乃當務之急。

這次“海防”和“塞防”之爭，檯面上看都是為國為民。但檯面下卻是派系之爭。李鴻章強調海防，是因為北洋是淮軍集團的地盤，那是他叱吒風雲的資本，所以必須加強鞏固。而左宗棠重視“塞防”，也是為了鞏固自己楚軍的地位。

如果我們將“海防”、“塞防”看成是一場內鬥也未嘗不可，左、李二人因為性格原因，又牽涉兩個集團的利益最終鬧得水火不容，後來發展成內鬥。在當時那個不太平的時期，內鬥即內耗，兩個重量級人物的這次對擂，鬧劇也就成了悲劇。晚清中興名臣曾、左、李三人身上都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曾國藩文章道德傳世，左宗棠恃才傲物，李鴻章務實肯幹。從史料記載來看，左宗棠與曾、李二人之間一直有矛盾，在他眼裡曾國藩還能正眼瞧一下，叫一聲“滌生”，至於李鴻章，他連正眼也沒瞧過。

1874年，日本竟然出兵攻打臺灣，這在大清朝引起了震動，尤其是身兼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更是感到不可思議。因為當時的日本並不強大，區區彈丸之地，在天朝和李鴻章眼中根本算不上菜。如今居然挑釁大清，是可忍孰不可忍。

現在，預言成真了，這件時極大地刺激了李鴻章。總理衙門上奏朝廷，強調籌辦海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提出六項具體措施，請求朝廷討論並實施。後來江蘇巡撫丁日昌上奏《海洋水師章程》，建議設立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海軍。

不巧的是，當日本在臺灣耀武揚威的時候，北方的沙俄也蠢蠢欲動，東南沿海告急的同時，西北邊塞也鬧起了紛爭。身為陝甘總督的左宗棠處在西北前線，日子當然不好過，最緊要的就是軍餉匱乏。

因此，海防和塞防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李鴻章和左宗棠的政治利益。塞防的建議剛出爐，很多官員也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紛紛提出建議，有主張專事海防而放棄塞防的，有主張重塞防放棄海防的，也有主張塞防海防並重的。

左宗棠和李鴻章不和，在當時不說全世界都知道，最起碼慈禧心中是有數的。他們起初有演戲的成分，有時是故意做給朝廷看的，目的是為了自保。可這一次，他們兩人是撕破臉了，因為問題的癥結是：大清缺錢，有你吃的，就沒有我喝的。

左宗棠和李鴻章爭得臉紅脖子粗，這是朝廷確切地講是慈禧最願意看到的。於是朝廷採用了平衡之術，宣佈海防、塞防都要抓，而且兩手都要硬。但是從後來發展的情況來看，朝廷還是更加傾向海防，畢竟北京離敵人的槍炮更近，為了自己的統治，這一點絕不能含糊。

李、左二人不合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在剿捻過程中，他們就因為互不信任，導致合作失敗。在其後的塞防、海防之爭中又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或許他們應了那句古話“一山不容二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