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雞漫志》作為宋代第一部系統的詞學著作，在探討詞的起源時獨樹一幟，意義深遠。在品評作家作品時，他堅持重視聲律，崇尚雅正，要求創新，追求韻，氣，骨的審美標準;這種審美標準為後繼者開拓了道路。
關鍵詞：碧雞漫志;審美標準;詞
一、重情性輕聲律
王灼喜愛《大風歌》《敕勒歌》等真性情之作高出于徐陵、庾信等錯彩鏤金之文，對東漢末的“文采有餘，性情不足”的作品更是嗤之以鼻，對他而言，更注重的是情感的真實。《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動於中然後才會有詞人形之於言，詞才會成為人們表達思想感情的載體。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更提出：“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要求“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堅決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傾向。在這種理論是指導下，王灼對蘇軾的詞甚是推崇：“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蘇軾之詞能新天下耳目，非醉心於音律而能獨出本朝之外，真情自立，抒寫自己的真情性，不是千人一面的風花雪月，離愁別緒。
他輕視當時士大夫所重視的聲律，不滿人們倚聲填詞，認為“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聲律應該是服從主體情感需要的，但現在卻是“先定音節，乃制詞從之”，並且把聲律作為評價詞好壞的首要標準，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如果一味地追求聲律，則會使文學流於形式而喪失情性。在《歌曲拍節乃自然之度數》中“今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王灼字句鏗鏘地表明瞭自己觀點與立場。他認為現在的詞曲創作因為音節的束縛，一字一拍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後與古之詩歌相差甚遠。他要求的“自然之度數”就是按照心靈的指示順其自然地進行寫作，與莊子追求的“自然無為”一脈相承，與他所推崇的“重情性”更是異曲同工，儘管他“貴古賤今”的思想有侷限性，但我們不能否認他在聲律方面的獨具慧眼。“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談間，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憒憒也”，“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等都反映了他反對過分注重聲律。當然他只是不滿當時詞人置音律於性情之上，並沒有否認詞諧和聲律的必要性。
二、尚雅正忌惡俗
雅俗之分在詞的發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詞在雅俗並存中逐漸壯大。詞興起於筵宴，隋唐以來，文人稱詞為小道、豔科、詩餘、小詞等，這些稱呼都是把詞看成是詩的附庸。詩是主流，是文學的正宗，是抒寫國家興亡，個人抱負的載體，而詞可以隨意抒寫離愁別恨、男女之情、閨思閨怨，但它們都不符合封建禮教的要求。宋朝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市民階級的擴大，使詞在宋朝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愛並逐漸上升到上層文人手中，針對詞本“俗”的特徵，文人開始對它進行改造，拔俗崇雅以適應文學創作，逐步使詞規範化，王灼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對音律的欣賞中，王灼以“中正”為美。在詞的創作中提出要具有音樂的“中正之音”：“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他要求詞的創作只有得到“中正”之聲，才會有正氣和中氣，“中正”之氣帶來平氣，最後達到雅的境界。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中正”是文人士大夫的審美理想，孔子在評論《詩經》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孟子提出“中庸之道”，是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王灼對詞提出“中正”的批判標準，既是沿襲傳統的詩文品評，同時也創造性的把它應用於音樂中，試圖達到正氣和中氣的和諧統一，給人以美的感受。古人認為音樂不僅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而且在傳唱中對社會風氣進行薰染。如《樂記》中有言“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體現音樂具有的現實功用性。因此他排斥擾亂綱常的鄭聲，“放鄭聲，鄭聲淫”，而把“雅”作為審美標準之一，在《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中讚歎古代歌工樂工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相比之下是對當時的教坊者“放鄭聲”的不滿，對曹組等予以評判也就順其自然了。
在文學創作的文采方面，王灼堅持用“雅”來規範詞的寫作。他喜愛周邦彥的雅詞，誇讚其“尤俟詠雅言，元詩賦科老手也”。與此相反，他對柳永的《樂章集》給予否定，“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肯定了柳永在配合聲律的創作中時有佳語 ，但其意圖是在強調柳永詞“淺近卑俗”，對前輩所說的“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的評價更是深表不滿。《戚氏》何德何能可以與經典的《離騷》並駕齊驅?柳永那些淺斟低唱的詞作描寫的大多是市井風情，以俚語俗句來迎合小市民的喜好，其豔麗庸俗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王灼認為只有賀鑄，周邦彥的詞才有可能得《離騷》之意，昭顯出濃厚的尚雅忌俗傾向。
依現在來看，王灼的評價的確是有所偏頗，在對李清照的評價中更明顯體現了他尚雅思想中詩學正統的侷限性。“作長短句，能曲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這種觀點是對李清照詞作的扭曲。李清照善於選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環境等來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寫的別開生面，精妙清亮，風韻天然，而在王灼看來卻是惡俗的代表。王灼忽視了詞的起源及天性本俗的特徵，片面的用評價詩的原則來規範詞，過分的注重了詞的文藝政治功能，對柳永、李清照的評價有失公允，這是我們不能接受但是能理解的，由此可見古代詩論對詞論發展的影響。
三、注重創新
《碧雞漫志》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在對的詞的起源看法上標新立異，用儒家的詩樂觀重新審視了詞的本質。這種創新精神不僅是他所秉有的，也是他所提倡的，在對詞的品評中，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堅持創新。
《碧雞漫志》作為宋代第一部系統的詞學著作，在探討詞的起源時獨樹一幟，意義深遠。在品評作家作品時，他堅持重視聲律，崇尚雅正，要求創新，追求韻，氣，骨的審美標準;這種審美標準為後繼者開拓了道路。
關鍵詞：碧雞漫志;審美標準;詞
一、重情性輕聲律
王灼喜愛《大風歌》《敕勒歌》等真性情之作高出于徐陵、庾信等錯彩鏤金之文，對東漢末的“文采有餘，性情不足”的作品更是嗤之以鼻，對他而言，更注重的是情感的真實。《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動於中然後才會有詞人形之於言，詞才會成為人們表達思想感情的載體。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更提出：“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要求“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堅決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傾向。在這種理論是指導下，王灼對蘇軾的詞甚是推崇：“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蘇軾之詞能新天下耳目，非醉心於音律而能獨出本朝之外，真情自立，抒寫自己的真情性，不是千人一面的風花雪月，離愁別緒。
他輕視當時士大夫所重視的聲律，不滿人們倚聲填詞，認為“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聲律應該是服從主體情感需要的，但現在卻是“先定音節，乃制詞從之”，並且把聲律作為評價詞好壞的首要標準，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如果一味地追求聲律，則會使文學流於形式而喪失情性。在《歌曲拍節乃自然之度數》中“今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王灼字句鏗鏘地表明瞭自己觀點與立場。他認為現在的詞曲創作因為音節的束縛，一字一拍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後與古之詩歌相差甚遠。他要求的“自然之度數”就是按照心靈的指示順其自然地進行寫作，與莊子追求的“自然無為”一脈相承，與他所推崇的“重情性”更是異曲同工，儘管他“貴古賤今”的思想有侷限性，但我們不能否認他在聲律方面的獨具慧眼。“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談間，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憒憒也”，“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等都反映了他反對過分注重聲律。當然他只是不滿當時詞人置音律於性情之上，並沒有否認詞諧和聲律的必要性。
二、尚雅正忌惡俗
雅俗之分在詞的發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詞在雅俗並存中逐漸壯大。詞興起於筵宴，隋唐以來，文人稱詞為小道、豔科、詩餘、小詞等，這些稱呼都是把詞看成是詩的附庸。詩是主流，是文學的正宗，是抒寫國家興亡，個人抱負的載體，而詞可以隨意抒寫離愁別恨、男女之情、閨思閨怨，但它們都不符合封建禮教的要求。宋朝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市民階級的擴大，使詞在宋朝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愛並逐漸上升到上層文人手中，針對詞本“俗”的特徵，文人開始對它進行改造，拔俗崇雅以適應文學創作，逐步使詞規範化，王灼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對音律的欣賞中，王灼以“中正”為美。在詞的創作中提出要具有音樂的“中正之音”：“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他要求詞的創作只有得到“中正”之聲，才會有正氣和中氣，“中正”之氣帶來平氣，最後達到雅的境界。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中正”是文人士大夫的審美理想，孔子在評論《詩經》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孟子提出“中庸之道”，是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王灼對詞提出“中正”的批判標準，既是沿襲傳統的詩文品評，同時也創造性的把它應用於音樂中，試圖達到正氣和中氣的和諧統一，給人以美的感受。古人認為音樂不僅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而且在傳唱中對社會風氣進行薰染。如《樂記》中有言“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體現音樂具有的現實功用性。因此他排斥擾亂綱常的鄭聲，“放鄭聲，鄭聲淫”，而把“雅”作為審美標準之一，在《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中讚歎古代歌工樂工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相比之下是對當時的教坊者“放鄭聲”的不滿，對曹組等予以評判也就順其自然了。
在文學創作的文采方面，王灼堅持用“雅”來規範詞的寫作。他喜愛周邦彥的雅詞，誇讚其“尤俟詠雅言，元詩賦科老手也”。與此相反，他對柳永的《樂章集》給予否定，“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肯定了柳永在配合聲律的創作中時有佳語 ，但其意圖是在強調柳永詞“淺近卑俗”，對前輩所說的“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的評價更是深表不滿。《戚氏》何德何能可以與經典的《離騷》並駕齊驅?柳永那些淺斟低唱的詞作描寫的大多是市井風情，以俚語俗句來迎合小市民的喜好，其豔麗庸俗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王灼認為只有賀鑄，周邦彥的詞才有可能得《離騷》之意，昭顯出濃厚的尚雅忌俗傾向。
依現在來看，王灼的評價的確是有所偏頗，在對李清照的評價中更明顯體現了他尚雅思想中詩學正統的侷限性。“作長短句，能曲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這種觀點是對李清照詞作的扭曲。李清照善於選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環境等來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寫的別開生面，精妙清亮，風韻天然，而在王灼看來卻是惡俗的代表。王灼忽視了詞的起源及天性本俗的特徵，片面的用評價詩的原則來規範詞，過分的注重了詞的文藝政治功能，對柳永、李清照的評價有失公允，這是我們不能接受但是能理解的，由此可見古代詩論對詞論發展的影響。
三、注重創新
《碧雞漫志》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在對的詞的起源看法上標新立異，用儒家的詩樂觀重新審視了詞的本質。這種創新精神不僅是他所秉有的，也是他所提倡的，在對詞的品評中，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堅持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