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兩軍交戰，既有下戰書約戰的傳統，也有不宣而戰的現象。最初產生這種完全相反的開戰方式，主要是在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時期的戰爭一般是定期請戰，即後世所謂的“下戰書”。在戰爭開始之前，對陣雙方都排好架勢，等到準備就緒在正式開戰。更極端的例子是，有的寧可自己受損，也不願趁人之危。如宋襄公與楚國在泓水交戰，宋軍已排列就緒，楚軍尚未渡水。於是有人勸宋襄公趁勢突擊楚軍，宋襄公拒絕了。楚軍渡水後，陣勢還沒排好，又有人勸宋襄公趁機進攻，他還是不肯。最終宋軍戰敗，宋襄公也身受重傷。

當然，宋襄公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不過在春秋時期交戰，雙方大多都重禮儀、講信義。交戰雙方不僅要事先履行宣戰與列陣的程式，在正式交兵前，雙方主帥往往還要到前線相互致意示好。到了戰國時期，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戰爭不僅不在講求禮儀，而且是以殲滅對方為目標。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不宣而戰開始成為常態。與此同時，各種奇謀詭計也應運而生。

春秋戰國戰爭規則和戰爭觀念的不同，主要是因為這兩個時期的政治、文化氛圍不同。春秋時期的政治與文化，仍以貴族為中心。這些貴族往往具有一種豪俠精神和信義理想。而春秋時期計程車兵是貴族才能擔任的，所以春秋時期的戰爭是講禮儀、規範的。戰國時期，情形大變，戰爭的目的在於殲滅對方，各國也極力鼓勵戰殺。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不宣而戰自然是在正常不過了。

其實，下戰書這個習慣是一直存在的，不但古時候有，即使現在也有；只是“戰書”送達的形式不一樣而已。所謂戰書，說白了就是檄文，我們現在叫它宣戰書。古代為了彰顯出師有名和恐嚇，一般都是一蒙二嚇三罵人；現在的戰書一般都是先擺事實講道理，彰顯一下自己的正義，然後再來一個最後攤牌。三國時期，曹操給孫權的戰書，就是一張小紙條，裡頭寫著：“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這裡的“會獵”就是約戰的意思。不過這個戰書並沒有罵人，因為下戰書罵人並不是古人的專利，近代下戰書祖宗十八代也可能開罵！民國初年還有，梁啟超在護國運動中討伐袁世凱的戰書大作《護國軍政府佈告袁逆罪狀文》，就是跳著雙腳開罵的。現代的“戰書”也很常見，只是不用派專人騎著馬去送一趟而已，你比如：1941年12月9日中華民國政府釋出《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佈告》，正式對日本宣戰。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發《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論，就是被看做是打響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戰書”。

在古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打仗講究師出有名；此為戰場禮儀，戰場禮儀講究到什麼程度呢？仗要挑地方打，比如春秋時期的城濮之戰，晉楚兩國就是跑到魏國地界去打的。如果沒有事前的約定，兩國軍隊會同時出現在城濮地區嗎？

同時，在那個年代，參加戰鬥的將士可不是後來的平頭百姓甚至囚犯，而是貴族；甚至諸侯國的國君身先士卒親自率領士兵衝鋒，還常有見國君戰敗被俘的例子。

當戰爭發展到戰國時期乃至西漢時，人們簡化了戰場流程，挑地方而戰？不可能了，也不現實，但是互下戰術的習慣還是保留了下來，一直到東晉，才慢慢少了甚至沒有了；

讓人記憶猶新的是，諸葛亮出祁山屯兵五丈原，派使者與司馬懿約戰，司馬懿避而不戰，諸葛亮甚至遣使送去女人的衣服，逼司馬懿要麼戰，要麼穿上女人的衣服，代表不敢戰；對曹魏軍而言，如此奇恥大辱如何忍得？使者會有殺身之禍嗎？非也，使者安全回到蜀軍營中；這是對戰場禮儀最好的詮釋了，這在後面朝代的戰爭中是很少見的。

為什麼下戰書的行為後面會沒有了呢？第一個是戰場形勢的變化，以往的戰爭大都是爭霸之戰，勝者稱霸，敗者從之；比如秦伐韓一戰，南韓戰敗後，拱手將六座城池想讓；而後來的戰爭逐漸產生了變化，遵守承諾的戰敗方越來越少了，且無所不用其極，這不得不促使戰爭手段從初級的約戰形式升級到高階的“詐”與“速”！

“詐”是兵不厭詐，“速”是速戰速決，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結果。獻城變為攻城，約戰變為攻伐，戰場手段和形式越來越多樣化，講究兵貴神速；戰場的升級不是單方面的，一定是多方面的，也不是單個君主的行為，而是對戰雙方共同的行為；否則你傻呆呆的發去戰書，對方馬上就此進行設伏，這仗還怎麼打？能打嗎？所以，戰書什麼的，就被歷史的程序所掩埋了！

下戰書的習慣從古至今始終存在，現代最著名的當屬People"s Daily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系列社論，還有外交部和國社的“勿謂言之不預也”，類似還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意思都差不多，大同小異。

從歐美到東南亞小霸和次大陸某國，其要是聽不懂這些暗含殺機的“黑話”，就只能說他們實在太健忘，“好了傷疤忘了疼”。

1962年9月22日，People"s Daily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論，並在文章結尾正告印度當局“勿謂言之不預也”。結果大家都知道了，1個月後的10月20日，對印自衛反擊戰正式打響。

而在1978年12月25日，People"s Daily又發表社論《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並在末尾段同時寫明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勿謂言之不預也”。此言一出不到2個月，1979年2月17日，邊境還擊戰打響。

最近一次則是2018年4月6日國社在官方微博中，針對美國挑起貿易戰發出了“勿謂言之不預”的嚴正警告，這就是中方堅決迎戰的最明確無誤訊號。

此外，美華人在冷戰之後的歷次區域性戰爭打響前，也很喜歡下戰書，當然理解成“輿論戰”也可以。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2003年發起伊拉克戰爭前，小布什政府就對外公佈了空襲目標，警告對手“你怎麼防禦也沒用”，以此炫耀武力、震懾敵人。

同樣的，在對阿富汗動手前大約1周，小布什就向當時的塔利班政權發出了最後通牒，提出了一系列極其苛刻屈辱的條件。美方明知塔利班不會答應，但仍故意這麼做，目的就是給對手坐實“支援恐怖主義”的罪名，以便美國出師有名。

說到底，下戰書既折射出東西方文化的共通之處與不同點，更反映了大國用兵的底氣與自信。說白了，我就是要明確地告訴全世界“準備開打”，而對手除了乾等著捱揍自求多福也沒什麼咒念，此舉還能大大增加對手的恐慌情緒與畏懼感，這大概就是現代軍事強國喜歡下戰書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