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後，親屬每七天設齋會奠祭(或稱追薦)一次，前後七次，共七七四十九天。民間俗信對此尚有種種講究，如第一個“七”稱頭七，例由兒子為亡父(母)設木主焚紙錢，延請和尚誦經；二七則請道士還受生經；三七、四七俗稱“散七”，可由外甥、侄輩來做；五七倍受重視，另有“回煞”儀式；六七由女兒備酒飯，無女則由侄女；七七稱“斷七”，由喪家供奉酒菜祭奠，並誦經除靈等。事實上，做七習俗並不是儒家所倡導的傳統喪葬禮俗的內容。有關做七習俗的來源及其信仰內涵等問題，至今聚論紛紜，尚無定論。民間相傳，做七習俗始於唐初，大致情節是：唐太宗李世民臨終前曾囑咐太子：死後每隔七天須由親人為其擺一次薦宴，燒一回紙錢，前後共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靈魂得以順利超度。其中“五七”的置辦，尤應豐盛，等等。太宗死後，太子遵旨一一照辦。其後公卿百姓紛紛仿效，由此形成做七習俗。這種故事當然於史無徵。有人指出，做七習俗雖然自唐初起盛行，但早在南北朝時已見有關記載，《北史·胡國珍傳》：“國珍年雖篤老，而雅佛法”，及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北齊書·孫靈暉傳》：“從(南陽王)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恆為綽請僧設齋。”根據上述記載和其他若干資料，學者多認為做七習俗來源於生緣說，大約在佛教傳至東漢後到南北朝這段時期內形成，從唐初起突破信眾範圍，走向世俗化。為何要規定“七”為忌日?謂人生有六道流轉，在一個人死此生彼之間，有一個“中陰身”階段，如童子形，在陰間尋求生緣，以七日為一期；若七日終，仍未尋到生緣，則可以更續七日，到第七個七日終，必生一處(見《瑜珈論》)。所以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須逢七舉行超度、祭奠。這種由佛教“生緣說”催生的做七習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時形成，自然應視作當時佛教盛行的產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齋說》，對做七習俗及其理論依據予以駁斥，其根據之一便是“傷禮”，不合儒家對人情哀慼的講求，這也能反證做七本是佛家的事。
人死後，親屬每七天設齋會奠祭(或稱追薦)一次，前後七次，共七七四十九天。民間俗信對此尚有種種講究，如第一個“七”稱頭七，例由兒子為亡父(母)設木主焚紙錢，延請和尚誦經；二七則請道士還受生經；三七、四七俗稱“散七”，可由外甥、侄輩來做；五七倍受重視，另有“回煞”儀式；六七由女兒備酒飯，無女則由侄女；七七稱“斷七”，由喪家供奉酒菜祭奠，並誦經除靈等。事實上，做七習俗並不是儒家所倡導的傳統喪葬禮俗的內容。有關做七習俗的來源及其信仰內涵等問題，至今聚論紛紜，尚無定論。民間相傳，做七習俗始於唐初，大致情節是：唐太宗李世民臨終前曾囑咐太子：死後每隔七天須由親人為其擺一次薦宴，燒一回紙錢，前後共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靈魂得以順利超度。其中“五七”的置辦，尤應豐盛，等等。太宗死後，太子遵旨一一照辦。其後公卿百姓紛紛仿效，由此形成做七習俗。這種故事當然於史無徵。有人指出，做七習俗雖然自唐初起盛行，但早在南北朝時已見有關記載，《北史·胡國珍傳》：“國珍年雖篤老，而雅佛法”，及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北齊書·孫靈暉傳》：“從(南陽王)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恆為綽請僧設齋。”根據上述記載和其他若干資料，學者多認為做七習俗來源於生緣說，大約在佛教傳至東漢後到南北朝這段時期內形成，從唐初起突破信眾範圍，走向世俗化。為何要規定“七”為忌日?謂人生有六道流轉，在一個人死此生彼之間，有一個“中陰身”階段，如童子形，在陰間尋求生緣，以七日為一期；若七日終，仍未尋到生緣，則可以更續七日，到第七個七日終，必生一處(見《瑜珈論》)。所以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須逢七舉行超度、祭奠。這種由佛教“生緣說”催生的做七習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時形成，自然應視作當時佛教盛行的產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齋說》，對做七習俗及其理論依據予以駁斥，其根據之一便是“傷禮”，不合儒家對人情哀慼的講求，這也能反證做七本是佛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