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天監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命臨川王蕭宏領兵北伐，陳伯之屯兵壽陽與梁軍對抗，蕭宏命記室丘遲以個人名義寫信勸降陳伯之。《與陳伯之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一封政治性書信。陳伯之收到這封勸降信後，為書信的情理所懾服，不久就率八千之眾投降。

丘遲的《與陳伯之書》，雖僅一封平常的勸降書，竟然化干戈為玉帛，使統兵近萬的陳伯之欣然歸降，何以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能從陳伯之的實際出發，設身處地地為他權衡利用，喻之以義，示之以勢和動之以情。

一、喻之以義

信一開頭，便寫了陳伯之的才能、威望以及當年背齊歸梁的壯舉，為陳伯之今天仍能行義奠定了基礎。作者用前人評價李廣和李陵的譽辭“勇冠三軍，才為世出”來盛讚陳伯之，表明梁人並未因其叛梁降魏而輕賤他，使之得到安慰。接著回顧當年陳伯之背齊歸梁，是“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的順應歷史潮流的義舉，堪為識時務。言外之意，今天仍或效當年之義舉，叛魏歸梁。進而對比陳伯之在梁魏兩種不同的境遇（在梁之“壯”：“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在魏之“劣”：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既義正辭嚴地斥了陳伯之忘恩負義，叛國投敵的行徑，也暗中說明叛魏梁乃行義之舉，應該理直氣壯。

但作為罪孽深重的叛國者陳伯之，難免要憂心忡忡。作者便抓住了陳伯之的這一心理，以毫不在秋的口吻道出陳伯之降魏的不義之舉，只不過是“不能內察諸己，外受流言”而已，卸下其沉重的包袱。繼而明告梁武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的用人原則和“屈法申恩，吞舟是漏”的寬闊胸襟，並引用“朱鮪殺了漢光武帝的哥哥，而劉秀不咎既往；張繡殺了曹操的愛子曹昂和侄曹安，但曹操仍封他為列侯”等典故，使之確信歸梁之光明前途，以定歸梁之義舉。

二、示之以勢

信中除了讓陳伯之深明大義外，還從他的實際出發，切中肯綮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梁強魏弱。

先從現實上看，梁武帝聖明，使“功臣名將，雁行有序”：文官“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武將“乘軺建節，奉疆之任”，結果“天下安樂”。接著又用“白環”、“矢”的典故，寫出梁朝享受天下納貢之廣；用夜朗滇池，北韓昌海“請職”“受化”的故事，極言梁朝聲威之壯，從而給陳伯之以心靈上的震動。

而北魏，竊據中原，“惡積禍盈”，加上內部相殘，離心離德，理應滅亡。值此形勢，陳伯之甘為異族鷹犬，實屬可“哀”！況且梁朝大軍即將“弔民洛邑，伐罪秦中”，“繫頸蠻邸，懸首藁街”，陳伯之已處“魚遊沸鼎，燕巢飛幕”之險惡處境，再比之慕容超姚泓雖強盛猶被斬首的事實，說明北魏註定要滅亡，逼使陳伯之就範投誠。因為“霜露所均，不孕異類；姬漢之邦，無取雜種”乃是大勢所趨。雖然作者的大漢族主義在今天看難免不可取，但在當時卻進而激發了陳伯之的民族自尊心，引導他明察時局，早日棄暗投明。

三、動之以情

在對陳伯之喻之以義，示之以勢的同時，作者還時時動之以情：國情、鄉情友情。

先談“國情”。作者在寫了陳伯之的處境之險以後，突然憑添一筆江南勝景的描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看似信手拈來，實乃作者獨運匠心，以勾起寄居在朔北沙漠中的陳伯之緬懷故國的情懷。進而又引起歷史上有愛國之心的廉頗、吳起“思趙將”和“泣西河”的故事，激發其思念故國的情緒和民族自尊心。

再說鄉情。作者不論是說理明義，還是擺勢言情中，都希望陳伯之“早勵良規，自求多福。”並且明告他梁武帝並沒有因他叛離梁國而誅九族，相反，其家乃是“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這就使陳伯之既感受到梁武帝的恩德與仁義，又為作者產關切之情而感發涕零，棄魏歸梁。

總之，作者為了使陳伯之歸梁，揮舞如巨筆，雖然也採用梁時盛行的駢文，但四六言交錯有致，形式多變，使義、勢、情巧妙地融於體，“義”足以服人，“勢”足以驚人，“情”足以感人，收到了一紙書勝百萬兵的神妙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