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點:
首先，魯迅與周作人都有在日本留學的經歷，在那裡他們感受到中國國民性可悲的事實。在那裡讀了很多書，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而這些都來源於洋人的書籍和梁啟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啟超那時雖未像章太炎那樣直接教過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對這位學者，一度曾經很是羨慕。那時梁啟超是主張以小說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說。梁啟超的思想是十分龐雜的。他既有進化論的觀念，又受惠於盧梭的某種精神。梁啟超曾痛感中華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進化論之觀點入中土，闡明中國已處於過渡年代，但一旦觸及到中國的具體國情，那呼聲，總覺得有些弱小，改造社會，在那時談何容易！後來的歷史表明，更換政府容易，而改造國民性，則非一日半日之功。於是他倆在歸國後，都有投入於國民性的改造之中，對空泛的理想主義叫喊糾正，但激情的魯迅這點承擔得更多。
其二，剛剛說的他們在日本瞭解到的西方書籍和梁啟超、章太炎對西方思想的傳授，於是引起他們對西方思想的好奇與探索。用西方人的知識方式來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問題上，兩人的態度是相同的。不久後，他們便告別了梁啟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學之中，參之以國學研究，考察歷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尋結論，很是用力。這是“被近代化”過程中的優秀學子獨有的選擇。只要看看後來兩人不遺餘力地譯介域外人文科學理論，對中國文化的梳理，便可體味出他們創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隱諱自己民族的弱點，以韌力與傳統抗衡，兩人付出了不同的代價。
其三，在對待進化論問題上，他們都曾相信。魯迅早年以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世界的。《熱風》時代的作品，便多有這樣的聲音。進化論的立足點，是把人看成物種的一類，是生命，它不類屬於神，而系自然界的一部分，這是還原的理論，即把人由神和封建皇權意識中，解放到自然的原態裡。《生命的路》談的便是這一問題。《隨感錄》中許多激昂的聲音，便是以進化反對復古的吶喊。如今讀來，依然動人不已。周作人那時對封建舊文化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他所操持的理論，不僅僅是進化論，而更主要的，還是在日本時接受的性心理學。周作人是從生命自身合理的欲求來解釋人生與社會的。
其四，對於二人的共性，曾有人這樣總結——個人主義、人道主義、懷疑精神。人道主義是兄弟倆思想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本留學時期，他們初步形成了以"立人"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五四時期是一個懷疑的時代。與思想界的懷疑主義相呼應，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主張，魯迅呼喚“人”的覺醒，希望“人之子”從傳統的偶像夢魘中醒來，以“個人的自大”反對“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他們的思想從不同程度上都體現個人主義。
不同點：
首先，在對於儒家和孔子的態度上。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學”的主張矛頭也是指向儒教的，但到五四後，遭受啟蒙受挫，思想開始改變，將儒學常識化、凡俗化，追尋儒家的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基礎的希臘文明相合一的形式。相對於周作人，魯迅不管是五四還是到三十年代，對儒家、孔子的態度並無轉變，依然堅持批判性的立場，依然不關心“原教義”，而把目光集中於儒家與孔子在中國三十年代的現實生活中的命運，以及實際發生的影響與作用，並提出兩個重要的概念——“儒術”與“吃教”。
其二，在於五四啟蒙吶喊國民的方式。到“五四”前夕，當時代提供了機遇，魯迅和周作人都自覺地承擔了反封建思想啟蒙的歷史重任，站立到了潮頭。在此之前，他們都經歷了六年多的沉寂與思索，魯迅更深地品味到中國的無聲，周作人卻品味著鄉間的寧靜。雖然他們的焦點是相同的，都在能否喚起民眾上，但指向卻似乎全然不同：一個是“懼”喚不起的沉悶和喚起少數幾個的無力；一個是“憂”喚起之後破壞原有的寧靜。就當時他們對啟蒙前景的估量來看，魯迅是悲觀的，周作人似乎樂觀得多。他們這樣的心態也無疑決定了他們吶喊的方式。
其三，在接受的思想上。雖然在日本留學的過程中，兩人不同程度上吸收西方思想，但兩人吸收的方向不同。魯迅接受的是史密斯的《華人氣質》，專注於社會心理，而周作人深入到個體心理的學林中，崇尚藹理斯，研究人的性心理的過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兩人價值取向的某種差別。魯迅側重於新思想、新學說的引進，具有強烈的民族自新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周作人則多著眼於個人對文化藝術的趣味。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和中庸之道，是驅使他由反傳統走向迴歸傳統的重要內因。
其四，在對待五四失敗的態度上。五四後，魯迅和周作人都清醒地認識到他們的境遇———“歧路”與“窮途”，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做出同樣清醒的選擇:魯迅選擇了抗世，周作人選擇了避世。魯迅直面現實，反抗絕望;周作人模糊境遇，逃避絕望。
相同點:
首先，魯迅與周作人都有在日本留學的經歷，在那裡他們感受到中國國民性可悲的事實。在那裡讀了很多書，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而這些都來源於洋人的書籍和梁啟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啟超那時雖未像章太炎那樣直接教過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對這位學者，一度曾經很是羨慕。那時梁啟超是主張以小說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說。梁啟超的思想是十分龐雜的。他既有進化論的觀念，又受惠於盧梭的某種精神。梁啟超曾痛感中華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進化論之觀點入中土，闡明中國已處於過渡年代，但一旦觸及到中國的具體國情，那呼聲，總覺得有些弱小，改造社會，在那時談何容易！後來的歷史表明，更換政府容易，而改造國民性，則非一日半日之功。於是他倆在歸國後，都有投入於國民性的改造之中，對空泛的理想主義叫喊糾正，但激情的魯迅這點承擔得更多。
其二，剛剛說的他們在日本瞭解到的西方書籍和梁啟超、章太炎對西方思想的傳授，於是引起他們對西方思想的好奇與探索。用西方人的知識方式來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問題上，兩人的態度是相同的。不久後，他們便告別了梁啟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學之中，參之以國學研究，考察歷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尋結論，很是用力。這是“被近代化”過程中的優秀學子獨有的選擇。只要看看後來兩人不遺餘力地譯介域外人文科學理論，對中國文化的梳理，便可體味出他們創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隱諱自己民族的弱點，以韌力與傳統抗衡，兩人付出了不同的代價。
其三，在對待進化論問題上，他們都曾相信。魯迅早年以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世界的。《熱風》時代的作品，便多有這樣的聲音。進化論的立足點，是把人看成物種的一類，是生命，它不類屬於神，而系自然界的一部分，這是還原的理論，即把人由神和封建皇權意識中，解放到自然的原態裡。《生命的路》談的便是這一問題。《隨感錄》中許多激昂的聲音，便是以進化反對復古的吶喊。如今讀來，依然動人不已。周作人那時對封建舊文化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他所操持的理論，不僅僅是進化論，而更主要的，還是在日本時接受的性心理學。周作人是從生命自身合理的欲求來解釋人生與社會的。
其四，對於二人的共性，曾有人這樣總結——個人主義、人道主義、懷疑精神。人道主義是兄弟倆思想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本留學時期，他們初步形成了以"立人"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五四時期是一個懷疑的時代。與思想界的懷疑主義相呼應，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主張，魯迅呼喚“人”的覺醒，希望“人之子”從傳統的偶像夢魘中醒來，以“個人的自大”反對“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他們的思想從不同程度上都體現個人主義。
不同點：
首先，在對於儒家和孔子的態度上。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學”的主張矛頭也是指向儒教的，但到五四後，遭受啟蒙受挫，思想開始改變，將儒學常識化、凡俗化，追尋儒家的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基礎的希臘文明相合一的形式。相對於周作人，魯迅不管是五四還是到三十年代，對儒家、孔子的態度並無轉變，依然堅持批判性的立場，依然不關心“原教義”，而把目光集中於儒家與孔子在中國三十年代的現實生活中的命運，以及實際發生的影響與作用，並提出兩個重要的概念——“儒術”與“吃教”。
其二，在於五四啟蒙吶喊國民的方式。到“五四”前夕，當時代提供了機遇，魯迅和周作人都自覺地承擔了反封建思想啟蒙的歷史重任，站立到了潮頭。在此之前，他們都經歷了六年多的沉寂與思索，魯迅更深地品味到中國的無聲，周作人卻品味著鄉間的寧靜。雖然他們的焦點是相同的，都在能否喚起民眾上，但指向卻似乎全然不同：一個是“懼”喚不起的沉悶和喚起少數幾個的無力；一個是“憂”喚起之後破壞原有的寧靜。就當時他們對啟蒙前景的估量來看，魯迅是悲觀的，周作人似乎樂觀得多。他們這樣的心態也無疑決定了他們吶喊的方式。
其三，在接受的思想上。雖然在日本留學的過程中，兩人不同程度上吸收西方思想，但兩人吸收的方向不同。魯迅接受的是史密斯的《華人氣質》，專注於社會心理，而周作人深入到個體心理的學林中，崇尚藹理斯，研究人的性心理的過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兩人價值取向的某種差別。魯迅側重於新思想、新學說的引進，具有強烈的民族自新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周作人則多著眼於個人對文化藝術的趣味。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和中庸之道，是驅使他由反傳統走向迴歸傳統的重要內因。
其四，在對待五四失敗的態度上。五四後，魯迅和周作人都清醒地認識到他們的境遇———“歧路”與“窮途”，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做出同樣清醒的選擇:魯迅選擇了抗世，周作人選擇了避世。魯迅直面現實，反抗絕望;周作人模糊境遇，逃避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