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在傳播內容上，先術後理，首器次道。海外異域，國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傳統差異巨大。在國內叫得好、叫得響的作品、專案，在國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響；反之亦然。想當然把國內的做法，運用到國際上傳播，很可能適得其反。比如說，在國內傳播傳統文化，我們一般是先從理論上講其重要意義，解決認識問題，然後再著手貫徹實施具體專案。而在他國，相關背景缺乏，文化圈差異帶來的理念截然相異，對我瞭解有深有淺，感情有好有差，判斷事物的價值標準不一，認知不等於認同，因此或許正好相反：先實施具體的文化專案。如此說來，我們應尊重差異，不強求對方點贊苟同。特別是，不糾纏於文化觀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實證和器物層面上多下工夫，先讓對方感性瞭解，然後激起其主動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熱情的學習。
《意見》恰恰體現了這一原則。在例舉的中華傳統文化代表性專案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實用價值。有誰能拒絕一個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們包含神奇針灸、豐富多彩的醫藥，色、香、味俱全的烹飪飲食，養生技擊一體的武術健身等，頤養了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對其他國度的人民亦大有補益。像園林、戲曲、民樂、書法、國畫等傳統文化藝術，千百年來薰染陶冶出來的精神產品結晶，情感色彩濃厚，如音樂被稱為“無國界的語言”，自然也能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獲得愉悅、感受魅力”。中華典籍、中國文物聞名於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尋文明根源的驚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質的、感性的表層上相互接觸，然後慢慢深入至神經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礎上，面對人類共同的問題，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來一起研究，然後進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們所說的漢學交流、智庫合作、圖書出版，也有可能進一步地展開和擴大。
第二，在傳播方式上，途徑不一，模式多樣。任何文明、文化傳播，都要藉助一定的載體、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術條件限制，各個不同文明板塊來往有限。近代以來，科學技術大踏步提高，國家和民族交流逐漸多了起來，但文明主體的互動染上了大規模殖民和戰爭的色彩。世紀之交，網際網路等新技術、新媒體的出現，正在把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變成一個資訊瞬間傳遞、擴散的“村落”，構建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中華文化傳播格局”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中國實學研究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幹部學國學促進會主辦，26國學網承辦的“國學孔院行”啟動儀式上，有專家就提出：應結合當地政府和學校的有關文化專案，契入進去，豐富其內容，使活動的單向展開變成一種雙方的需求。我們理解，《意見》提出的“充分運用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文化節展、文物展覽、博覽會、書展、電影節、體育活動、旅遊推介和各類品牌活動”來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個是我們有較大主動性的文化中介機構或人員：比如說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還有華僑華人、各方面出境人員，我駐外機構、中資企業、遍佈世界各地的中餐館；一個是雙方合作開展的活動專案，比如說文化節展、文物展覽、博覽會、書展、電影節、體育活動、旅遊推介和各類品牌活動（這些活動有時我們也可以作為主動的一方）；一個是對方主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如果有可能我們也可以考慮參與進去。這樣看來，只要積極性調動起來，並給予適當政策鼓勵甚至資助扶持，機會還是很多的。與某些西方國家文化滲透的圖謀不同，我們不是去故意搞亂別的國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從對方的角度著想，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見》提出要“綜合運用大眾傳播、群體傳播、人際傳播等方式”，其中“大眾傳播”強調了文字（報紙、雜誌、書籍）、電波（廣播、電視）、電影、電子網路等大眾傳播媒介和工具，受眾龐雜；“群體傳播”相對範圍小，針對的是利益、觀念、目標、關心等因素相互聯結起來的集合體；“人際傳播”專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資訊交流，感官參與度高，可使用語言和大量的非語言符號（如表情、姿勢、語氣、語調）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觀念，還和經濟利益掛鉤。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開始進入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智慧生產力時期，文化除了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教化功能外，出現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現象。過去是賣產品（成本+利潤），現在是賣品牌、賣文化、賣價值觀。文化產業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利潤最大產業之一。但是，不要說同歐美髮達國家比較，就是和日韓相比，我們在世界文化市場的份額也是很低的——這與文明古國的歷史地位、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很不相稱。新世紀伊始，中國的文化產業年年攀升，潛力巨大。為此，要充分運用我們的經濟對外貿易、“企業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礎，配合國家制定的經濟開放新格局（如“一帶一路”），擴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發展對外文化貿易，讓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特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文化產品走向國際市場”，使得雙方受益、多方獲利。
“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與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麼？恐怕一下子也很難講清楚，雙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實踐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來就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互通有無、友好協商，切忌自以為是、單向流動。在傳播我方文化活動、文化理念的同時，還應注意發掘和汲取所在國的文化精髓。傳播、交流實質是不同文明的對話。換個角度、換個方位看自身，對我們在今天從形式到內容上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言，也是一個外來的比對“刺激”因素。當一種文化具有全球性影響和眼光時，對比使它能夠回到對自身的反思和自覺中。
第三，在傳播目標上，虛實結合，互利共贏。所謂“實”，就是讓交流的雙方能夠受益得利；所謂“虛”，就是《意見》指出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展示好中國形象”——這是我們單向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它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向對方的好故事、好聲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學習。
“故事”在傳播交流中最富有親和力、感染力。來自於生產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傳達的資訊可看可聽，大家都樂於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論的層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匯聚和表徵中國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煉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這有利於我們儘快擺脫“國大聲弱”的困局，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使我們不僅身置國際舞臺中心地帶，還能在舞臺中心發出強音。
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在傳播內容上，先術後理，首器次道。海外異域，國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傳統差異巨大。在國內叫得好、叫得響的作品、專案，在國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響；反之亦然。想當然把國內的做法，運用到國際上傳播，很可能適得其反。比如說，在國內傳播傳統文化，我們一般是先從理論上講其重要意義，解決認識問題，然後再著手貫徹實施具體專案。而在他國，相關背景缺乏，文化圈差異帶來的理念截然相異，對我瞭解有深有淺，感情有好有差，判斷事物的價值標準不一，認知不等於認同，因此或許正好相反：先實施具體的文化專案。如此說來，我們應尊重差異，不強求對方點贊苟同。特別是，不糾纏於文化觀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實證和器物層面上多下工夫，先讓對方感性瞭解，然後激起其主動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熱情的學習。
《意見》恰恰體現了這一原則。在例舉的中華傳統文化代表性專案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實用價值。有誰能拒絕一個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們包含神奇針灸、豐富多彩的醫藥，色、香、味俱全的烹飪飲食，養生技擊一體的武術健身等，頤養了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對其他國度的人民亦大有補益。像園林、戲曲、民樂、書法、國畫等傳統文化藝術，千百年來薰染陶冶出來的精神產品結晶，情感色彩濃厚，如音樂被稱為“無國界的語言”，自然也能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獲得愉悅、感受魅力”。中華典籍、中國文物聞名於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尋文明根源的驚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質的、感性的表層上相互接觸，然後慢慢深入至神經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礎上，面對人類共同的問題，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來一起研究，然後進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們所說的漢學交流、智庫合作、圖書出版，也有可能進一步地展開和擴大。
第二，在傳播方式上，途徑不一，模式多樣。任何文明、文化傳播，都要藉助一定的載體、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術條件限制，各個不同文明板塊來往有限。近代以來，科學技術大踏步提高，國家和民族交流逐漸多了起來，但文明主體的互動染上了大規模殖民和戰爭的色彩。世紀之交，網際網路等新技術、新媒體的出現，正在把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變成一個資訊瞬間傳遞、擴散的“村落”，構建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中華文化傳播格局”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中國實學研究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幹部學國學促進會主辦，26國學網承辦的“國學孔院行”啟動儀式上，有專家就提出：應結合當地政府和學校的有關文化專案，契入進去，豐富其內容，使活動的單向展開變成一種雙方的需求。我們理解，《意見》提出的“充分運用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文化節展、文物展覽、博覽會、書展、電影節、體育活動、旅遊推介和各類品牌活動”來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個是我們有較大主動性的文化中介機構或人員：比如說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還有華僑華人、各方面出境人員，我駐外機構、中資企業、遍佈世界各地的中餐館；一個是雙方合作開展的活動專案，比如說文化節展、文物展覽、博覽會、書展、電影節、體育活動、旅遊推介和各類品牌活動（這些活動有時我們也可以作為主動的一方）；一個是對方主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如果有可能我們也可以考慮參與進去。這樣看來，只要積極性調動起來，並給予適當政策鼓勵甚至資助扶持，機會還是很多的。與某些西方國家文化滲透的圖謀不同，我們不是去故意搞亂別的國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從對方的角度著想，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見》提出要“綜合運用大眾傳播、群體傳播、人際傳播等方式”，其中“大眾傳播”強調了文字（報紙、雜誌、書籍）、電波（廣播、電視）、電影、電子網路等大眾傳播媒介和工具，受眾龐雜；“群體傳播”相對範圍小，針對的是利益、觀念、目標、關心等因素相互聯結起來的集合體；“人際傳播”專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資訊交流，感官參與度高，可使用語言和大量的非語言符號（如表情、姿勢、語氣、語調）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觀念，還和經濟利益掛鉤。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開始進入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智慧生產力時期，文化除了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教化功能外，出現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現象。過去是賣產品（成本+利潤），現在是賣品牌、賣文化、賣價值觀。文化產業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利潤最大產業之一。但是，不要說同歐美髮達國家比較，就是和日韓相比，我們在世界文化市場的份額也是很低的——這與文明古國的歷史地位、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很不相稱。新世紀伊始，中國的文化產業年年攀升，潛力巨大。為此，要充分運用我們的經濟對外貿易、“企業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礎，配合國家制定的經濟開放新格局（如“一帶一路”），擴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發展對外文化貿易，讓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特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文化產品走向國際市場”，使得雙方受益、多方獲利。
“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與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麼？恐怕一下子也很難講清楚，雙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實踐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來就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互通有無、友好協商，切忌自以為是、單向流動。在傳播我方文化活動、文化理念的同時，還應注意發掘和汲取所在國的文化精髓。傳播、交流實質是不同文明的對話。換個角度、換個方位看自身，對我們在今天從形式到內容上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言，也是一個外來的比對“刺激”因素。當一種文化具有全球性影響和眼光時，對比使它能夠回到對自身的反思和自覺中。
第三，在傳播目標上，虛實結合，互利共贏。所謂“實”，就是讓交流的雙方能夠受益得利；所謂“虛”，就是《意見》指出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展示好中國形象”——這是我們單向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它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向對方的好故事、好聲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學習。
“故事”在傳播交流中最富有親和力、感染力。來自於生產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傳達的資訊可看可聽，大家都樂於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論的層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匯聚和表徵中國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煉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這有利於我們儘快擺脫“國大聲弱”的困局，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使我們不僅身置國際舞臺中心地帶，還能在舞臺中心發出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