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釋一下何為公羊學。 “公羊學”的全稱，應該是“春秋公羊學”，它是儒家經學中專門研究和傳承《春秋公羊傳》的一個學派，它屬於今文經學內部最重要的一個分支學派。是以『春秋公羊傳』為基礎所發展起來的一整套學問，而事實上，公羊學就是春秋學，春秋學就是公羊學。春秋經傳是由公羊氏代代口傳相授，由春秋時期一直傳到漢代，然後才形成文字的。
據史書記載，《公羊傳》應是一位姓公羊的經師在其以前傳經學者的基礎上綜合成書的，其大概形成於戰國末年。就孔子弟子來看，子夏與《春秋》的關係最為密切。子夏之後，孟子、荀子對於《春秋》重“義”的思想都有論述，而在《春秋》三傳中《公羊傳》最重視此種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對於公羊學也有著重要影響。此外，齊學對於公羊學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正是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形成。
西漢景帝時期，立治《春秋》"公羊學"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當時的博士還不是專經的博士)。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學派，而傳授系統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兩條線索。
其次，公羊學派是西漢前期和東漢時期的官學，其成為漢代儒學的代表的主要原因需要先解析一下漢代的時代背景與政治社會需求。
西漢初期，即漢高祖、文帝、景帝時期，主流社會思想的黃老思想使得法家、兵家、春秋學派（公羊派、穀梁派）和各個詩經學派，還有思孟學派和荀子的學派都在各地發展了起來。漢景帝雖然專為春秋公羊學設立博士，但他還是隻重黃老之學，公羊學及其他學科博士只是當個擺設，公羊學等儒學仍未發揮出真正的作用。等到漢武帝登基後，情況便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其一，漢朝上下對匈奴的仇恨情緒達到了頂峰。從漢高祖被困白登山，而不得不向冒頓單于的閼氏（冒頓妻）行賄解圍開始，漢高祖至漢景帝，漢朝大抵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但是，匈奴對漢朝政策多有反覆。除經常劫掠邊境外，漢文帝十四年，匈奴還曾大舉進犯、逼近長安。漢朝隨後移民塞下，加強邊境守衛。在漢初的70年間，佔據主動地位的是匈奴。戰爭或是和親，基本由匈奴決定。到雄韜武略的漢武帝的時候，漢朝對匈奴仇恨已經整整歷經三代帝王了，成為了世代的仇恨。
其二，文景之治留下來的巨大財富，為發起戰爭的提供的物質和社會力量。漢武一朝，整個社會從上（各個九卿、列侯）到下（邊界飽受戰火的百姓、地主）都在渴望發起對匈奴的戰爭，當時很多地主、貴族都渴望透過戰爭能獲得軍功，獲得封侯之賞，從此邁入公侯階級。
其三，當時社會已經過了休養生息的階段，社會尋求更進一步發展。國家逐漸富強，黃老學開始不能滿足整個社會的訴求，此時最支援戰爭又能從理論上解決復仇動機和中央皇帝集權的公羊派和當時最實幹、最支援君王又有利於中央集權的法家便順勢登臺，開始了建功立業的積極進取之路。
公羊學派主張大復仇，大一統和對外擴張。公羊學派主要思想就是大復仇，最著名的就是：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國仇，雖百世亦可以復仇。《公羊傳》從原始儒學的角度闡述《春秋》的“大一統”思想，影射和勸諫現實，開公羊學之先河。這個學派最有名的人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
但公羊派在董仲舒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儒家學派了，董仲舒由《公羊春秋》入手，合併法家、陰陽家、縱橫家、黃老等思想主張，闡發儒學一統理論及政治主張，為了提高施行“禮義”為核心的大一統方略的權威性，還把原始的天命論發揮改造到極致，成為系統化、理論化的“王權神授”的神學體系，創立了公羊學。
公羊學的兩大主要觀點：
一是要限制王權。
（1）“天子一爵”，即天子也只是爵位的一種，天子並非“天”的化身；
（2）“天人感應”，即統治者的行為會帶來災異吉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屈君而伸天”，就是要國君服從上天，皇帝要聽上天的，而上天是按儒家思想塑造出來的。說白了，就是皇帝要聽儒家的，要用儒家思想統一天下，所以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3）“君臣以義合”，即君臣效忠關係並非生來就有的，不是絕對的。這一思想是對孟子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繼承和發展；
（4）“通三統”，即王權沒有永恆，歷史是演進的。
二是如何對待春秋時代的上下失序、紛爭亂世。
（1）“夷夏之辨”，一種樸素的文化民族主義/道德民族主義（不是完全的血統論）
（2）“大復仇”，即抬高復仇（主要指公仇而非私仇）的地位；
（3）“張三世”和“經權說”， “張三世”簡單來說就是世道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小康世）、太平世（大同世）。講“經權”，即天子不能履行職責的時候，諸侯（如齊桓晉文）可以代行其責、“尊王攘夷”。
（4）“大一統”說，即春秋公羊學者吐露執政願望，實現德治主義理想的理論。 “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傳》隱公元年）。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化”有兩個特徵：一為漢王朝的正統性的根據在大一統那裡得到強化，二是以“獨尊儒術”來實現政治、文化、空間上的思想上的大一統。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應該是“罷黜百家，獨尊公羊儒”才對。
漢武帝看中了董仲舒的學術和治國方略並採用，公羊學也就成了西漢時期和東漢時期的官學，不過董仲舒為了迎合漢武帝神化君權（君權神授），最終讓公羊派沉迷於讖緯之學中，把整個社會往神權這個方面帶，讖緯之說成為了公羊學最大的軟肋。
到了後漢，公羊學派逐漸的喪失了自己的市場。原因大致有三：一則是公羊學一直想要限制王權，搞虛君政治，但又不能完全站在地主豪強那邊的，所以在東漢左氏春秋興起後，作為統治階級中堅力量的地主階級拋棄了“公羊學”。二則是人們對於自然災異認識水平的提高。古文大家王充說就是憑藉“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的懷疑精神，攻擊天人感應論的，王充說自己的《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三則是漢儒將天、將孔子樹立成了一尊神，在批判人間俗王的同時，也成立壓迫人間世界的新權威。古文學家的興起的一大特點就是反對偶像崇拜。
參考資料：《春秋公羊傳》、《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
首先解釋一下何為公羊學。 “公羊學”的全稱，應該是“春秋公羊學”，它是儒家經學中專門研究和傳承《春秋公羊傳》的一個學派，它屬於今文經學內部最重要的一個分支學派。是以『春秋公羊傳』為基礎所發展起來的一整套學問，而事實上，公羊學就是春秋學，春秋學就是公羊學。春秋經傳是由公羊氏代代口傳相授，由春秋時期一直傳到漢代，然後才形成文字的。
據史書記載，《公羊傳》應是一位姓公羊的經師在其以前傳經學者的基礎上綜合成書的，其大概形成於戰國末年。就孔子弟子來看，子夏與《春秋》的關係最為密切。子夏之後，孟子、荀子對於《春秋》重“義”的思想都有論述，而在《春秋》三傳中《公羊傳》最重視此種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對於公羊學也有著重要影響。此外，齊學對於公羊學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正是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形成。
西漢景帝時期，立治《春秋》"公羊學"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當時的博士還不是專經的博士)。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學派，而傳授系統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兩條線索。
其次，公羊學派是西漢前期和東漢時期的官學，其成為漢代儒學的代表的主要原因需要先解析一下漢代的時代背景與政治社會需求。
西漢初期，即漢高祖、文帝、景帝時期，主流社會思想的黃老思想使得法家、兵家、春秋學派（公羊派、穀梁派）和各個詩經學派，還有思孟學派和荀子的學派都在各地發展了起來。漢景帝雖然專為春秋公羊學設立博士，但他還是隻重黃老之學，公羊學及其他學科博士只是當個擺設，公羊學等儒學仍未發揮出真正的作用。等到漢武帝登基後，情況便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其一，漢朝上下對匈奴的仇恨情緒達到了頂峰。從漢高祖被困白登山，而不得不向冒頓單于的閼氏（冒頓妻）行賄解圍開始，漢高祖至漢景帝，漢朝大抵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但是，匈奴對漢朝政策多有反覆。除經常劫掠邊境外，漢文帝十四年，匈奴還曾大舉進犯、逼近長安。漢朝隨後移民塞下，加強邊境守衛。在漢初的70年間，佔據主動地位的是匈奴。戰爭或是和親，基本由匈奴決定。到雄韜武略的漢武帝的時候，漢朝對匈奴仇恨已經整整歷經三代帝王了，成為了世代的仇恨。
其二，文景之治留下來的巨大財富，為發起戰爭的提供的物質和社會力量。漢武一朝，整個社會從上（各個九卿、列侯）到下（邊界飽受戰火的百姓、地主）都在渴望發起對匈奴的戰爭，當時很多地主、貴族都渴望透過戰爭能獲得軍功，獲得封侯之賞，從此邁入公侯階級。
其三，當時社會已經過了休養生息的階段，社會尋求更進一步發展。國家逐漸富強，黃老學開始不能滿足整個社會的訴求，此時最支援戰爭又能從理論上解決復仇動機和中央皇帝集權的公羊派和當時最實幹、最支援君王又有利於中央集權的法家便順勢登臺，開始了建功立業的積極進取之路。
公羊學派主張大復仇，大一統和對外擴張。公羊學派主要思想就是大復仇，最著名的就是：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國仇，雖百世亦可以復仇。《公羊傳》從原始儒學的角度闡述《春秋》的“大一統”思想，影射和勸諫現實，開公羊學之先河。這個學派最有名的人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
但公羊派在董仲舒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儒家學派了，董仲舒由《公羊春秋》入手，合併法家、陰陽家、縱橫家、黃老等思想主張，闡發儒學一統理論及政治主張，為了提高施行“禮義”為核心的大一統方略的權威性，還把原始的天命論發揮改造到極致，成為系統化、理論化的“王權神授”的神學體系，創立了公羊學。
公羊學的兩大主要觀點：
一是要限制王權。
（1）“天子一爵”，即天子也只是爵位的一種，天子並非“天”的化身；
（2）“天人感應”，即統治者的行為會帶來災異吉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屈君而伸天”，就是要國君服從上天，皇帝要聽上天的，而上天是按儒家思想塑造出來的。說白了，就是皇帝要聽儒家的，要用儒家思想統一天下，所以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3）“君臣以義合”，即君臣效忠關係並非生來就有的，不是絕對的。這一思想是對孟子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繼承和發展；
（4）“通三統”，即王權沒有永恆，歷史是演進的。
二是如何對待春秋時代的上下失序、紛爭亂世。
（1）“夷夏之辨”，一種樸素的文化民族主義/道德民族主義（不是完全的血統論）
（2）“大復仇”，即抬高復仇（主要指公仇而非私仇）的地位；
（3）“張三世”和“經權說”， “張三世”簡單來說就是世道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小康世）、太平世（大同世）。講“經權”，即天子不能履行職責的時候，諸侯（如齊桓晉文）可以代行其責、“尊王攘夷”。
（4）“大一統”說，即春秋公羊學者吐露執政願望，實現德治主義理想的理論。 “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傳》隱公元年）。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化”有兩個特徵：一為漢王朝的正統性的根據在大一統那裡得到強化，二是以“獨尊儒術”來實現政治、文化、空間上的思想上的大一統。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應該是“罷黜百家，獨尊公羊儒”才對。
漢武帝看中了董仲舒的學術和治國方略並採用，公羊學也就成了西漢時期和東漢時期的官學，不過董仲舒為了迎合漢武帝神化君權（君權神授），最終讓公羊派沉迷於讖緯之學中，把整個社會往神權這個方面帶，讖緯之說成為了公羊學最大的軟肋。
到了後漢，公羊學派逐漸的喪失了自己的市場。原因大致有三：一則是公羊學一直想要限制王權，搞虛君政治，但又不能完全站在地主豪強那邊的，所以在東漢左氏春秋興起後，作為統治階級中堅力量的地主階級拋棄了“公羊學”。二則是人們對於自然災異認識水平的提高。古文大家王充說就是憑藉“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的懷疑精神，攻擊天人感應論的，王充說自己的《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三則是漢儒將天、將孔子樹立成了一尊神，在批判人間俗王的同時，也成立壓迫人間世界的新權威。古文學家的興起的一大特點就是反對偶像崇拜。
參考資料：《春秋公羊傳》、《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