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個愚蠢的問題，甲午戰爭日本人又沒有打到北京，為什麼要遷都？即使不議和再戰，那跟遷都有什麼關係？難道日本是打到北京城下逼迫清庭議和的？希望大家不要一本正經的回答這個問題了，會把智商拉得跟提問者一樣低。

被篡改的，騙了吧。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都是春秋時期的爭霸戰。日本不會傻的要佔領大清，佔領俄國，佔領美國。就連二戰時日本佔領中國之後也是扶持了滿洲國和汪精衛的中華民國。他們不敢，也不能把中國劃為日本國土。

拿大清為例。大清拼著人口減少1億。花了14年時間，也鎮壓了太平運動。而日本只是爭霸，只是想割讓原始部落居住的臺灣。假如日本割讓東北，清朝是會繼續打下去的。其實當時日本要三億賠款，李鴻章就發電報給皇帝說備戰。

甲午之戰，李鴻章一人之力打全國之戰。和老百姓是沒關係的。戰後，日本極力拉攏清朝，對抗沙俄。日俄戰爭時期，大清軍民支援日本。

遷都到西安，號召全華人民反擊侵略，與日軍打到底，打持久戰，中國地大物博，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日軍計程車兵分散到中國的土地上，無法形成合力，大清朝是很弱，但是日軍也並非不可戰勝，日本絕對沒有實力深入中國內地西安，就像抗日戰爭一樣，蔣百里先生曾說過，勝也罷了敗也罷，就是不同他講和。把日軍拖死，日軍打甲午戰爭，自身消耗也很大，日軍明治維新時間也不長，自身的戰爭潛力也不是像二戰中那麼強。

都城，相當於一個國家的心臟，通常承擔著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職能，故都城的地理位置選址非常關鍵，關乎到一個國家的氣運和興衰。

《呂氏春秋》記載，“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然而隨著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王國對外不斷吞併和擴張，面對著更加複雜的環境，都城的選址也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

第一是不能簡單以國土中心建都，地理、政治、軍事的形勢都需要納選址的入考慮；第二是當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時，都城的地址也需要相應進行遷徙。

王朝遷都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商代有盤庚遷殷，周朝有平王東遷洛陽，宋有高宗南渡應天府，明有成祖北遷燕京。清朝龍興於東北長白山一帶，先後在興京、東京、盛京建都，入主中原後取代明朝，定都於北京，直至清末，清朝都沒有進行過遷都。

元、明、清三代都選擇以北京為都城，自然是看中了其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備的優勢。對清朝而言，選擇北京為首都，至少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北京地理形勢險固，易守難攻。明代大臣楊榮曾總結道：“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據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於燕薊。……薊燕左環蒼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為天下都會。”

第二，北京靠近東北，即滿人的發家之地。萬一天下有變，滿人便於從北京退守關外，給自己留下一條後路。

第三，由於京杭大運河的存在，南方的物資可以源源不斷地運送至北京，不會面臨物資短缺的問題。

由於上述優勢的存在，北京非常適合作為清朝這個大帝國的首都，二百多年未曾移易。然而，北京地勢之易守難攻，是相對於冷兵器時代而言。隨著近代工業革命的發展，海上作戰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在清代閉關鎖國，忽視海軍建設的背景下，北京過於靠近入海口，反而成為了地理位置上的一個劣勢。兩次鴉片戰爭、甲午之戰、八國聯軍侵華，都將清朝都城防禦薄弱的短板暴露無遺，清政府數次為保住首都而不得不簽訂屈辱條款。

在英法聯軍進京，咸豐外逃後，清政府為應對局面做了兩手準備。第一手是派恭親王留京，與洋人議和。但當時清廷預估與英法聯軍的談判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恭親王以及部分大臣如文祥、勝保等，均上疏請咸豐做好遷都進行長期作戰的準備。在當時，咸豐部分地接納了關於遷都的意見：

“夷人現雖盡退，明歲尚來駐京，能否相安，實難豫定，自宜豫擇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備無患。陝西古稱天府，雄據上游，與中原聲息相通，人心繫屬，轉餉亦易，誠為便宜。將來蹕路經行，由山西太原、平陽等處折入潼關，尚屬可行。”

按照咸豐和一些大臣的想法，如果一定要選一個地方遷都的話，最理想的地點應當是陝西西安，當時咸豐也下令做了一些遷都的前期考察準備。但比起遷都所要付出的成本，清政府還是選擇了苟且偷安，與洋人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換取一時的和平。加上沒過多久咸豐皇帝就在熱河病逝，遷都的議案被擱置了下來。

戈登的建議，為總結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的狼狽失敗而得出。在學術界，如維新派的官員湯壽潛在其著作《危言》中指出，北京作為都城的地理優勢已經不復存在，仍建議以西安作為大清的新首都，一來推進維新變法，二來消除直接的軍事威脅。

與湯壽潛同時期的鄭觀應，是遷都論的反對者。鄭觀應認為，清朝要自強，應該做的是“內修政事，外固封圻”、“秣馬厲兵”透過加強內政和軍事建設來抵禦外敵，遷都只是下策。

在二十多年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中，清廷寄希望於“師夷長技以制夷”，透過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加強軍備力量來守護京師。然而甲午戰爭中，清朝辛苦經營的北洋水師被日本海軍重挫，徹底擊碎了清廷偷安的美夢。日本老調重彈，首相伊藤博文威脅進軍北京，來迫使清政府與日本遷都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這起事件，激起了晚清關於遷都的第三次大討論。

這一時期主張遷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晚清維新保皇黨康有為。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著名的“公車上書”中，康有為聯合在京舉人提出了拒和、遷都、再戰的建議，並指出“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瀋，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梁， 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同樣將陝西西安作為了理想的遷都地點。

當時作為清朝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既為保住自己錦衣玉食的生活，也因擔心遷都後自己的權力被稀釋，不願意傾全力與日本再做最後一搏，導致第三次遷都的討論亦不了了之。而清朝在外交上的軟弱，更加激起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瓜分慾望，也註定了清朝即將走向滅亡的命運。

參考資料：《清實錄咸豐朝實錄》《日下舊聞考·楊文敏集》《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危言·遷鼎》《盛世危言·建都》《上清帝第二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