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王道”的理解有誤。

“王道”本就是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治天下的政治主張，屬於儒家思想範疇，它與“霸道”相對。

王道，最早出自儒家三位集大成者之一的孟子，孟子所謂的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核心是仁義和道德！

《孟子.梁惠王上》：“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而霸道，是以韓非為代表法家的主張。

漢宣帝也重視法治，但此時的法治其實是法家三派中的“術治”，講究權謀御人之術，本質上依然是人治，人治就不可能跳出人亡政息、之亂迴圈的怪圈。所以說漢宣帝治國在於不拘一格、因時制宜，但並非拋棄了儒道。

實際上，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就成了帝國的欽定意識形態。當然漢武帝也並未全盤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因為他需要的僅僅是思想上的統一。在他看來仁義道德太過理想化，實際操作中缺乏可執行性。在統治百姓、駕馭群臣、集中皇權上還是“霸道”管用。

所以自漢武帝始，以後的統治者基本實施的都是“外儒內法、王霸雜糅”的治國御民之術。

有一種說法是漢奠定了華人的性格！其實就是說儒學在思想上形成了壟斷地位，導致從漢到清，人們的思想研究總是跳不出這個範疇，思想創新受到了桎梏。

所以說儒學並未在漢衰落，恰恰相反，儒學正是因為漢才得到官方的肯定，由野走向了朝！

向來法家霸道，是治民馭群臣之法，是富國強兵之術。然而法家霸道長於攻閥，固政權，穩暫時之統治，而弱於長治久安。單純以法家之術統治，其統治成本會極其高昂。而強調中庸的儒家粉墨登場，其實王道也屬儒家。儒家與法家，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時期之國家局勢而有不同側重，亂世中求霸權，不用法家之說，則不可能實現。而在天下一統之後，再無強敵，而仍強行霸權，則將引起人心思變。

因此在大一統之後，以儒家的秩序觀念作為統治之術，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統治壓力也減輕許多。

所謂“王道”就是儒家的概念，就是像古代的聖王一樣，用“德政”來治理天下，也可以說是“以德服人”，就像孟子說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所謂“霸道”，我們都知道春秋五霸，春秋時期周天子的實力變得越來越弱，有些諸侯開始比周天子厲害，他們兵力強大，別人不服他們可以透過武力讓別人服，這種具有號召力的諸侯就是“霸主”。秦漢之際，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冊封天下諸侯，自己做了“霸王”，也是行的“霸道”。

漢宣帝劉詢既重用儒生也重用其他的人才，他重用法家人物，用法嚴苛，太子劉奭看了覺得不妥。劉奭在與劉詢一起進餐的時候勸自己的父親重用儒生，實行德政。漢宣帝聽了後說:“漢家自有漢家的治國方法，一直都是王道與霸道並行，不能像周朝一樣只行德政”。漢宣帝還說了儒家的兩點問題:第一個，儒家好厚古薄今，他們治國的思想就是恢復古制，一切要從儒家經典裡面找到根據。第二點，儒家注重名聲，而不注重實際，說白了“德政”是個好聽的名頭罷了，可以當做虛名，而不可能作為實際。就像你跟匈奴講道理，匈奴肯定不聽，匈奴也有匈奴人的道理，但是你打贏了他他就得聽你的道理。漢宣帝認為很多儒生分不清名與實的關係。

漢元帝劉奭，他是一個“柔仁好儒”的人，他的老師就是我上一個回答中提到的蕭望之，蕭望之是蕭何的六世孫，是個典型的儒生。漢宣帝有很多大的政策也向他請教，並且讓他做了太子的老師。可以看出漢宣帝對不同的人才懂得如何去用。而漢元帝是個沒有主見的人，他寬厚仁慈，節儉愛民，但是優柔寡斷，不善於決策，這是作為皇帝很不適合的地方。漢元帝繼位以後，蕭望之被宦官陷害下獄，蕭望之在獄中自殺，漢元帝痛哭流涕，埋怨宦官逼死了蕭望之，但是卻不知道該如何處置。漢元帝經常是聽到大臣各說各的道理而他不知道聽誰的。果然被漢宣帝言中:“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漢元帝以後西漢就走上了下坡路，漢家王道與霸道並用的治國之道也就不復存在了。當然儒學的昌盛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是有關係的，不過儒生也並不是都很迂腐，也有很多人才。

西漢自建國以來，外戚、宦官相互角逐在政治舞臺上。漢宣帝自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他也用儒生為相，構成了儒道、外戚、宦官三輛馬車相互牽制的政治局面，維護皇權的穩定。

到了漢元帝繼位後，劉奭確實想透過“儒學治國”，但是最終寵幸、放任宦官，皇權對外影響力都日漸削弱，也導致了西漢王朝開始走下坡路，徹底葬送了昭宣中興的大好局面。肇端始於元帝，這與漢元帝闇弱無能，耽於儒術，惑於奸邪，不能賞罰分明有很大關係。漢宣帝臨終前留給他的“三駕馬車”也早已經被漢元帝劉奭給廢了，外戚、宦官專權越走越遠，朝政也混亂不堪，土地兼併越演越烈，西漢遭受嚴重的社會危機。

難怪毛主席曾說過，“前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漢元帝好儒學，掘斥名、法，拋棄了他父親的一套統治方法，但優柔寡斷，是非不分。”

篡漢自立的外戚王莽，便是用儒家學說治國，但事實證明儒家並不是成功的治國方法，王莽的改革反而遭到不滿，王莽本人身死國滅。後來東漢的滅亡也與此有很大關係。

到了魏晉，儒學衰落，佛道興起，直到隋唐時期，儒釋道合一，這時的儒學早已經不是春秋時期孔子提倡的儒學了，儒學不振。而真正儒學佔據主導地位的乃是宋、明、清。二程、朱陸繼續將原始儒學改的“面目全非”，儒道發展進入新階段。得到統治階級認可的儒道之學，徹底統治眾生，這時的儒道之學才達鼎盛之極。

儒學在宋以前地位並不穩固，曾受到多方面的挑戰，起起伏伏，直到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才能說儒道之學興起。

漢宣帝自稱說“漢家自有政策，霸王道雜之”，並且據此成就所謂昭宣中興。但是，王道也就是以儒治國是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必然趨勢，這也是為什麼武帝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武帝時期還是沒有完全採取以儒治國的理念，反而是窮兵黷武，頻頻發動戰爭，最終在晚年到漢昭帝時期有一個政策轉向爭論的問題，並因此釀成了“巫蠱之禍”和“戾太子事件”。昭帝時，還有著名的鹽鐵會議，以後到漢宣帝時，又進一步採取霸王道雜之的政策。但是霸王道雜之的政策並不能緩解西漢中後期以後社會矛盾的問題，反而是愈來愈激化，因此就不得不重新採取以儒治國的方針，爭取民心，緩解階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