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嘛，我們先看看這電影的劇情吧託尼是一位本領高強幹架特別牛叉的大叔，擁有如此本領的託尼工作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沒錯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家夜總會當保鏢。

話說保鏢這一職業那可是高薪無保障職業，雖然無保障但是住房基金啊醫保啊保險啊等等等等，這些他都不需要關心，這份工作很不做託尼也想一直幹下去，因為他有深愛的妻子和兩個可愛的孩子為了他們必須要賺錢。

可是夜總會突然搞裝修所有工作人員都被炒魷魚了，託尼也不例外，沒有了工作又有家庭的託尼急需要一份工作，真的是一位好父親好老公啊，嗷哥也需要這麼一位能養我的人。

好了我們回到正題，託尼在朋友的介紹下前去一名音樂博士那裡，他那裡正缺像託尼這樣能幹的人，託尼很成功的被錄用了，讓託尼沒想到的是這位主子竟然是這火燒棍（黑人)，託尼一時間接受不了，因為自己是位種族歧視的人，我那麼白整天跟著這個火燒棍會不會被同化成黑白鑲嵌的火燒棍？忐忑的託尼為了家庭，不畏變成新物種的黑白火燒棍努力的工作著。

託尼的任務就是保護好這位黑人，黑人的上頭給了本綠皮書給託尼，上面是寫著黑人可以在哪睡覺啊吃飯啊，黑人唐要舉辦南方巡演，而因為自己是黑人，兩人遇到了很多麻煩，在這期間託尼負責幫唐解決麻煩，之後兩人就發生了一段精彩的故事。至於為什麼偏偏他得奧斯卡獎呢？這方面元素有很多，我個人看來只是我個人，我就覺得很一般

《綠皮書》奧斯卡91屆最佳影片，

《為奴十二年》奧斯卡86屆最佳影片，

《被解救的姜戈》奧斯卡85屆最佳影片，

像這些關於黑人種族歧視內容的電影就屬於政治正確類，拿獎的機率本來就比較高，

有一點感覺就像是你不給我投獎你TM就是種族歧視，類似你不抵制日貨美貨韓貨你就是漢奸…白人也很虛偽。

《被解救的姜戈》我感覺是優於另外兩部的電影，關於醜惡的人性暴力血腥變態蹂躪跟救贖表現的更給力…

《綠皮書》：歧視者和被歧視者的雙重透視

剛剛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大獎的《綠皮書》的故事，很容易讓人聯想奧利維·那卡什和艾力克·託蘭達聯合執導《觸不可及》，因為膚色和階級帶來的衝突與交融，讓尖銳的人性泛起柔光。黑白膚色加司機的主僕情，更像是摩根·弗里曼與傑西卡·坦迪主演喜劇《為戴西小姐開車》，用一道黑色的純善，去開啟驕傲的白色壁壘。

然而在我看來，《綠皮書》就是它自己。它有《觸不可及》和《為黛西小姐開車》的互動與融通，但兩部前作更多是個體命運的柔軟，而《綠皮書》不僅有膚色、階級、文化修養的衝突，還有對上層白人偽善的觸碰，以及各種穿越時空的種族和社會問題的醒思。

影片如果有幸引進，必然是要吃片名的虧，然而“綠皮書”三字，卻是這個故事的魂。1962年，白人至上和黑人民權運動空前高漲，黑人郵政職員維克多·雨果·格林為黑人出行編寫了一個類如旅行指南的小冊子，註明哪些旅館與餐廳可供黑人入駐和用餐，這就是史上被稱作黑人出行指南的“綠皮書”。

電影《綠皮書》的故事背景與小冊子問世同年，同樣有真人真事的依託，講述義大利裔美籍白人託尼受僱為黑人鋼琴家唐開車護航的故事。一個是白人江湖裡善於處理疑難雜症的底層老炮，一個是黑人世界高處不勝寒的天才演奏家，兩個不相容的異世界人類組成“黑白無常”組合，以公路電影和巡演模式從紐約一路南下，上演了一出兩月時長的跨越種族、跨階級的戰鬥情誼。

之所以強調戰鬥情誼，而非《觸不可及》和《為黛西小姐開車》的友誼，是因為1962年的美國南部種族主義的大氣候，就我們華北平原冬季的霧霾，同一片天空下難有幸免者。兩人按照“綠皮書”指南出行，已經夠小心翼翼了，但各種危機和壁壘依舊如雨後的沼澤。

事實證明，不按照“綠皮書”手冊出行，是寸步難行的。唐兩次出離“綠皮書”指南軌道，一次去白人酒吧喝悶酒，一次去浴室尋歡，結果都捱了揍，險些不得脫身並斷送巡演。託尼一次開車走錯路，也陷入了白人警方“黑人不得夜出”的魔障，這一次是託尼對警察出手惹禍，唐為了脫身動用了總統弟弟的關係。 就算是在巡演規劃的路徑上，歧視也是無處不在。有錢人給他的演出報以熱烈的掌聲，但卻不讓唐用他家客用衛生間，而讓他去外面的簡易窩棚；伯明翰的接待經理表面友善禮節，唐的休息室卻是個逼仄的雜物間，且不讓他在演出的餐廳用餐。唐已經是多次在白宮演奏的大家了，卻曾因為演奏白人曲目當場被打。

影片採取雙男主的敘事，其實是個歧視者和被歧視者的雙重視角。藉著託尼之眼，我們看到了一個帶著有色眼鏡的美國南部世界，歧視涉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方位，而藉著唐之眼，我們還看到了以託尼為代表的美國白人階級社會的落差。唐尼不僅因為是白人世界的異類高處不勝寒，還因為與黑人世界的階層落差而孤獨。託尼其實也是有色眼鏡的代表者，要不是一份高薪工作的誘因，他可能一輩子沒有機會走進黑人的內心世界，領略並接受他們的才華。而透過與唐的接觸，託尼的內心世界漸次開啟，精神世界更上層樓。

按照唐三重奏搭檔的說法，唐的南巡也是自找苦吃之旅，他完全可以在北部輕鬆賺三倍的報酬。唐執意南巡的意圖影片沒有明說，但不明而喻。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正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時期，影片所在的1962年，民權運動的火力正集中在反對長途汽車上的種族隔離和爭取南部黑人的選舉權上。作為黑人精英藝術家的唐，不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時值維克多·雨果·格林的“綠皮書”指南問世，南巡演出的可行性就差一位保駕護航的託尼。

《綠皮書》故事的次年，華盛頓林肯廣場二十五萬人聚集，同聲反對種族隔離，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髮表了他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將民權運動推向高潮。聯絡歷史，我們再回看唐一路的隱忍，便可見他內心那團看不見的火種。在託尼的影響下，他終於向歧視並拒絕他用餐的餐廳說不，並用拒絕演出的方式給了偽善的白人一擊。

這個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故事之所以讓我們看得如此鮮活，是因為，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世界範圍內，種族歧視依舊無處不在，我們無時不刻深陷歧視者和被歧視者的雙重映象，種族融合的使命尚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