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印象裡，特朗普想要“不設任何先決條件”，與伊朗總統魯哈尼會談的慾望，一直十分強烈，哪怕是在博爾頓就任安全顧問時，美國白宮也曾發出過類似聲音。

所以，蓬佩澳在博爾頓去職後立即發出要與伊朗談判的訊號，就是想突顯美國的新變化。但在我們看來，這隻能算是故技重演，並沒有任何新意。

其實伊朗人也是這樣看的，因為在得到這則訊息後，伊朗政府發言人並沒有任何歡喜的表情，反而強調美國必須把一切強加給伊朗的制裁先取消了再說。

眾所周知，正是博爾頓的堅持和出謀劃策，才讓伊朗危機不斷深化至此。但對於博爾頓的離職，伊朗人表現得很平靜，一句“伊朗不干涉美國內部事務”就輕鬆帶去。這不證明伊朗人忘性大，或者想以德報怨，而是伊朗人清楚地知道：從退出“伊核協議”造成伊朗危機，到派航母和空降師搞軍事威脅，再到步步緊逼的經濟制裁，一路走來，不可能是博爾頓一人一手造成的，在美國白宮和議會，有不少人都在給博爾頓站腳助威。更何況特朗普絕不是個傀儡，不可能任由博爾頓擺佈，而特朗普更可能是把博爾頓當手套而已，只是這隻“手套”有點黑。

所以我們認為，是特朗普裝作很天真，以為伊朗一定會為博爾頓被開除而興奮不已，會認為阻擋與美國談判的絆腳石終於“落山”了，會急切期盼與世界大統領特朗普會面的機會。

但我們不得不說，一個只有三百年建國史的美國總統，太小看擁有兩千年文明史的波斯人的定力。其實，真正健忘的是美華人自己，是他們忘記了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透過制裁和封鎖，給伊朗人民施加的苦難；是他們在製造中東亂局，挑起教派爭端；是他們無故任性撕毀伊核協議，讓伊朗危機重啟；是他們在搞軍事和經濟封鎖，妄圖引發伊朗內部出現動盪和危機。

但當一切手段都用盡後，美華人突然發現伊朗人背靠歷史悠久的伊朗高原，還在高高站立，而他們的腳下是被革命衛隊擊落的美華人的驕傲～全球鷹無人機，伊朗港灣裡還停泊著，被伊朗海軍扣留的美國幫兇英國的油船。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在伊朗人面前全面碰壁，撞的粉碎。

所以，美華人自以為是恩舍的最高領導人談判，在伊朗人民看來，那是自己用生命和尊嚴換來的，是美華人迫不得已的行為。

當然，伊朗人也知道和平談判是解決伊朗危機的最佳出路，不會輕易放過讓伊朗、也讓中東重新恢復和平環境的機會。伊朗可以不以索要制裁損失補償為先決條件，但必須要爭取與美國有平等的地位。而這平等地位的表現就在於：伊朗和美國存在正常的國家關係，不能有一國對另一國制裁，和一國被另一國封鎖的情況存在。

這個要求過份嗎?這個要求不合理嗎?當然不是。

如果這一平等地位要求不被美國接受，那麼即使未來達成所謂和平協議也一定是不平等的。伊朗領導人不想屈辱地賣國求榮，美華人也休想拿和談做誘餌，逼迫高傲的波斯人負薪請罪。

我們說：平等尊重是和平友好的前提。

那麼，伊朗總統會藉著去聯合國開會之機，與特朗普舉行會談嗎?

我們認為：有這種可能，但前提是美國必須有所讓步。伊朗當然不會矯情到在十幾天內，要求幾萬美國大兵撤回國內，讓兩個航母艦隊退到大洋裡去。但至少要有所作為，以創造和談的氛圍，更可以檢驗特朗普總統的誠意。

伊朗與美國和談？沒有基礎。就是連彭佩奧一起辭了，也不行。關鍵是美國解除對伊朗的封鎖。退約是特朗普乾的與其它人無關。用狼換狽不能解決問題。

伊朗的底線很明確:解除制裁恢復伊核協議。才是美伊談判的基礎。想結城下之盟，特朗普做夢去吧。

博爾頓並不是美伊的關鍵節點，關鍵在於美國想要廢除過去的《伊朗核協議》，但伊朗不願意廢除，而博爾頓在這一問題上起到的作用，是在雙方無法達成一致後，試圖用“極限施壓”以及“你強硬我比你更強硬”的方法，讓伊朗迫於壓力而屈服。

也就是說，博爾頓只是美伊關係緊張的一個催化劑，矛盾的本身其實是在特朗普和《伊朗核協議》之間——甚至不是特朗普和伊朗的矛盾。

為什麼那麼說呢？

因為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總統的時候，其外交承諾上有“一和一攻”兩大主張，“和”的一面是要解決美朝問題，緩和半島局勢，甚至達成美韓朝日關係正常化。

“攻”的一面就是要廢除“伊朗核協議”，特朗普曾對此做下了“《伊朗核協議》非常糟糕，有利於伊朗卻不利於美國”，鑑於伊朗當時透過協議解禁後獲得石油外匯，大舉在中東擴張，佔據美軍離開後的權力中空，也確實對了美國民眾、國會和分析人士的胃口——國會壓根就沒透過奧巴馬的《伊朗核協議》形成法案，這也是特朗普能輕鬆推翻的原因。

所以《伊朗核協議》的存廢，不僅僅攸關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更關鍵的是這是特朗普對選民的承諾，是他拉攏保守鷹牌選民的“王牌”，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會支援博爾頓對伊朗搞“極限施壓”的原因。

但極限施壓不等於特朗普同意開戰，可若是“懾而怯戰”，極限施壓不僅不會使人屈服，被對手看破後，反而會以此反制，而伊朗也確實打下了美國無人機，戳破了美軍在波斯灣的“強勢姿態”。

而特朗普不敢開戰的原因，就如他在今年激化波斯灣局勢一樣，同樣是為大選考慮，想要拿下重籤《伊朗核協議》作為政績，拉攏選民，可若是為此開戰，所得選民必然不如失去的多。所以權衡之下，特朗普不敢開戰，甚至不敢強硬回擊，這也是他和博爾頓的矛盾無法調節的原因，特朗普的“商人底線”明顯無法達到在外交上的“策略效用”。

因此特朗普和伊朗的矛盾不在博爾頓，而在於美國大選和《伊朗核協議》，此前特朗普在歐盟的勸說下，表示願意不設門檻和伊朗對話，但伊朗拒絕了，因為伊朗清楚特朗普對伊朗只有一個要求就是廢除《伊朗核協議》的舊案，籤一個新案，完成大選承諾，而伊朗是絕對不願意放棄這唯一的底牌的——況且，如果國會不透過新案，只以總統令釋出，如果特朗普獲得連任的話，他也可以尋機完全推翻這一權益之計。

總而言之，現在特朗普和伊朗在美國大選的背景下缺少談判的信任基礎，不管博爾頓走不走，也不管設不設門檻，雙方都很難坐下來談判——再者，如今特朗普民調不容樂觀，他恐怕也不會願意將輿論聚焦到風險極大的美伊問題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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