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上有藏文、梵文，在明清時期都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不止是鬥彩，青花、五彩、粉彩、琺琅彩都有。

第一是因為皇家對佛教文化的信仰、推崇。

第二是因為有部分會作為賞賜，賞賜給西藏地區，這是一種對地方文化的認可的體現。可以增進中央與地方、漢人與少數民族的友誼。

如果說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我們中華文化包容性強，所以我們能歷經幾千年不衰。所有的外來文化，我們都能找到她的根本文化魅力所在，推崇，融合，從此成為中華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文化包容的體現，包容的根本就是自信，像清代的“西洋人物故事瓷器”，當代的油畫，其實往深了想，也未必是壞事，正是因為我們文化自信所不知不覺帶來的包容，才能讓我們的文化能一直長盛不衰。

開放與包容，從來都不是懦弱。

中國曆代王朝對藏傳佛教文化極為重視，皇帝有御賞佛教廟宇為賞物瓷器是重要物品，所以佛教文字出現是時代需要！對伊斯蘭教也一樣，迴文常常出現在瓷器上。

明憲宗以對佛教、道教「俱極崇信」而著名。明憲宗極度崇奉的佛教，主 要是藏傳佛教。

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表現有:第一，在京大量封授、供養藏僧。其 中，封授法王十三位，遠多於其他各朝。封授藏僧以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 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講經、覺義、都綱等名號則更為頻繁，成化 後期往往一月數次，封授的人數也更多，常常一次數人至數十人。對在京藏僧， 憲宗皆厚加供養。藏僧服食僭擬王者，錦衣玉食，最高達一千二百餘人。第二， 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尤其迷戀藏傳佛教中的「秘密教」即房中術，經常召 請藏僧入宮誦經行法，甚至憲宗之死都與之有關。第三，為藏僧建寺造塔，違 制賞賜印信、誥敕等。成化年間，憲宗先後修建西山塔院、大隆善護國寺、真 覺寺、大慈恩寺，並賜興教寺給大興法王結斡領佔為「焚修之所」。藏僧鎖南領 佔、劄實巴、班卓兒藏卜等死，憲宗先後為建塔治葬。在京藏僧無地土可轄、 政務可理，按制無印章之頒給，也不在賞賜誥敕之列。但憲宗崇信藏僧，往往 違制給賜印章、誥敕。憲宗還給藏僧賞賜佃戶、土地等，免除藏僧寺田賦稅。 第四，大量開度藏僧行童，縱容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成化年間所度藏僧行 童及漢人習學藏傳佛教、出家為藏僧者，均超過此前各朝。憲宗對藏傳佛教的 極度崇奉，雖然與武宗相比略遜一籌，但遠過於明朝其他諸帝。而對漢傳佛教， 憲宗則並沒有顯露出太多的熱情，接觸的漢僧極少，漢僧得封授者微乎其微。 可見，明憲宗極度崇奉的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

對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原因，我們結合藏傳佛教的教義及修持特點，以 及憲宗的個人性格、成化年間的朝政等，分析如下:第一，藏傳佛教宣揚「即 身成佛」是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重要原因。藏傳佛教尤重密宗，密宗宣揚 眾生根據宗教導師(喇嘛)的秘密傳授，透過設壇、供養、誦咒、灌頂等種種 儀式，嚴格依法修行，透過三密加持，此身即可成佛。憲宗封授、崇信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無不反映他對藏傳佛教教義的接受，對即身成佛觀念 的信持。第二，藏傳佛教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的修行方法，是吸 引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憲宗之所以極度崇奉藏傳佛教， 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們據說能夠溝通神佛世界與人間， 驅邪避兇。而藏僧精於「秘密教」即房中術，滿足了明憲宗奢侈荒淫生活的需 要。第三，藏傳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寶，是明憲宗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 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傳佛教宣揚喇嘛是救度眾生的宗教導師，提倡 皈依四寶，竭盡財物供奉喇嘛。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因此大量封授和供 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等。第四，宮廷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也對明憲宗 崇奉藏傳佛教產生一定影響。明朝自太祖以來，歷朝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從 小在宮廷中成長的憲宗，耳聞目睹隨處可見的藏傳佛教佛像及其祖、父輩頻繁 舉行的藏傳佛教法事，不時接觸入宮藏僧，並與受過藏傳佛教法事訓練的宦官 朝夕相處，不能不受影響。第五，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還與其沉溺方術、喜好 房中術的個人性格有很大關係。明憲宗政治上缺少了遠大志向和抱負，而在個 人生活中則沉溺方術，追求長生，特別是喜好房中術。因此，他對重視儀式巫 術、強調男女「雙修」、藏僧精通房中術的藏傳佛教極度崇奉。第六，明憲宗日 益崇奉藏傳佛教也與成化年間朝政日趨黑暗腐朽、大臣們對其崇奉藏傳佛教的 行為漸失諫諍和約束有很大關係。成化前期，朝多耆彥，大臣不斷地嚴厲勸諫 和約束憲宗對藏傳佛教的崇奉，因此憲宗對藏傳佛教的崇奉尚能剋制。成化後 期，朝中善類被驅斥殆盡，代以佞倖之臣的阿順和迎合，憲宗崇奉藏傳佛教更 甚。

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給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帶來了很大影響。 首先，憲宗大量封授藏傳佛教僧人，嚴重破壞了官員的選拔和陞用制度，造就 了龐大的無補於國計民生的官員隊伍;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頻繁舉行藏傳佛 教法事，而對上朝聽政、出席經筵日講等卻多持消極態度，使明朝政治日趨黑 暗腐朽。當然，憲宗也曾派一些在京藏僧為使，到藏區傳達朝廷政令，處理一 些藏區事務，對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這一積極 作用頗為有限。其次，明憲宗大量封授、供養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 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加劇了明代中期以後的財政危機。再次，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促進了藏傳佛教在北京等內地的傳播， 加強了漢藏文化交流。表現為:其一，大量藏僧聚居北京等地，錦衣玉食，授 徒傳戒，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為藏僧者眾多。其二，藏僧在京中頻繁舉辦 藏傳佛教法事。其三，京中出現了不少藏傳佛教寺院。其四，京城等地人不少 也信奉藏傳佛教。適應民眾信奉藏傳佛教的需要，藏傳佛教的法器也在京中暢 銷，甚至有人造假以牟利。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對藏區文化的發展也起了 促進作用。再次，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及宮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影 響及於後朝，孝宗崇奉藏傳佛教與此有一定關係。無論是從性格的養成來說， 還是從封授和供養的藏僧來說，均可看到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對孝宗的影 響。而明代成化期的鬥彩瓷器也證實了明憲宗皇帝對藏傳佛教的崇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