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看我釋出的文章《中華文明，第一次被整理的如此清晰》

節選：屹立東方5000年的中華文明史，為什麼綿延不斷？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惟一文明從未中斷過的民族！中國曾經被打敗，但中國文明從未被摧毀！每一箇中中國人都應該好好讀讀這篇文章！隨著社會的發展，雖然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但我卻愈發的擔憂，擔憂當今和未來的人們在歷史書上往往看不到一些很關鍵的東西。我們有些歷史書總在講著哪個皇帝和他的弟弟搞什麼陰謀，和哪個妃子談戀愛，永遠講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重大的事情卻都沒有講。

一、文明的標誌文化成熟的標準是什麼？

第一，必須有文字。

第二，必須有城市式的居住方式，城市可以小一點，但必須有居住的方式。

第三，必須有青銅器。所謂有青銅器就是必須有金屬冶煉，青銅的冶煉熔點很低，人類最早能冶煉青銅器就是能冶煉金屬的初步了。

中華文明一般指5000年前，所以就從5000年說起，此時中國大地處於仰韶時期，南方稻作業和中原粟作業已經開始普及，人口迎來大爆發。中華文明的開始從這開始，長江流域百越人對應基因O1a，創造了良渚文明；東夷人對應基因O2-002611捕魚和糧食作業已經在此前早幾千年經歷過人口大爆發；西北甘南晉南關中的廟底溝人對應剩餘O2-M133基因，更是把彩陶傳播到全國，中國第一次文化大一統雛形。北上的苗瑤人O1b在漢水北上；中原河南河北南部，這幾個文明在中原河南交匯，交流出燦爛的文化，以上構成中華文明的主體。隨著仰韶廟底溝人很可能神農氏仰韶後期的解體，中原文化落寞，北方遊牧民族，東夷人大汶口，苗瑤族紛紛逐鹿中原，黑陶龍山文化開啟，西來陝北遊牧黃帝族基因Q-M120強勢崛起，統一晉關中東河南西，隨後黃帝族內部出現了堯舜族強勢崛起一段時間，最後來自陝西西部和甘肅南部的大禹藉助治水，佔據了關中晉南河南西部，南方的良渚因為洪水西遷和北遷，東夷在東方也強勢存在。多家紛爭，進入西北夏人強勢期，其南下把苗瑤族趕回長江湖南貴州，東邊與東夷形成聯盟，東南與淮夷聯姻。

①中華文明的形態。

提問者對近幾十年的歷史研究成果肯定沒看。這早就成為了全世界漢學家的共識，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文明”，具有多個起源，匯聚而成，也就是所謂花朵狀、由花瓣和花蕊組成的“多元一體”的文明形態。

②別拿一百年前的知識來解釋。

上面都說了，多元一體文明形態。好比蓋房子，硬要拆散了統計原材料的出廠日期，那真的不可能是同一時候。只能說房子蓋好後建築主體的竣工日期，這是可以確定的，後面的裝修有可能無休無止，一直不停。

所以，這個“土建”竣工日期，就是中華文明形成期，也就是各地各族人民大融合形成民族文化特徵的那個時代，目前能考證的就是商周時期，這是文化高度發達以及逐漸統一的開始。而商周時期的文明主要集中在中原及其周邊，也就是黃河流域 。

④，但，既然是多元一體文明，就一定是多個文明的源頭，匯聚是匯聚，源頭不可能只有中原，比如東北查海8000多年，浙江良渚5000多年，等等，都是源頭之一。

⑤，這種事，凡是具體到某一個具體城市或地址的，一定是錯誤的。

中華文明起源有一元說，即中原地區為中華文明的起源；也有滿天星斗說，即中華文明起源於中華大地的各個地區，最後融為一爐。個人更看好後一種說法，最簡單的象徵就是龍圖騰。事物發展必然有其規律，中華文明中更具有包容性，從來都不是非此即彼，這必然與文明發展的過程有關，從而也決定了中華文明從來都是以文化認同論，而不是以血緣認同論。

中華文明啟於上古之德。

何為格物致知？何為厚德載物？何為中庸之道？何為天人合一？

道者，天之元炁，真人可得，至人可觀，聖人可行，賢人可聞。

元炁是大、逝、遠、反之物，但其透明可見，可稱之為明德。賢人至元炁，可稱之為格物。所謂大學之道，就是元炁之道，賢人只有明瞭元炁，才能以明德親民（胃），得到了元精，則近道矣。賢人的元炁到來，為物格。物格，意誠心正而元氣至，以元氣修身齊家治國（健脾胃安心），則元神（天下）平衡安至。修身是為了元神至，聖人以元神為本，以元炁為根。所謂大學，是賢人知行聖人（大人）之學，是聖賢人的大道之學。

如《大學》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戒欲，方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慧，慧而可道，可道而後能非常道，非常道而後能道。

上德是道法自然之果，也稱厚德.上德載元炁之物，即厚德載物。

“中庸之道”的客觀自然淵源，就是古代學者稱之為“天道”的自然普遍規律，出自《周易》“中道”的宇宙觀與社會觀。《周易》認為，“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意思是，陽(乾)與陰(坤)並列，演變規律立於中央。五行學說認為，天地的基本元素是木、火、土、金、水五種自然物質。以空間排列，東木，南火，西金，北水，土居中央。以時間排列，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領四季，且當令於四季的後十八天。所以，土是平衡天地時空的根本元素。處中且連續不斷地引導四象迴圈變化，即中庸。用藥、處事的時候也要遵循中土中庸的規律。

何為天人合一？天，其象為雷，其卦為震。天是道震出之物，名為元炁，元炁是法之陽，是資訊的載體，是道之出口。物是行而出，出而飄忽不定。元精是法之陰，陰陽和合昇華為上德，也就是《內經》所言的“法於陰陽，和於術數”。而人身合一為九，九是自然最為混沌的狀態。雖然都在自然，可境界不同。人只有修成上德的至人才能歸一，方得真身，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天合我而生於人，天合人而歸於德，歸於上德者，為聖人、至人和真人；歸於下德者，為賢者、君子和凡人。

母親是家庭的靈魂。

父親是社會的靈魂。

家庭的不穩，由於女德的缺失。

社會的不穩，由於家庭的不穩。

廉恥是立國之本。男人不懂廉恥為盜。女人不講廉恥是娼！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禮是相處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以復禮。若不克己，子弒其父者，有之，母殺其子者，有之；夫婦互殺者，有之……

義是行為底線。忽見孺子墜井，見之者必發乎怵惕惻隱之心。發乎心，踐乎行，義也。若不信乎義，社會冷漠，世態炎涼，重慶公交之事，可怖也！國家未嘗不似一輛行駛中的列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即是義之義！

廉不是清廉正直的意思！廉是自知之明！儒家一日三省吾身！自省以養廉！若不知廉，婦叛其夫，夫叛其婦，官叛其位，國叛其家，家庭之道絕矣！

恥是羞恥之心！書曰“一夫不獲，是餘之辜；百姓有過，罪之在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羞恥是人性最後一道防線。不自知，不知恥，何為人！

育民不以廉恥，是為育畜！畜類只有被食用的價值！死不足惜！

你喜歡鬧影子的問，我也喜歡鬧影子的答，各說各的，有趣就行！不關對否，只關存在，只關啟示，樂度生命時光！

代表中華民族的，是指在圓圓的地球上，從古到今，從起源到現在，有那麼一個邊境線，這是位置範圍，在這個範圍中，人種的起源與繁延，它的氣候，文化，山水，大地，所有的物種，在時空歷史的所有品類的總集合現象，都是中華民族的所有！

中華民族是屬於中華所有人的生活家園，簡單說，所有的人怎麼樣，中華民族的主體便會怎麼樣！！！

如若要強指那一“山”去代表中華民族高階一些的精神？！

那就是每個中華人良知良能，!真善美信仰的“脊粱”之山！！！

這脊樑上的身心靈，知情意，要去把地球上最高階的人文信仰要去找到，

去把最高階的科技理念要去找到！

把美好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去找到！

讓生存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衣食住行的保障，都有教育，醫療，養老，工作，生活的保障！

有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美好的人文與生活環境！！！

直白簡單的就說這些吧！！！

三星堆文物的發現是一個針對於中華地域古文明發育脈絡傳統認知的最為顛覆性的挑戰，一直以來，中華古文明中原發祥論似乎已經定型，但突兀發現的這個古文明遺址卻讓之前所有的中華文明發源系統的論證都出現了疑問，為什麼？因為這個地理文明完全沒有得到過任何可靠性高或低的史料的記錄印證，卻實實在在以極端高階文明的形式展現在今人面前，雖然尚未發現其文字（僅僅是尚未發現，卻也並不能判定其沒有或不存在），但其高階技藝水平的青銅文物展示的是相當成熟的青銅時代文明形式是誰也否認貶低不了的。而且規模巨集大，絕對是一個擁有眾多人口強大國力的，具有統治權威的政治文明中心才能實現的，而且這個文明中心曾經生存在傳統歷史認知中的中原文明發育完成的商周同時期，這就出現極有蹊蹺的尷尬，到底是哪裡才是中華原生文明的起始先發，因為這個青銅文明已經明顯超越了商周青銅文明，這完全可以從其青銅文物展現的工藝水平加以證明，但是，它又十分獨特，獨特的得中華傳統認知都不認識了，於是就產生了外族文明轉移說，意思是不去承認這個文明是自己國家的，荒唐嗎？並不荒唐，確實有許多外來文明的痕跡不容忽視，然而，被打臉的事實又確實擺在持這種觀點的考古學者們面前，同時出土文物中又包涵極大量的中原乃全中華地域文物型別，說明此文化遺址所屬族群是一個徹頭徹尾崇玉的中華原生族群，與中原古文明和全中華地域古文明有緊密的血緣關係，其絕不是不尚玉器的外族所建立的，那問題來了，雖然這個文明原點被歷史上一次明顯是人為災難所中斷，但它所代表的文明是否證明中華文明發育脈絡上有非常顛覆的認知必須得到更合理的建立。

中國文明起源在哪裡？好大的題目。目前中國考古界正急著找夏朝，但至今還沒找到，被認為最有可能的“二里頭”遺址，也存在諸多的爭議，最重要的，是沒有發現文字。作為一個“民科”，本人嘗試猜想一下（當然這也不是我自己的結論，網路資料整理集合而已）：世界人種同源，文明同源，中國文明來自古蘇美爾文明，我們是它最完美最全面也是最忠實的繼承者。

蘇美爾文明源自哪裡？這個並沒有考古證據，似乎在兩河流域突然出現，再被閃米特人（白種人）所滅。蘇美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類文明，距今約7000年。

1、人類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突然出現，蘇美爾的遺址距今7000年，前面肯定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也就是說，蘇美爾人在兩河流域，原始聚居多年甚至千年之後，逐漸發展起了蘇美爾文明。

2、蘇美爾人來自哪裡？分子人類學已經揭示了人類同一起源，我們每個人身上的線粒體DNA，都可以追溯到東非大裂谷一個300萬年前的叫“露西”的女人身上，現代人（智人）的出現，是在25萬~4萬年前，而已知的人類文明史，還不到萬年，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合理的猜想了：東非大裂谷在現在的衣索比亞，智人經過長期進化之後，演變成不同的種族，開始走出東非，第一站來到兩河流域，因為兩河距離東非更近，人類逐水而居，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是兩河。再經過千年之久的演化，建立了蘇美爾文明。

3、關於進化。很多人對進化理解為一種必然，其實錯了，進化只是一種偶然，也就是某一物種在傳承的過程中，產生基因突變，變成了另一個亞種。理解了這一點，就不會問出現在的猴子怎麼沒變成人這樣的問題了，而且這種突變，動輒萬年之久的。

4、蘇美爾文明（黑頭髮黃種人）最後被蠻族（閃米特人，白種人的祖先）所滅，閃米特人繼承和融合了蘇美爾文明，建立巴比倫文明，往後發展出古希臘文明。部分蘇美爾人含恨離開兩河流域，一隻向西來到尼羅河流域，建立古埃及文明，一隻路向東，到印度河建立了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印度次大陸也是四戰之地，三哥的歷史就是一部征服史，所以蘇美爾人再次東遷，經過東南亞來到今四川三星堆，三星堆的文物相當震撼，不僅先進千年，而且和中原文化格格不入（所以猜想東遷的蘇美爾人是皇族）。蘇美爾人繼續向東，到今湖北的石家河，石家河出土的文物明顯是三星堆的山寨版。於是，蘇美爾人同當地土著融合，建立商朝，發展出唯一延續至今的華夏文明。世界文明同源，有清晰和合理的傳承路徑，蘇美爾文明，就是全世界的文化養母。

5、關於遷徙。有人認為在遠古時代這不可能，不要低估古人的能力，蘇美爾遺址已經出土了馬車，重物遷徙已經有了可能，再說了，人類同一個祖先，幾萬年前都已經走遍世界了，而且這種遷徙，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維度，動輒成百上千年。

6、文字也是演變的，今天有幾個人認識甲骨文？蘇美爾創造了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甲骨文也是目前唯一的象形文字，從此演變過來完全是可能的，還有，有研究表明白種人的字母文字，也是從楔形文字上演變過來的。所以甚至可以認為：世界人種同源，文明同源，文字也同源！

7、人類擁有同一個神話祖先，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若是文明多地起源，這巧合未免太大了點。中國的“安登”“女媧”，猶太（西方）的“亞當”“夏娃”，阿拉伯和印度的“阿耽”“好娃”，而最早文明的蘇美爾人的造物神是“enki（恩基）”“ninmah（寧瑪）”。還有，神奇的“大洪水”和“世界樹”（聖經中叫“生命樹”），全世界各地神話中，都出現了共同面對大洪水的記憶，以及關於世界樹的描述。

8、神奇的北緯30度，幾大古文明的貫穿線。

9、不要用現在的埃及人，兩河流域人去看遠古時代，兩河流域本來就是四戰之地，種族和國家風車一樣，不知被輪換征服了多少次，古埃及和古印度也一樣，現在的埃及人、中東人和印度人，跟遠古的蘇美爾人沒半毛錢關係。就象我們跟“北京人”“元媒人”沒半點關係一樣。埃及政府禁止釋出古法老的基因測序，中國考古對三星堆的淡化處理，說白了道理一樣，因為衝擊太大。也許等我們這一代死光了，我們的後人能正確看待歷史了，才會真相大白。

10、人類人種同源，這已經被分子生物學證實，文明和文字同源，只是個猜想，還需要更多的考古驗證。咱中國始終沒找到夏朝，不妨把思維轉換一下，如果中國文明是蘇美爾文明的完美繼承者，《山海經》裡的諸多記載迎刃而解，不是神話而是歷史了！

伏羲生有聖德，人民感戴，推之為君。

以木德王天下，以風為姓。建都於宛丘，今河南府陳州是也。

帝居位，上合天心，下合人望。共工、柏皇、朱襄、昊英等諸文武大臣，各秉賢能，分理宇內，而政大治，教民作網罟，捕魚蝦，以瞻民用。

又教民養馬、牛、羊、雞、犬、豕六畜，以充庖廚，且以為犧牲、享神祗之用。上古之民，臥則口去口去，起則籲籲，飢則求食，飽則棄之，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愛而不知有禮。

時帝治極盛，文明將起，聚天地之精華，於河中生出一件物事來。其物龍首馬身，而龍鱗，高八尺五寸，形類駱駝，左右有翼，波中踏水，如履平地。背負圖點，其文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出於孟津河中。

命抬石案至前，同群臣拜禮訖，遂將其背上圖點，用火孚炭畫於石上，再取竹木之板，畫於板上。

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的發祥地在中國；最早的原生文明之一亦在中國。南嶺至長江流域是東亞漁民、農民定居生活的搖籃，其中走完全程並結出碩果的是澧陽-洞庭平原萬年前的十里崗文化和彭頭山文化。後者完全放棄狩獵野獸，只保留在水邊射鳥和捕撈，發展漁業和採集水域食物，並專心馴化水稻和雞鴨，修建環濠聚落，初創曆法，成為後世農耕定居生活的典範。此地社會一脈相承發展之後，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創造專業化的生產和交易，相繼修建城市，發明冶煉和文字，建立國家。發源於長江中游的歷史長河萬年不絕，並逐漸與中國其它地區文化交流與融合。中華大文明的形成，雖然一直以發展平原農耕文明為主流，但同時也不斷融合吸收山地獵民文化、不同區域農耕和半農耕混合文化以及草原遊戰及遊牧文化，綿延至今而越發壯闊。

[關鍵詞]新石器革命 原生文明 文明融合 中華文明

[作者及出處]郭立新、郭靜雲：《從稻作起源到中華文明成長的早期歷史圖景》，《齊魯學刊》2022年第4期

由於作為傳世文獻關鍵形成期的周秦漢唐的政治中心一直位於黃河中下游，造成後人理解的中國歷史帶有濃厚的以黃河為中心的烙印。然而近百年的考古發現卻表明黃河地區的文明化程序時代相對晚且並非原生，若繼續以傳統上相對狹窄的空間來定義“中原”，以黃河中游為樣板，去與舊大陸其他古文明相比較，易將中國文明起源時代誤視為晚於其它世界古文明，甚至將眾多重要成就誤解為西來傳入而非原創。

實際上，近年基於考古資料的實證研究表明，一旦跳脫黃河中心觀念的束縛而在更大範圍探討，並將“中原”範圍向南擴充套件到長江中游大平原即“江河中原”，則不難發現，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不但是世界最早的新石器革命發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國家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為穩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發展區。

一 、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發祥地在中國✦

新石器革命在人類整體歷史中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份。如果沒有新石器革命，就不會有後來所有的文明成就，更不會有國家的產生。隨新石器革命而來的“生產經濟降低人類被自然環境決定的程度，並且透過生產者合作取代同類之間為攫取而發生的競爭，而合作者的群體獲得新能力以配合生產的需求，進一步改善生活條件。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類在其他生物面前的優勢，而最終使人類成為地球之主。”[1]

在距今大約一萬多年以來，隨著末次冰期結束，氣候暖化，水界進入人類生態龕，有些人群的食譜開始多包含魚等水生動植物以及水邊的鳥類，因此石質獵器和部分工具細小化。同時，因應捕撈發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夠的地區，開始製作竹筏和木船，由此促使新型磨製加工石器技術的發明。以漁業維生的族群逐步開始在水流平緩寬敞、水生動植物資源豐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並進一步嘗試在自己生活範圍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穀類，開始採集及釀製低度數的甜酒。採集且水煮小螺和穀物，以及釀米酒的需求，促使人們發明陶器，以及專注保護、管理與逐步馴化野生稻，直接推動稻作農業的萌生。

最新考古發現及研究表明，南嶺南北直至長江以南整個地帶，都可以被視為人類開始食用稻穀的發祥地（以澧陽平原十里崗文化和彭頭山文化，以及南嶺地帶巖洞遺存為代表，還包括浙江部分遺存等）。[3]

該地區發現有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磨製石器工具，最早的船槳和大型獨木舟，最早的環濠聚落、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田。其中獨立走完新石器革命全程，到達終點而結出碩果的是位於澧陽——洞庭平原的彭頭山文化（約公元前8000-前5800年）。

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完全放棄狩獵大型野獸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彭頭山先民最早放棄“食肉飲血”和“衣皮毛”；他們最早“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民食五穀”、“揉木為耒”；“男耕而食，婦織而衣”，並“製作為歷”；透過栽培水稻，在水域捕撈採集，馴化雞鴨，形成了穩定的農耕定居生活，並配套有規律化的聚落安排，創造出一種全新生活方式，堪稱世界奇蹟。而且難得的是，彭頭山先民開創的這種生活方式被完整傳承下來且不斷髮展，終成為後世農耕生活的典範。[4]

接續的皂市下層文化（約公元前6200-5000年）、湯家崗文化（約公元前5000-4000年）進一步將稻作農耕區域擴充套件到洞庭平原腹地，且不斷完善其聚落佈局方式和稻田開墾技術，開發大型梯田修建濠溝等水利設施；[5]相繼構建了完整的二分二至和四時四方、八方八季以及天中地中等時空觀念範疇，發展出與農耕生活相配套的天文曆法與地理知識。[6]

循著食用稻穀區域北漸的步伐，在水稻分佈區以北的中原平地，相繼因地制宜地馴化了粟黍等旱地作物；並且在華北及東北，諸如興隆窪文化的獵民開啟馴化野豬的漫長過程。

總之，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革命程序，無論在開始時間、內涵豐富度以及對所在東亞地區的影響，都足可與馴化了大麥、小麥的西亞北非在舊大陸中西部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是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發生地。

二、世界時代最早的原生國家文明起源地之一在中國✦

直接繼承湯家崗文化，在澧陽-洞庭平原繼續發展的大溪文化（約公元前4300-前3500年）步入前國時代。其早期出現專業化製陶，發明了輪製陶器技術，併發明在高溫還原氣氛下燒製的精緻薄胎的黑陶技術。與此同時，平原農耕區與山地遊獵區憑籍各自優勢資源開展專業化生產與交換，再加上稻作農耕社會對於合作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內在需求及相應組織體系，共同推動了超越單一聚落的大型社會網路的形成，為國家的出現奠定了社會經濟基礎及現成可用的組織架構。

在穀物、甘酒、精緻陶器、紡織品等平原區的產品，與山地的玉石器、食鹽、山貨珍品等物品交換規模擴大而系統化的背景下，最早興起的城市成為專業化生產中心和交易中心，並透過神廟和神權保護及管理生產和交易。位於澧陽平原西側，興起於約公元前4200年的城頭山城是迄今所知東亞第一座城。該城有寬大的土築城牆；外圍有寬闊的可通航的濠溝；南門外有碼頭；城內有專業化作坊、神廟和祭壇等設施。城頭山城的結構成為此後長江中游地區所建城市的典範。[7]

大約公元前第四千紀早中期，已奠定初步國家化基礎的人群，從洞庭平原出發向北開拓，跨過長江來到鄂西臺地，並進一步越過漢江向東北擴充套件到漢北地區的大洪山南緣地帶。[8]江漢及漢北地區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很高的社會文化發展水平，說明最早的開拓者是有備而來，在移入之前不僅已具備豐富農耕定居生活經驗，擁有對自然環境的良好駕馭和適應能力，掌握了燒土及燒磚建築、制船業、輪製陶器、高溫陶窯和鍊銅、發達的紡織等技術，並擁有以城市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和管理體系。[9]

屈家嶺文化時期（約公元前3500-前2800年）長江中游的文明化程序明顯已步入國家化階段。此時在古云夢澤-洞庭湖周邊海拔高程約30-50米地帶，先後興起且並行共存二十餘座城，如陰湘城、馬家垸城、城河城、龍嘴城、譚家嶺城、笑城、陶家湖城、雞叫城、雞鳴城、青河城、走馬嶺城等。

長江中游大溪-屈家嶺-石家河群城

這些城大多有著仿自城頭山城的結構，如平面呈圓形，有一重或多重垣濠結構，設有碼頭、水門等航運設施，人工挖築的濠溝皆寬闊可通航；且皆透過自然河湖與古云夢澤-洞庭湖相連，形成了一個以古云夢澤-洞庭湖為樞紐的連結各城邦的大型水上交通運輸網路。相鄰諸城之間彼此間僅相隔十幾至三四十公里，均在步行一天可以到達的範圍內，故它們都屬於同一個內部有密切互動而連線在一起的社會共同體。

當時可能出現瞭如同扶桑十日神話所反映的類似於“十族兄弟”的政權制度：即形成了聯盟制城邦國家，各個城邦的貴族均為同等的“兄弟”，按照制度輪流“值日”，輪流主宰聯邦，負責發起和組織國家聯盟會議，安排並管理聯盟內部的公共事務，協調彼此間的合作。[10]這個聯盟制國家所覆蓋的區域面積達五、六萬平方公里，若加上週邊影響區則更大，其社會規模之大，堪稱當時世界之最。

前述諸城本身既是所在區域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亦是指揮和協調流域或區域內治水的中心。如以雞叫城為例，在護城河之外200米處有第一重環濠，再往外150米處還有第二重環濠。在一環與二環之間有7處遺址，二環附近有8處遺址，二環外2千米內另有18處遺址。此外，在城的西部、西南和東北區域，均有大片平行溝渠存在。這些溝渠、環濠與護城河都相互貫通，形成一個四通八達的航運或灌溉體系。溝、渠之間是平坦的土地，推測應是當時的農田耕作區。初步觀察，以雞叫城為中心的整個系統面積大約為10-15平方公里，相當於1000-1500公頃土地。城、聚落和稻田透過密集水道（溝渠和城濠）連結在一起，水道既方便航運交通，亦有利於農業灌溉。所以，這已經是一種很成熟的集生產與交通、居住和管理為一體的大型稻作水利灌溉兼具航運功能的緊密的社會系統。

雞叫城及周圍聚落與灌溉體系

在屈家嶺各城市中心的祭壇上供祭著象徵社群公共的神話英雄祖先的大型陶祖（日祖偶像）。這些城並非平民居住區，而是所在邦國社群的活動中心，是社群成員集會議事之所和祭祀祈神重地；故也是行政中心、神廟所在地，是高等級祭司或貴族的居住生活區，同時也是供稅、公廩區，以及高技術的作坊、市場、集會廣場所在地。而在城市的周圍，則可見到許多小型的平民聚落。當洪水來襲時，城市也搖身一變而成為平民的救生保護區。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可在長江中游看出，一個從濠溝灌溉到專業生產、市場貿易、社會管理、宗教崇拜等功能齊全而強盛、龐大的聯城邦國網路，此一發展過程相當近似於兩河流域下游蘇美爾文明起源而興盛時的景況，其時代亦接近。[11]

此時另一件大事是屈家嶺文化北擴，將稻作生活方式帶到南陽盆地、豫西南直到鄭州附近。自此以後，包括湖南、湖北與河南中南部在內的江河中原社會文化發展格局成形，此後二千多年的時間，直至殷商早期，江河中原一直都屬於同一個文化區，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具有大體同步的特點。

綜上，屈家嶺文明不僅是東亞最早的國家文明，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型原生國家文明之一，是後續中國各地區文明發展的最初始的源頭和基礎。

長江中游原生國家文明的第一次轉型，發生於約公元前3100─前3000年之際，在人口大量增加以及各城邦大貴族相互競爭盟會主權等因素推動下，國家大中心——即石家河大城開始興起。這可以看成為石家河文化開始的指標，不過，諸城國聯盟性質的整體架構仍繼續存在，且新出現了一批平面大體呈方形或圓角方形的城市，只不過石家河似乎成為了該聯盟體系推舉出來的盟主的固定所在地。

石家河大城西城牆及壕溝

此時的石家河聚落以石家河大城作為外城，以譚家嶺作為內城，以此為核心，單一聚落面積超過800公頃。聚落記憶體在不同的功能分割槽，不同區域存在不同的工坊或專業區，因此整個石家河聚落就是一個超大型的專業化分工生產體系，是當時的經濟、政治和宗教中心。如位於大城內西南角的三房灣一角是生產厚胎紅陶杯的工坊、城外東南部的羅家柏嶺則是玉石加工坊；城內西北角的鄧家灣和城西中部的印信臺則是大型祭壇所在地。

最能代表長江中游上古文明技術成就的是冶煉。最新研究表明，中國青銅技術並非如有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是自西方傳來，而是本土自行發展，其源頭就在長江中游地區。迄今在龍嘴、屈家嶺、石家河等遺址發現有銅塊、礦石、煉渣、冶煉工具和設施、不同形狀的煉爐和冶鑄工作坊以及相關廢品等直接證據。[12]石家河文化考古遺址中更可見到相對完整的冶銅操作鏈及相配套的工具和器物，包括碎礦、洗選礦、研磨礦料粉、鼓風、冶煉、熔銅液、鍛造、鑄造、加工銅器等。

長江中游大溪-石家河時期鼓風嘴及坩堝

復原研究表明，公元前第四千紀的大溪-屈家嶺文化已進入銅石並用時代，開始認識氧化銅礦，發明了還原法鍊銅。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紀的石家河文化發明了用氧化銅與硫化銅搭配冶煉的方法，自行原創發明了錫銅以及錫鉛銅三元合金青銅技術，已進入青銅時代。石家河先民還發明瞭世界獨有的用夾粗砂厚胎陶質煉缸進行冶煉和熔鑄的技術；且在尋找耐高溫冶煉材料的過程中，發明了用瓷石、高嶺土等材料製作硬陶和原始瓷的技術，無意中開啟了另一場人類生活用具的材料革命。

屈家嶺遺址出土銅錠

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後，隨著銅器實用化，冶銅也從禮儀走向實用化和專業化，致力於發展各種冶銅煉爐，提升冶煉技術，並開始開發幕阜山等礦區；紅陶杯、神母抱祖及其他小型祭器取代了此前的大型套缸，反映出當時以神話英雄祖先為物件的社會共同祭祀趨於瓦解，而被家族化、個人化的祈禱所取代。[13]

大溪時期在峽江地區楊家灣、柳林溪等遺址的泥質黑陶碗底和祖形陶器的頂面上發現不少前文字性質的刻符，後來屈家嶺、石家河陶器上的刻符雖不多，但與楊家灣前文字明顯具有同樣的脈絡，其中有不少符號可與甲骨文字相對應。所以，雖然由於書寫載體（如竹簡、木牘）不易儲存而使長江中游早期文明的文字系統難覓其蹤，但從偶見的零星資料可知，當時肯定已發明文字，並且後來的漢字濫觴於該文字體系中。[14]

楊家灣文字

總體言之，長江中游以屈家嶺——石家河為代表的文明，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國家文明之一。其城市出現時間在東亞地區最早、持續使用時間最長；其區域規模最大、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最高，管理體系發達、文明化的程度最高，且完全是由稻作社會內生成長而來。[15]

三、中國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文明融合發展區✦

自新石器早期以來，已定居的農民村落對周圍獵民形成影響，後者吸收一些農民創造的新技術或發明，且因其遊動範圍大，成為很好的文化傳播者。[16]這種交流與融合，貫穿於整個新石器時代。

比如，約自公元前5800年以來，在與長江中游低地平原相鄰的山地相繼出現了以千家坪文化、高廟文化為代表的山地遊獵族群文化。在其陶器紋飾母題中，有幾種固定的日紋結構佔比最大：包括太陽下的山景，日圭高立，四分日曆紋等，特別是其中最關鍵的兩種形象，分別是象徵太陽的鷙鳥和獠牙猛獸。對其寓意的分析可知，在千家坪人心目中，太陽既是老鷹，亦是神秘的獠牙猛獸。先民選擇這兩種形象，是用來分別表達太陽的兩面。日行鷙鳥象徵白天的太陽，而猛獸獠牙嘴象徵夜間的太陽。這是迄今所知最早也最為系統的太陽崇拜。[17]

長江中下游及華南地區自公元前5000餘年以來，沿海地區有鹹頭嶺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它們致力於發展海邊生活，深入影響了此後東南亞群島文化的發展，併成為南島語族的重要源頭。

此外，環太湖地區自約公元前4300年開始有人在平原地區開拓定居，努力發展稻作，多年後此地孕育了獨具特色的崧澤及良渚文明。遼蒙冀結合地區，在約公元前3000年之後，在此地原有之半定居或定居的興隆窪、趙寶溝狩獵文化的基礎上，孕育了以玉器和大型積石冢、祭壇為特色的紅山文化，步入前國社會階段。華北各地自公元前5000年以後興起以彩陶著稱的仰韶文化群，呈現出典型部落社會的特徵。這是一種獵農混合生計方式，發展粟作為主要植物性食物，並透過家養兼獵獲、捕撈等方式獲取肉食資源。

自公元前4000多年起，更明顯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和區域的專業化，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系統的交易關係，不同文化融合的程序也因此大為加速。約從公元前2400年起，長江中游發生了第二次國家文明大轉型。此次轉型的外部原因涉及到4200氣候事件——在此氣候劇變中長江下游太湖流域文明程序崩潰；內部原因則涉及到長江中游平原周圍的山地族群。

他們原本從事遊獵及與楚地平原古文明的貿易；從公元前第三千紀中期以來與低地平原農民之間因生活方式的差異而出現彼此互鬥和相互掠奪的情況。在經過兩、三百年掠奪、攻擊之後，山地族群最終侵奪並攫取了低地平原農耕社會的統治權，同時也將諸多山地社會的信仰與文化融入到平原農耕文化中。這些山地族群佔領石家河大城，並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這一事件在古籍中被稱為夏王國之前的“三苗三朝”，而在考古學則表現為“後石家河文化前段”（約公元前2400─2000年）。[18]

後石家河文化玉器

在此背景下，長江中下游國家文明的因素明顯外溢，開啟了大規模的社會文化重組與融合程序，也因此開啟歷史的中國化與東亞化程序。

這一歷史大轉折產生的主要結果有四：

第一，這是東亞文明戰爭歷史與戰爭文化的起源。從這時期起，在考古遺址中多見兵器，並促使冶銅行業的規模化擴充套件和技術快速創新。在此之前，冶鑄技術在其近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主要只用於製造小型工具、裝飾品及為精神文化服務；到後石家河文化階段，社會發展到新階段，並逐漸影響而使冶鑄業發生大規模的變化。

此時原本棲息於長城地帶這一生態脆弱區的各類群體為生存而加劇競爭。在互相掠奪、戰爭與衝突的背景下，這一地區出現大量防衛堡寨性質的山城、石城，並作為保衛自己或外出掠奪的據點。其中一些堡壘在後來發展成為遠端貿易的據點。長城地帶中，黃河上中游從公元前2400年以來逐漸成為戰爭和貿易的要道。該地區陸續出現的堡壘，在歷史上一方面肇始和創造了軍權管理方式，大量發展戰爭技術；另一方面，該地區致力於發展專業化生產與遠端貿易，成為跨越不同文明區並將中國農耕文明與歐亞大草原連成一體的關鍵要道，並最終孕育了殷周秦漢唐文明。

石峁

第二，最終打敗和終結了長江中游聯盟性質的國家結構，演變成為統一王國性質的國家結構，並使這種政體成為歷史主流；此後，歷史傳說中大禹雖然驅逐了三苗，但卻仍盡力保持統一的大王國制度。所以，這也是楚地夏王國和商王國建國的源頭。[19]

第三，是華南地區山地獵民文化與平原稻作文化結合、相融而創新，成為後來楚歷史的人類基礎，也促使長江流域大區域內出現全新的文化面貌，並廣泛地影響了東亞其它地區，如淮河與黃河地帶。比如，受長江中下游影響，贛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寶墩文化、海岱地區龍山文化以及淮河中上游王灣三期——新砦文化等皆在這一時期興起。

這些地方都逐漸發展出城邦國家，且贛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在商周時期分別演變成為兩個龐大的國家文明，即贛湘地區的吳城（虎國）青銅文明以及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青銅文明，它們都屬於延續時間長久的文明。

而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一方面是南方農耕區的北部邊緣地帶，受到長江流域上古國家與城市文明的直接影響，發展稻旱混作農業；同時也是北方長城地帶遊戰族群南下掠奪的前線，受到較大的外來衝擊；該地區在考古上表現為在某個特定區域內群城並起，競相而生。不過，該地區諸多以城為中心的小型政體，如王城崗、平糧臺、新砦、景陽崗、教場鋪、丁公、田旺等，存在的時間都不持久，社群規模亦不大。[3]

第四，在這種平地農民與山嶺地帶遊獵族群結合的背景下，那些原本有著遊動生活背景和經驗的新興貴族，致力於發展貿易活動，更為積極地擴充套件貿易路線。在考古上，可見長江流域文明製作器物的分佈範圍及其輻射影響的範圍更為寬廣；從後石家河文化以來，其影響甚至開始到達黃河上游黃土高原，亞洲大草原的南緣。與此同時，北方草原人群也開始南下到黃河地帶，更加靠近楚古文明之北緣地帶。

約從公元前1700年起，以商王國（特指早商、湯商或楚商）為代表的青銅文明在江河中原地區興盛起來。長江中游才是商文明的發祥地，也是商王國的中央之地。迄今為止，在江河中原發現的數座商王國城址之中，最大且最豐富的是位於武漢的盤龍城，很可能是商王國的都邑或中心。商王國直接繼承了長江中游此前數千年的文明發展成果，包括治水、建築以及當時最先進的冶鑄技術。商王國又直接掌握並開採鄂東南、贛西北地區多種金屬礦料這種最關鍵的資源。所以，商王國是東亞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且其得地利之便，正好位於當時數個發達區域之間的中心部位。

以這些條件為基礎，構建了以商王國為核心和主導力量，以金屬料、銅器、黃金器、玉料和玉器、綠松石、硬陶和原始瓷等貴重或聲望物品作為主要流通物件，主要由各地上層貴族參與的龐大遠端交換貿易體系。該體系包括了當時南方農耕區幾乎所有區域和重要國家，如位於江河中原北部鄭洛地區的二里頭、偃師、鄭州諸城，位於東北的海岱及沿渤海地區諸國，位於南部贛中的吳城及湘中的炭河裡等虎國諸城，位於東部的江淮及江浙地區（如馬橋文化），以及位於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等，都是這一體系的重要參與者。[20][9](P211-241)

盤龍城青銅器

在該體系中，各地上層貴族透過聯姻與聯盟、交換與饋贈、模仿與借鑑等方式開展互動與交流，使得各地精英物品、精神信仰及相關的禮制實踐有趨同的趨向，如被商王國視為國家宗教崇拜物件的雙嘴夔龍天神信仰，其造型與紋飾皆通見於前述各地。正是由於在商王國主導下各地區上層精英精神文化實現大融合，使其成為此後中華文明精神文化的主流來源。[10]

以商王國為核心的遠端交換貿易體系還與北方草原地帶諸族群之間有著不斷深化的來往。正是二者之間的征戰與貿易，特別是主要商路的開通，決定了二里頭、偃師與鄭州諸邑的興衰。早期主要透過黃河干流來往，使位於西部咽喉地帶的二里頭（興盛於約公元前1620-前1520年）和偃師城（興盛於約公元前1550-前1450年）地位重要而興盛起來；但後來隨著主要商路東移至燕山和太行山東麓一帶，位於此交通線上江河中原北界的鄭州城成為當時最為繁榮的城市之一（鄭州城興建於約公元前1480年，興盛期約為公元前1420-前1300年）。自公元前1400年以來，在中國歷史地圖上出現全新的遊戰族團，該族團源自草原，以戰爭掠奪維生，並掌握駕馬戰車技術。約當公元前十四世紀中期前段，他們突破燕山屏障，順太行山東麓南下，佔領安陽殷墟一帶，在此立足建國。幾十年後，即約公元前1300年，在其強勢統治者武丁的帶領下，過黃河向南征戰，打敗了南方農耕區諸多國家，其中包括勢力最大的商王國，且篡奪其國名與神史，據有其人員和技術，自我稱為“商”，建立了廣闊的殷商上古帝國，開啟了中國青銅時代最大一次跨區域、跨族群的文明大融合，奠定了其後中華文明實體國家的基礎。[21]

在中國文化中，殷商在各地原有文明的基礎上，努力組織起一個全新制度的軍事集權政體，以多元及整體化的方式建立並努力維持殷商上古帝國，使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雖然殷商帝國的時間只有二百多年，其擁有龐大勢力的時間更為短暫，但從這一歷史轉折伊始，草原遊戰族群已不只是偶爾出現在中國邊緣區，而是長驅直入，進入中國文明的核心區，開始大量影響並主動參加到中國乃至東亞文明的歷史程序中；其中有一些草原族群變成為中國境內的貴族，並因其軍權的性質而有著持續的馬匹貿易需求，使內地與草原之間的馬政活動興盛，也使內地與草原之間的人員與文化來往頻繁。此時，隨著駕馬戰車技術被引進中國內地，自草原外來的影響也跟隨著軍隊武力一併進入中國。中國文明和東亞文明在殷商時期獲得了與西亞文明來往的橋樑——草原遊戰族群。從此時伊始，東亞歷史世界化，在長江與草原之間的黃河流域中心帶成為數個軍權國家大勢力競爭的舞臺。黃河地帶的國家與草原來往密切，而長江流域的國家，亦間接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影響。[22][5](275-281)自此以後，中國文明的重心北移至黃河地帶，周、秦、漢、唐等皆以黃河和中原為核心基地，融合南北文化而發展。

綜觀中國歷史及中華文明，猶如源遠流長、流淌萬年的歷史水系，一直以農耕文明為源頭和主流，中途不斷有眾多大小支流匯入，綿延不絕而波瀾壯闊，是世界上最長久、穩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發展區。南方與北方，稻作與旱作，農耕與遊牧、漁獵與遊戰，匠人與商人，不同的自然環境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氣質，都在這塊土地上碰撞、交流與融合，最後渾然一體，成就了中華文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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