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外史資料，不難發現儒家文化本來就是“權力依附”的宗教性質，借用社會學的話說，純屬掛羊頭賣狗肉的愚民罷了。孔子完整的思想論著被秦皇付之一炬，於是立了個死無對證的“孔聖人”任其操弄，怎能說不是“頂看不清的帽子”？不過，孟子的完整思想論著卻存在，但其又往往被“存而不論”，無非是“各需所取”或者“各取所需”為其所利用罷了。比如，孟子云：“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返顧歷朝歷代何曾用過之？因此說，儒家文化推崇的“孔孟之道”名不符實，充其量是個幌子而已，也可以說誠如斯言的“只是頂看不清的帽子”！

這個問題要從兩個層面上來看。

第1個層面，官方的統治觀念，除了孔孟之道以外，還兼用其他學說。西漢時期，漢宣帝就明確的說西漢的統治之道，不僅僅用儒家學說同時兼用王霸之道。後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法家學說的一種變形。如果仔細研究西漢的歷史就會發現，西漢的法令是極為嚴苛的，不亞於秦代。漢武帝時期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卻依然沿襲著嚴酷的法令管理。很多有功之臣，因為觸犯法律，而被迫辭職乃至自殺的現象，並不少見。

後世學者對於中國古代的統治模式，有所謂陽儒陰法的這樣一種概括。這個名詞很明顯的點出了法家的統治管理模式在中國古代社會的地位。由此可見，統治者在進行統治的時候，一定是非常現實的，單純的道德說教並不足以保障政權的穩定，嚴酷的法律是維持統治的必要工具，在這一點上所有的統治者的觀念都是一致的。儒家學說作為門面可以，但在現實當中顯然有過於空洞，沒有實效性的缺點，因此必須與更具備可行性的法家學說來加以補充。

第2個層面，就是儒家學說自身也在不斷的變化，以逐步適應統治者的需求。

一般來說，把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說，劃分為原始儒學時期。如果仔細的研究這一時期的儒家學說，就會發現和後世其實是有很大區別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在於，在學說競爭非常白熱化的那個時代，儒家學說本身也有比較強的鬥爭性。孔子執政的時候，對於政敵毫不手軟。並且，孔子不主張婦人之人，更不主張以德報怨，而是強調以直抱怨。孟子的某些思想其實比孔子更為激進，他認為統治者的合法性實際上是由民眾賦予的，一旦統治者不能夠有效的實施，統治民眾可以將其推翻。也就是所謂的王無道可伐之。而且原始儒學的一個特點是對於鬼神之說，就算不是徹底否定也往往是避而遠之。

西漢董仲舒是儒學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性的人物。他根據統治者的需求，以儒學的基本思想為基礎，同時接受其他各家有用的因素，雜揉而形成了新的儒學思想。董仲舒的一個重大改造，就是將鬼神天命思想注入到了儒學之中。也就拋棄了原始儒學的現實主義特徵，開始日益宿命化。這就使得原始儒學當中對於下層民眾的同情和認可受到削弱，而日益將其引導變成了對於統治者的一種依附關係。

宋代是中國儒學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時代。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均發端於此。這兩種學車的共同特點就是開始主動的吸收起了佛教道教的思想觀念儒學的宗教化特徵開始強烈起來。由此帶來的就是日益的保守化和內向化。如果說董仲舒時代雖然有一定的讓步，但至少天人感應在某種程度上還起著對統治者的一種間接威懾的話，那麼到了這個時期，連這種間接威懾也都不復存在了。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都高度強調內心化的自我管理，實際上也就是放棄了對外部的約束。而相比較而言，對於外部約束，更為認可的理學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其後明清時期的正統主流學說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就理學本身而言，至少在宋代時期還是相對比較活潑，不是過分保守刻板的。而到了明清時期，在政府有意識的引導之下，整個學說日益的僵化，教條最後變成了一種迂腐的思想工具。伴隨著思想的官方化，最後也就導致了思想的腐朽化。

很明顯從整個儒學思想的發展歷程來看，在逐步成為官方正統學術的過程當中，其思想活力也不斷受到抑制，最後變成了一個殭屍。這是因為政府總是有意識的強化儒學思想當中的某一部分，而刻意的淡化另外一部分，但實際上這些部分本身之間是密切聯絡，互為整體的，在有意識的強化與弱化之後，就使得整個思想體系高度失調，最後變成一具不堪用的殭屍。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官方推崇的儒學也不等於完整的魯迅，而只是某一方面而已。

所以從這兩個方面考察以後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以儒家思想為正統，但這個儒家思想並不是完整的，儒家思想同時也不意味著不吸收其他各派的思想。儒家思想主要的作用還是作為一種思想門面進行社會倫理的宣傳而已。說儒家思想是一頂不清楚的帽子，這種說法不是非常準確。準確的來講，儒家思想只是最外面的一層外套，裡邊還有別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