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主要是平衡改革派和保守派，王安石的改革已經觸動了利益階層的蛋糕，受到利益階層瘋狂的反撲，加之家庭變故，培養的接班人是個白眼狼，害怕王安石的回來影響他的仕途，不斷中傷和惡意影響改革。

中國歷史上所謂政治是黑暗的，一個胸無大志，且無遠見，只享貪樂的君主是不想折騰的，所以再好的治國建議也是別搭。

能問到如此深入的問題，想必一定了解王安石變法歷史的來龍去脈，在此就不累述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了。歷來變法成敗因素無非有三:一是有雄才的變法強臣;二是有鐵腕支援變法的君主;三是有強大的支援變法的朝野根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王石安是變法強臣，宋神宗卻非雄才偉略的君主。王安石變法半道，在艱難之時不光得不到宋神宗的支援，反受到他的質疑，漸漸頂不住保守派的壓力，慢慢向保守派“站隊”以致宋朝王安石變法獨木難支而功敗垂成。

然而歷史上變法的多數失敗跟第二條關係最多，沒有鐵腕支援變法的君主?支援變法的定力有多大?能不能撐持到最後成功?這些都跟君主息息相關。如吳起變法的失敗在鐵腕支變法的楚悼王在位時間太短所致，如南韓的申不害變法失敗在於韓候從開始信任到質疑所致，如維新變法因為君主基根太弱所敗……

王安石變法宋神宗從一開始支援到到質疑到最後完全站在在變法的對立面的結果除了頂不住保守派的極力反彈和非議之外，更要緊的是心志太過薄弱了。未見變法之利只見變法之難時就開始一片芒然，以致開始質疑當初重用變法大臣王安石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既然是對的為什麼朝野阻力這麼大?其尤是以蘇大學士的為代表的反對派，因為那時的蘇軾名氣確實比較大，這才是致命的，說到根本就是低估了變法所要面對的壓力和阻力。然而這種致命的底氣不足，也產生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致使變法的根基在朝野無法生成，以致無法與保守派正面抗衡而消亡，這也是王安石變法最可惜的地方之一。

再反過來歷史上成功的變法商鞅變法，變法之初秦孝公是義無反顧的支援商鞅的。尤其是在對利益保守派為代表的甘龍、杜摯老世族方面，既不受挑拔，也不中離間，並極力壓制住因觸犯法律被刑治的秦國權臣太傅長公子虔。苦苦於反對派周旋角逐了二十年，力助商鞅完成所有變法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才有了商鞅變法在秦國的成功。

秦孝公對商鞅的支援，遠非用一個信任可以來形容的。然而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雖然有雄心卻無雄膽更無雄才，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實是缺少一位雄主矣。

【嚴謹的態度客觀地分析歷史，敬畏之心評價過去的人和事】

王安石一直不情願做文職之官，“嘉祐四年五月詔令直集賢院 ,累辭乃拜”，同年發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和《上時政書》，提出改革弊政，但仁宗對此並不感冒，沒有采納他的變法主張；在文職位上熬了幾年，嘉祐八年母親去世，王安石就辭官回江寧守喪。

直到“銳意求治”的神宗趙頊於1067年即位，《宋史》說他“動止皆有法度，而天生好學”，長大後經常與大臣韓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但無奈即位時江山已是千瘡百孔，要有志同道合的能臣輔佐；王安石是神宗心目中能臣的重要人選。

“獨留維 (韓維 ),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聯召之肯來乎?”

如果說王安石是千里馬，神宗就是伯樂，並對王安石以“師臣”相稱，堅定支援王安石推行新法，於熙寧二年（1069年）成立專門主持變法的官署——制置三司條例司，並先後安排與王安石有很好私交的陳昇之、韓絳二人，與安石同領條例司，變法大幕正式拉開；王安石次年拜相，有了更大的權力，於是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等新法先後昭告天下，變法進入高潮；變法進度之快，可見神宗對他的信任和器重，“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千古未有。”，也看得出神宗急於改變積貧積弱的決心。

但不要以為有了皇帝的官方加持，變法就一定會順利，富國強兵的願望就能實現，理論再正確，套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也是無法履行的;由於兩人地位差別和認識水平的不同，導致變法的目的有很大差異，前者重點要強兵，對外抵禦西夏、契丹，後者要富國，對內改革吏制，讓老百姓富起來，所以在實施過程中，分歧有很多，隔閡也逐漸顯現；那麼，“一切屈己聽之”的神宗為什麼允許王安石兩次罷相？

第一罷相

熙寧六年末至七年初，發生大規模旱災。神宗憂慮旱災，擔心變亂，對新法態度有所動搖。“人主苟無失計，徒以旱故隧大亂，既無此理。”，王安石勸說神宗堅持變法，罷黜保守派，社會就一定不會因為旱災而亂，但辯駁蒼白無力，難以緩解神宗的焦慮與疑惑；尤其是鄭俠呈上的《流民圖》讓神宗“是夕，夜不能寐”，“命開封體放免行錢，司農發常平倉。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叫相賀”，此次天災有可能威脅到朝廷穩定統治，這也使得神宗的變法意志發生動搖；同時，韓維攻擊青苗法，鼓動神宗下罪己詔：“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神宗站在保守派立場上對王安石進行了批評;矛盾的結果就是，王安石無奈多次請求後終於罷相。

第二罷相

熙寧八年（1075）二月,宋神宗恢復王安石相位。此時,思想成熟、有主見的宋神宗已不是那個“輒改容為之欣納”的皇帝了，在用兵西夏的問題上又一次產生了隔閡,神宗不想繼續用兵，息事寧人的態度，對王安石的方案避而不談，王安石最終感到自己政治抱負已再也無力實現，再加上改革派內部分裂，兒子王雱病逝的事情,暮年的王安石徹底心灰意冷,向朝廷遞上辭呈,第二次罷相。

即使罷相退居金陵，神宗依然對王安石十分照顧，派使者送去黃金，“神宗眷待之厚，十倍諸公”；神宗死後，王安石作詩哭悼，“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謳歌歸子啟，欽念禹功修”。

在熙寧變法過程中，宋神宗和的王安石有矛盾，變法也最終失敗，當時社會原因造成的，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君權和相權的矛盾，銳意求治和祖宗之法的矛盾很難調和；王安石的感慨說明一切：“人才誠是少,然亦多觀望不盡力.緣盡力則犯眾,眾怨則傷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則反得罪,不如因循守惰之可自安。”

神宗和王安石兩人相識十六年，一路走來，同舟共濟的友誼可謂封建社會君臣關係的典範，值得後世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