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以殿前都檢點的身份發動陳橋兵變進而黃袍加身。登基後，鑑於五代的紛亂和禁軍將領權力過大，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中央集權。首先，採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等禁軍將領的權力，設定三衙以統禁軍，為牽制三衙，又設立樞密院，置正副樞密使直接聽命於皇帝以分三衙之權。這樣，禁軍這一塊，三衙與樞密院互相牽制，皇權加強。同時規定全國軍隊由兩部分組成，選精壯男子充當禁軍，次等的充廂軍。由大部禁軍守衛京師，少部分禁軍，廂軍守衛地方，用強本弱枝的方法，加強了對京城、軍隊的控制。

第二，中央設定轉運使加強財權控制，地方財權不獨立受制於中央。這樣透過財政加強中央集權。

第三，重用文官，抑制武官。

趙宋透過這些措施，解決了唐末五代以來的藩鎮割劇和禁軍問題，加強了中央集權，但這種弱枝強幹的做法，削弱了地方軍事力量，尤其是邊境地區。這就使得北宋時期經濟發達而軍事軟弱，中央集權是一個重要因素。

宋太祖就政治上來說絕對是一等一等牛人。拋開所有的不說單就對於地方上的控制來說，手段之高明，手法之老練，就這一點就可以流傳千古。

我們先看看他就這一點幹了啥。首先他為了防止唐末五代藩鎮割亂，杜絕地方節度使做大，於是“杯酒釋兵權”，在所有人最信任他的時候，憑著一頓飯搞定了未來的威脅。把節度使駐守的城市以外的所有地方行政權利和軍權，包括官員認命和稅收通通收回中央所有。最後硬生生的把這些地方大員給削成閒職。

再一個就是所說的重文輕武，知識分子的大量應用，在系統上加強了地方的統治的正確性，並且牢牢控制住當地世家前進的動力，維持了地方的安寧。知識分子不做亂，地方上的經濟和文化事業得以快速發展。北宋才能在歷史上留下了深深地一頁，所以說宋太祖的控制段很高明，並且對後世的啟發也是很深刻的。

感謝悟空邀請。宋太祖趙匡胤透過陳橋兵變取得統治地位，為了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首先加強軍權的集中，唐朝末年藩鎮割據，常年邊荒馬亂百姓流離失所，最主要就是，地方的軍權沒有收回，使得中央無調兵之權。趙匡胤透過削弱節度使的權利，將禁軍一分為三，直接對皇帝負責。設立樞密院，有調兵之權，卻無統兵之權，地方將領只有統兵之權卻無調兵之權，使之相互牽制。

其次就是行政權的集中，在中央設立參知政使，樞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權利，實行軍政，民政，財政的三權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擔當知州，並設立通判與之相互牽連。

最後是財權和司法權的集中，設轉運使把地方的財政收入轉運中央，地方的司法人員由中央派文官擔任，死刑需報中央核准。透過這一系列的措施，解決了藩鎮割據，維護了國家統一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宋太祖為了分知州的權力在各州府設定通判，宋太祖還下令取消節度使收稅的權力，稅收由中央掌控，後來又在地方設定轉運使，把地方財賦收歸中央．還實行三年一換的制度．

首先宋太祖是一個了不起的蓋世英雄，他生在五代亂世，曾親眼見到了亂世帶給老百姓的苦難深重，五代時儒家傳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倫理蕩然無存，五十多年間皇帝像走馬燈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而那些皇帝大多脫胎於前朝地方節度使或邊地悍將，宋太祖的大宋王朝就是建立在這樣廢墟之下，在他看來五代亂世迴圈不止的根源除了唐末以來皇權旁落的原因之外，更多是中央與地方力量對比失衡、控制嚴重不足，最終導致唐末五代以來“邊將強則擁兵叛亂，弱則暫時依附中央”的局面不斷出現，為避免北宋王朝重蹈覆轍，宋太祖做了以下改革。

1，收天下精兵集於開封。宋太祖在中央建立了數量龐大的禁軍，並將當時二十多萬的禁軍近一半以上部署在東京開封周圍，另一半分散駐屯在地位險要的交通要道，與此同時宋太祖還將地方上身強體壯，驍勇善戰之士編入禁軍，使各地軍隊中的精華集於禁軍，地方上再無精兵壯勇，從而失去了與中央對抗的軍事潛力。

2，改革官制，加強君權。宋太祖在中央設立樞密院和三衙相互制衡的同時，加強皇帝本身對禁軍的直接控制，具體是統兵與調兵之將不是同一個人，且頻繁調動，使他們在士兵中沒有過高的威信，往往更為依賴皇帝。在地方宋太祖取消了五代節度使出任地方往往兼領支郡的制度，並將他們以調任、述職、升遷的名義明升暗降，即爵位高而並無實權，地方州縣宋太祖選派中央認命的官員出任地方封疆大吏，稱知州，後設通判（又稱同知州）行監督之職，使地方大權不能集於一人之上，從而避免地方專權。

3，行政，司法，財政改革。唐末五代時，節度使出任地方往往會兼領大郡或數郡，他們能上馬治軍，下馬管民，又有地方財政司法認命大權，隨意認命下屬官吏，斷人死刑，並無需向中央報告。唐朝地方行政以道，州，縣三級管理制度，，道前期只是監察區的名稱，並無正式行政機構，但到了唐朝中後期，道成為了事實上的地方行政機構，成為了藩鎮割據的開始，道往往下屬幾十州（郡），人口數百萬，一但割據號召範圍極廣，影響力極大，因此宋太祖改地方行政為州（郡）、縣兩級，直接歸於中央管轄，同時在地方設定路，加強對地方州郡的監督管理。在司法改革，地方執行死刑必須上報東京再作定奪，以及地方上大小官吏的認命權也收回中央。財政上，宋太祖下令州、郡所收賦稅，除地方日常行政經費外，其餘上繳中央，不得私留，並設定轉運使一職，直接督察上繳中央與地方支用。

4，推崇儒家文治、教化於人。唐末五代時，武將飛揚跋扈，他們不可一世，長於破壞，而短於建設，致使天下沸鼎，人心離亂，地方上更是貪汙腐化、民間偷盜成風，這給割據、動盪提供了絕佳的溫床，因此宋太祖才說“武人把天下都害苦了，今必須要用文人”。宋太祖一面削弱或收回地方節度使實權的同時，一面選派文官出任地方首腦，並廣開科舉、選納文人出任京師高官，甚至刻文立碑，要求後繼之君不要因言而殺士大夫，要禮遇，要厚待他們，否則“子孫如愈此誓，天必擊之”，因而出現了北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最後經過宋太祖的改革，地方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自主權也收了，再也無力挑戰北宋中央王朝，當然這也是那個時代的大勢，人心之所向，畢竟經過唐末五代以來的戰爭，人心向往和平，統一，穩定，只是後面幾任宋朝的國君守著宋太祖的國策一直走下去不知道變通，最終導致了宋朝“強幹弱支”的局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