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度上，則是對人的發現，伸延到對婦女和兒童的發現。男人是非人，作為男人的奴隸的婦女更是非人。她們是奴隸的奴隸，牛馬的牛馬，甚至只是“器物”而已。所以五四的婦女解放帶有奴隸解放的特點，即從鬆綁手腳（廢棄纏足）、打破節烈（免除活殉葬）開始。對兒童的發現也很有意思。魯迅〈狂人日記〉結束語就是“救救孩子”，他發現華人的被吃首先是孩子被吃。當時的文化革新者們實際上共同發現，中國文化有一種吃子意識和殺子意識。魯迅特別要批判“二十四孝圖”，而最憎恨的又是“郭巨埋兒”這樣的故事，就是這一宣揚孝道的讀物，恰恰形象地反映在“孝道”神聖名義下的殺子意識。五四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帶著解放婦女和解放兒童的要求，也就是說，在人的意識的覺醒中包含著婦女意識和兒童意識的覺醒。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專號”。選擇易卜生有雙重意義，一是易卜生個體意識最強，他認為世界上最有力的人是孤獨的人，鼓吹以個人獨戰多數而不惜成為“國民公敵”；二是易卜生婦女意識非常強烈。在世紀之交的北歐，兩個作家非常傑出，一個是挪威的易卜生，一個是瑞典的史特林堡，兩人觀念不同，而且成為水火不相容的論述。史特林堡敵視婦女，和中國傳統的“女人是禍水”的觀念差不多，而易卜生則鼓吹婦女解放，張揚婦女的個體價值。《新青年》選擇了易卜生，其意義是非常豐富的。《新青年》“易卜生專號”同時發表了胡適和羅家倫合譯的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並使娜拉這一名字成為中國婦女覺醒的時代性符號。同年七月，胡適又發表〈貞操問題〉攻擊扼殺婦女青春的節烈觀。一九一九年，他又發表〈我的兒子〉，攻擊“孝道”，警告父母“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種‘放高利債’的債主”，望兒子報恩。同一年中，魯迅也發表〈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也攻擊“節烈”與“孝道”，共同為婦女和兒童的尊嚴與地位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