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對封建統治者只有利益被強制分走的仇恨，而不像種地的農民那樣對統治者有強烈的人身依附性、依賴性，經濟基礎決定思想意識，也決定上層建築，明末蘇州織工暴動（1601年）就顯示出尚處於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已經對封建皇權的挑戰與蔑視了，當時暴亂者連明神宗的聖旨都扔到河裡去了，儘管當時皇帝已下詔處罰設立稅監司的太監孫隆，蘇州知府鄧雲霄逮捕了孫隆手下的主要爪牙，造反者仍不讓步，堅持要皇帝下罪已詔，承諾在整個江南地區不得開徵商業稅、機稅、礦稅，否則就繼續造反。到了明神宗的兩個孫子天啟、崇禎在位時，商人為自己私利誤國、害國的行為更加變本加厲，更瘋狂且沒有任何底線，江南有東林黨官商結合，抵制、抗拒任何稅款，根夲不管當時國家已經危如累卵，軍隊嚴重欠餉，兵變不斷，連年天災人禍，餓殍遍地，弱者填溝壑，強者鋌而走險造反，東北又有後金女真屢屢入關，山西則有晉商八大家暗中向女真走私糧食、鐵器等物資，甚至替女真當臥底坐探。幫助女真渡過生死口，最終奪取漢人天下。

馬克思說過，資夲家能賣給劊子手用來絞死資本家自己的繩子，商人是沒有多少國家意識、民族情懷的，他們中的多數，眼裡只有錢，所以中國自古就有“無商不奸”的說法，而統治者一方面客觀上離不開商人這一流通中介，另一方面又實在憎恨商人對他們的潛在威脅，同時又嫉恨商人的豪富（漢代實行鹽鐵官營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國家專賣之前，鄧通等大商人大者富可敵國，小者亦富比王候），所以終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無不重農抑商。

這當然是重農抑商的國家政策帶來的，在此之前先說一個自古有之的現象：

其實咱們華人，對待財產一直持“天下共有”“財富平均”的觀念。古代自不用多說，作為中國主流思想的儒家所言的“大同社會”便是如此。現代呢，有這種想法的人雖不多，但也不可以說很少。還是有很多人認同“財富平均”。當然現代人所謂的“財富平均”頗有偏激和認識狹窄。因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根本仍是奉行“平均”觀念。

商業是幹嗎的？

國與國之間，甲國想用乙國的產品、資源。只有兩個辦法：1、掠奪。2、貿易。這便是，戰爭出現的原因，和商業出現的原因。而人與人之間，想要對方的產品、資源。就只有商業交易一條路可選。

當一種持“平均”思想的流派成為一個國家的思想權威，那麼代表“資本”的商業、商人，其地位和社會環境，可想而知是遠低於其他行業的。這裡面有政治因素，也有道德因素。

中國是自然經濟為主的農業大國，說白了，華人是靠著種地收糧發展的。農業為本的國家性質，其國家的種種政策必然會偏向農業。因為商業帶來的優勢在商業發展之初，並不明顯。世界史上，資本帶來的福廕其實很晚。中國能以單一農業大國的姿態問鼎世界無數世紀，就很說明問題。

商人用最少的錢謀取最大的財富。這是剝削階級才有的特權，是皇帝、貴族才有的特權。政治制度面前，商業很顯然觸犯了社會底線。並且資本的出現是對中央集權的巨大沖擊。當一種人擁有了絕對的資源，那麼相對應的，社會分工必然會發生變化。資本主義是民主革命的前提，資本想要發展必然會站在封建社會的對立面。商人屬於自利工種，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背道而馳。

根本上，封建制度存在一天，重農抑商便會存在一天。在中國，重農抑商出現是必然，結束也是必然。且歷史上，越是不開放的朝代，君主越是專制。比方，明清。

中國封建社會里一直都採用重農抑商的國策，採用這種國策是源於儒法兩家的治國理念。不要看儒家與法家勢同水火，矛盾不可調和，但是在對於農商兩者的態度上，二者驚人的相似，那就是重農抑商。重農就是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給農民較高的社會名譽，在稅賦和救濟上偏向農民，說白了就是鼓勵百姓當農民；抑商就是打擊商人的經商行為，課以重稅，在社會地位上給予貶低，使得商人雖富不貴，一句話就是限止百姓經商。

《商君書.農戰》篇裡把國家的強盛歸於農和戰兩個方面，全國百姓要麼耕地納糧，要麼從軍打仗，全國百姓只做農戰兩件事，那麼國家就可以強大到統一天下。為了鼓勵百姓只從事農戰兩項事業，商君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勵農戰的法令，百姓從事農戰兩項事業可以功成名就；百姓從事商業、儒學、遊俠、技藝、縱橫之學這五種職業，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因此秦國形成了農戰的傳統，百姓多數只從事農耕與軍隊兩個職業，這也是關西出猛將的歷史原因。宋朝的經濟最繁榮，但也反應出來了經濟好了，百姓就沒有戰鬥力了。

為什麼統治者要限止商人與商業呢？原因有三：其一、商人奸詐重利，百姓們都從事商業可以富家，則國無耕戰之民；其二、商人富足不可控，國家之所以能控制百姓，那是因為百姓們經濟條件差，為了生存不得不聽國家的命令，商人有錢就可以不聽國家的話，他們到處經商也不好控制；其三、商人重利貪生，世上最辛苦的工作是農民，最危險的工作是軍人，國家的核心也是農戰，商人以利益為重不以國家安危為重，商人又貪生怕死會影響百姓從軍的積極性。

歷代限止商人的方法大致有三：其一、對商人徵以重稅，農民的稅一般是十五課一，也就是農民的稅率約為6.7%，商人的稅則是五課一，也就是稅率為20%以上。其二、商人不得為官吏，雖富不貴，漢朝的舉孝廉、隋唐以後的科舉制都是將商人排斥在外的，商人非良家子，故不得為官為吏。其三、戰時沒收商人的財富，打仗的時候商人的家產都是可以全部徵收充公的。

客觀地來看，商業可以使國家經濟繁榮，戰國時代的商人地位還是有的，大統一後商人的地位開始下降。戰國時代的大商人都記錄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范蠡還有商業秘籍《計然書》傳世。儘管商業行為會腐蝕人心，讓世人不再簡樸厚重，但是離開了商業也會讓國家陷入無錢的境界。明朝重農抑商最為嚴重，結果就是明朝一直都缺錢，明亡跟缺錢是密不可分的；清朝延續明朝的政策，閉關鎖國不與外界貿易，最終積貧積弱，導致了百年國恥。可見商業還是要有的，同是也要加強精神建設，兩手都要抓。

因中國是農業大國，生產力低下，農業生產是國家的頭等大事，農業生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如果大家都去經商，農業生產就會受到影響，糧食會因此而減產，這樣直接威脅到國家的穩定；再一個方面是中國古代統治者視商人為不勞而獲的階層，他們不是生產者，只是買賣貨物從中謀利，為了制止這一行的泛濫，中國古代的統治者才出臺了限制商賈的眾多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