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在其他回答中也講過，明朝與清朝的宦官之所以差距如此之大，不在於個人因素，而在於明清兩朝的政治結構完全不同。

而且題主舉的例子也不太恰當，並非是明朝有四大宦官而清朝只有一個李蓮英。而是明朝有四大宦官而清朝卻一個都沒有！李蓮英雖然知名度很高，但若說起他的權力，則實在不值一提。李蓮英是個本分的人，對待朝政從不多嘴，從始至終恪守一個奴才的本分，這也是他能夠長保富貴的重要原因。相比於李蓮英，明朝的魏忠賢、劉瑾、王振、汪直等等太監們，個頂個的都是干涉朝政的權宦，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明朝的太監之所以權力大，原因很簡單——皇帝需要他們來分享權力。

明朝的宦官系統共分為二十四個部門，管理諸多事項。其中最重要的是司禮監，洗（音xian）馬監。洗馬監的職責是掌管兵符，可見其重要性。而司禮監更厲害，司禮監最重要的作用是——替皇帝批准奏疏。

明朝從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以後，宰相就從中國歷史上消失了。可是朱元璋本人是超級勞模，多少政務都乾的完。接班的皇帝可沒有這麼厲害，於是得找人輔佐政務，也就是內閣大學士。

可是明朝的內閣大學士是有宰相之職，無宰相之權。內閣可以對政務提出意見，制訂政策，卻無權執行。想要執行，必須得經過一個部門的批准，這個部門就是司禮監。

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內閣是沒有決定權的，內閣只有建議權，這個內閣建議叫做“票擬”，而司禮監批准票擬的過程叫做“批紅”。司禮監只服務於皇帝。皇帝批准了，司禮監的太監們就打上勾批紅，皇帝不同意，就把票擬打回內閣重擬。

碰上個勤政的皇帝（或者看的緊的皇帝），如弘治帝，嘉靖帝等等，這些太監們也不過就是個打勾機器而已。可是明朝偏偏有些皇帝特別懶，奏疏一眼都懶得看，比如正德帝，天啟帝等等，這個時候就比較容易出現權宦了，明朝權力最大的兩個宦官劉瑾、魏忠賢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

而清朝則完全不同。

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訓，嚴禁宦官干政，根本不給宦官任何涉政的機會，從根源上避免這種事情。

而清朝的皇帝都經過系統的皇家教育，從未有過像明朝那樣的怠政皇帝，可以說個個勵精圖治（客觀事實，清朝皇帝普遍勤政）。最重要的是，清朝皇帝不需要依靠宦官來制約文官集團，清朝有八旗貴族組成的忠誠的貴族集團來在政權中為皇帝衝鋒陷陣，直到清朝滅亡，八旗貴胄都是清朝政權中最核心的力量，連李鴻章、袁世凱這樣的重臣們也不得不走滿洲貴族的門路。

其實清朝的政治制度，幾乎是克服了封建社會的一切弊病的。可是他偏偏遇上了歷朝歷代都沒遇見過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天下大勢合久必分，誰也躲不過呀。

一般說到宦官，經常引用《後漢書》的一句話，“口含天憲，出納王命”。

宦官的權力來自哪裡呢？來自皇帝。分權給宦官和自己專權，是皇帝不同的選擇罷了。

明朝其實最開始選擇的是後者。朱元璋看到元朝宦官（比如元順帝寵信的高麗太監樸不花）干政、亂政，所以一直把宦官當做打雜的——很明顯的一點就是，宮裡沒有教宦官讀書的內書房。一群斗大字不認一升的玩意，還幹什麼政……

朱棣透過靖難之役奪權之後，因為在戰爭中得宦官助力頗多，再加上他對自己的統治不自信，就把宦官當成自己的耳目，到處巡視之類。（最典型的，就是帶頭下西洋的三寶太監鄭和）

另一個問題就是，朱元璋專了權以後過的簡直勞模日子，據說他每天要批二百本奏摺，處理四百件事。這樣的日子，當然不是一般人乾的。所以後人推出了內閣制度，替皇帝幹活。但是他們又擔心內閣憑藉“票擬”的權力限制皇權，就把“批紅”（代皇上用紅筆批閱奏章）的權力給了司禮監太監，以此互相牽制。

所以說，太監就算再厲害，那也是皇上的走狗……君不見汪直、劉瑾、魏忠賢，哪個不是皇上一句話就收拾了？

至於清朝，那是君主專制的頂峰，眼前有軍機處把司禮監和內閣的事都幹了，還名太監？一邊掃地去吧。

首先回答一個問題，為何清朝時宦官的權力，遠遠不及明朝？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統治者們吸取了明朝宦官勢力過於龐大的教訓，一開始就從制度上防範宦官干政。

一、

順治十年（1653年），順治皇帝頒佈了一道諭旨：

“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來，始具其職。所司者不過閽闥灑掃使令之役，未嘗幹豫外事。秦漢以後，諸君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權，加之爵祿，典兵干政，流禍無窮，豈其君盡暗哉？”

寺人即太監閹人。西周太監出現之時，主要還是做一些僕役的工作，並沒有干政的地位和能力。後來出現畸形的演變，主要是由於皇帝或能力不足，或為了拉攏宦官來對抗外戚勢力，不得已對太監委以事權，賦予了其過大的權力。

清朝透過八旗選秀制度，較好地解決了外戚勢力的問題，同時也要嚴防宦官干政。

因此，順治一方面裁撤宦官機構，將明朝的二十四衙門歸併為十三衙門，並規定清朝太監的品級不能高過四品。同時立下禁令：

“凡系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不許使弟侄親戚、暗相交結。不許假弟侄等人名色，置買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擾害人民。……如有內外交結者，同官覺舉，院部察奏，科道糾參。審實一併正法。”

順治十二年（1655年），順治皇帝又讓工部製作了一道鐵牌，規定：

“以後（宦官）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二、

在有如此森嚴的制度，並且得到了嚴格貫徹落實的情況下，清朝的太監根本沒有興風作浪的可能性。

明末的太監，有專屬的衙門機構東西廠，能自成一黨，有生殺予奪，干涉朝政的權力。和他們比起來，清末的李蓮英著實可憐，除了因為受慈禧太后親近，借這個位置貪汙一些錢財之外，根本對朝政毫無影響力。

李蓮英的前任大太監安德海，只因私自出宮，就被山東巡撫丁寶楨捉拿，未經請示慈禧便將其斬首示眾。可見直至清末，清朝嚴防太監干政的祖制仍能得到有效的執行。在這種環境下，李蓮英所擁有的權力，自不可能與明末魏忠賢等同日而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