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位將軍，你一定想的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所以你需要斥候，不斷打探收集訊息。斥候死了，你不會傷心，而是立馬派出新的斥候。否則，你這位將軍的人頭，就要被敵軍探囊取物般拿走了。

同樣單位中的領導，也需要找到潛在的敵人，確保自己的權威。他就需要有人不斷將各部門各人員的一舉一動彙報給他。同樣的，這個打報告的人失去作用了，他照樣會立馬換一個。

領導不見得是喜歡打小報的人，可一定是需要打小報告的人。權利越神秘，就越誘人!

這個“喜歡”應該加個引號。正常一點的老闆不會喜歡愛打小報告的人的。之所以表面上對打小報告的人表現的比較熱情，是因為能透過這個打小報告的人瞭解到老闆這個位置接觸不到的資訊。

打小報告是一種很私人的行為，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員工的言行。這種言行是透過平時的工作了解不到的。

作為老闆，對自己員工的一言一行都很關注，畢竟員工的行為涉及到老闆的利益。所以說老闆需要有一個人跟他說一些平時瞭解不到的私密事。

但你要說老闆喜歡愛打小報告的人，卻也未必。就從我們的工作經驗上來說，誰聽說過有人是透過打小報告升職加薪的呢？別說現實生活中，就連影視劇中打小報告的人都沒什麼好下場。

老闆們也就口頭上誇獎一下，但不會給打小報告者很實在的利益，同時老闆也會防著這些打小報告的人，因為通常謠言就是這種人散佈的。

能當上老闆的人不會有多傻的。想透過打小報告上位的人，沒有幾個人會看得起這種人。

領導為什麼喜歡打小報告的人？並不是領導本性就喜歡，而是客觀上會產生幾種難以規避的現象：一是由於權力阻隔和個人偏好所導致的資訊遮蔽困境；二是正由於擔心資訊遮蔽得不到準確資訊，領導進而另謀渠道收集資訊，比如明朝的錦衣衛、清朝的密摺制度，這些渠道可以廣義稱為打小報告的人。

對於領導而言，打小報告的人是把雙刃劍，如何用好還在於領導的智慧。

資訊遮蔽所導致的“巫蠱之禍”

正如魯迅所警言，“中國但凡有個猛人，就會被一圈人包圍，圍得水洩不通，所有進去和出去的資訊，都會被這個包圍圈所過濾，直到這個猛人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直至最後進入一種人事不省的迷狂狀態，轟然倒下為止。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歷史很多的悲劇故事也往往發端於資訊遮蔽，漢武帝時有一場影響到王朝命運的動亂，這就是有名的“巫蠱之禍”。老年的漢武帝疑神疑鬼，總覺得有人要害他，在他生病之際江湖騙子江充上奏說皇帝的病症是巫蠱作祟，江充利用皇帝的信任，借漢武帝去甘泉宮避暑的時機，誣陷與自己有隙的太子劉據在長安城中太子宮內有巫蠱。劉據被逼不過殺了江充，後來逼得太子造反，不但斷送了性命，而且連累長安城血流成河。事情過後漢武帝發現不對勁，又處死了一批查處巫蠱有功的官員，並建了一座思子宮、修了歸來望思之臺。

歷代史書，往往把這場慘禍歸結於漢武帝晚年昏庸，譴責江充的奸佞。但是究其根本原因實際很簡單，即資訊遮蔽。巫蠱本來子虛烏有，但因為漢武帝對自身健康的關切，對權力鬥爭的警惕，使江充的讒言能夠投其所好，正如事件後壺關三老給漢武帝的上書所說，種種原因造成了“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的窘境，悲劇就難以避免。現代的領導人儘管在許多方面有了優於古代的條件，但由於權力阻隔和個人偏好，資訊遮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清朝的天眼系統-密摺制度

清朝之前歷朝歷代就有正式的“題本制度”，文武百官有公務稟明皇帝時，除了要面見陳述外，還可以寫奏疏，稱為“題本”。清朝在總結明朝經驗時，發現題本制度有兩個弊端：一是不利於保密，明朝大臣的題本會首先是暴露在內閣大學士面前；二是可能對皇權產生威脅，內閣大學士有可能選擇性向皇帝呈報。清朝發現這個制度內在缺陷後，於是就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天眼”系統，就是密摺制度。

密摺制度避免了很多中間內閣環節，使密摺能直接到達皇帝手中，不僅能讓皇帝全面的瞭解國家的真實情況，更能給眾多官員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因為你稍有不當行為，第二天皇帝就有可能收到一封你的“舉報信”。

康熙皇帝就開始提倡密奏的報告，他命令一些內務府派出去任官的人，如李煦、曹寅等人，向他報告江南各地的吏治民情，甚至包括雨水、糧價鹽價等。他特別交代這些官員，要注意保密，“萬不可與人知道”。

雍正即位以後加強了密奏制度的上奏範圍，他先下令增加可以向皇帝徑行上密奏的人數，當時中央京堂以上與翰詹科道官也都可以向皇帝寫“小報告”。地方上則除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總兵官外，一向被視“乃系小官、品級卑微、無奏對之分”的糧道、鹽道、兵備道等道臺也都可以以密奏言事。此外知府、同知、副將，臨時派出官員以及皇家在外服務的家臣，甚至少數特准的知縣，個個都有密奏權。在雍正的推崇下，密摺製得到快速發展，“小報告”成為雍正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據專家們估計，雍正十三年間，參加過寫密奏的官員可能高達千人以上，所寫成的滿漢文字的密奏總數約有三四萬件之多。

齊威王的兼聽則明

齊威王的左右近臣都說阿城大夫有能力，而即墨大夫官風敗壞。齊威王使人視察暗訪，其結果與左右說的截然相反，事實是即墨大夫管理的地區“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而阿大夫管理的阿地卻是“田野不闢，民貧苦。”

原來，即墨大夫為人正直人民辦事，不善結納朝廷的左右近臣。反而阿大夫善於行賄買動人情，巴結朝廷左右大臣。齊威王掌握了實情以後，就把各地的官吏召集起來，對確有政績的即墨大夫“封之萬家”;對阿大夫以及那些因受了賄賂而隱瞞實情的大臣處以重刑。此後，群臣聳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這就是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的故事。領導人在資訊溝通中，需要注意身旁環繞物件的利益差異性以形成資訊的矯正機制，不僅只是小報告，而是形成大道訊息和小報告的互相校正，沒有這種多渠道的資訊校正，就難以形成協調不同利益的良好決策。資訊渠道的單一性，往往會產生出更大的利益衝突和決策失誤。

總結來說，良性的用好小報告，形成多維資訊的校正機制，會增強領導人的決策自信；但只偏聽偏信小報告，漢武帝的“巫蠱之禍”可能就是前車之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