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統治思想是程朱理學。理學是儒家思想延續的產物，趨向於極端保守，極端禁錮的一個分支。心學也是儒家的一個分支，不過心學更趨向於和開放和激進。心學和理學是儒家思想往兩個不同方向發展的產物。
黃老學非道學，黃老指的是道家無為而治，道學和道家是兩碼事。明朝時期，把理學稱為道學。
明朝心學繁盛時期，通常把理學稱為“假道學”。明朝後期心學非常繁盛，現在細分，有江右派、浙東派、浙西派等等八個分派，心學的其他門派，把最激進的一個心學分派---泰州學派 稱為“王學末流”，王艮是泰州學派創始人，李贄屬於這個門派。明朝後期的黨爭主要來自這些不同的心學分派，而理學已經趨於沒落。
程朱理學把“天理”和“人慾”完全對立起來，其流弊便是使得“天理”和現實的個人心性需求之間形成了對峙，天理成為一種客觀外在的力量對個人主體形成巨大壓力。而陸王“心學”的出現，正是試圖糾正程朱理學的這種偏頗。“心學”的淵源可以上溯道先秦時期孟子的心性學說，而在宋元時期則經歷了從陸九淵到王陽明的發展演變直至成熟的過程。
“心學”強調個人主體的地位和價值，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學外在之“理”對主體發展的束縛和壓抑。同時又透過把“理”的道德要求內置於“心”，把向外的格物窮理轉化為向內的自我體認良知，強化了主題的道德自覺和道德責任感，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心學”思想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學說為適應明代社會出現的個性解放要求而作出的調整，在儒家思想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但是，王門後學的一些人卻由此而進一步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根本否定理性、顛覆理性，在強調個性主體獨立的同時，完全否定了普遍理性的價值和意義。而“心學”的發展，也就此走到了盡頭。
由於王門後學各派的傳播和推動，心學思潮的影響力滲透到明代社會生活和文化的許多方面，產生了一些重要影響。例如在教育方面，心學的興盛促進了私人講學和民間教育的繁榮，各地出現了許多書院和學會，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立於官府和官學之外的民間士大夫自由表達意見的空間，儒學出現了從經院之學走向平民大眾之學的趨勢。
又如在文學藝術方面，受王學思潮的影響，出現了一股以復甦人性，張揚個性為特徵的文藝解放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徐渭、李贄、湯顯祖、袁宏道、董其昌等。他們有的與王學人物有密切交往，接受了王學的某些思想觀點，有的本身就是王學的傳人。他們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中反對復古主義，提倡文學表現真情，表現“本色”“自然”“童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市民階層對平等、自由和個性解放的追求。
但王學特別是其末流的發展也給明朝末年的社會乃至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以一些消極的後果。本來，在王陽明那裡，所謂“良知”還是有是非好惡的道德傾向性的，是普遍道德理性和個體心靈明覺的統一，北非是完全獨立於普遍性之外的一己私心，也不是佛家的空虛之心。而後來的所謂“王學左派”則把王陽明的一些原則推向極端，以為所謂“良知”在每個人身上都是現成的、自足的，人人皆有良知，滿街都是聖人。
既然如此，那就沒有必要讀書，沒有必要作道德修養的功夫，於是束書不觀，日益走向空疏浮陋、隨心所欲的所謂“狂禪”。一些人甚至乾脆徹底放任一己之私心為所欲為，提倡一種不負責任、不受任何文化規則約束的破壞性行為，從而根本背離了傳統儒學的基本價值和精神。事實證明王學末流所引導的方向並不能導致一種文化傳統的新生，卻差不多可以說是一條文化自戕自毀之路。
明朝的統治思想是程朱理學。理學是儒家思想延續的產物，趨向於極端保守，極端禁錮的一個分支。心學也是儒家的一個分支，不過心學更趨向於和開放和激進。心學和理學是儒家思想往兩個不同方向發展的產物。
黃老學非道學，黃老指的是道家無為而治，道學和道家是兩碼事。明朝時期，把理學稱為道學。
明朝心學繁盛時期，通常把理學稱為“假道學”。明朝後期心學非常繁盛，現在細分，有江右派、浙東派、浙西派等等八個分派，心學的其他門派，把最激進的一個心學分派---泰州學派 稱為“王學末流”，王艮是泰州學派創始人，李贄屬於這個門派。明朝後期的黨爭主要來自這些不同的心學分派，而理學已經趨於沒落。
程朱理學把“天理”和“人慾”完全對立起來，其流弊便是使得“天理”和現實的個人心性需求之間形成了對峙，天理成為一種客觀外在的力量對個人主體形成巨大壓力。而陸王“心學”的出現，正是試圖糾正程朱理學的這種偏頗。“心學”的淵源可以上溯道先秦時期孟子的心性學說，而在宋元時期則經歷了從陸九淵到王陽明的發展演變直至成熟的過程。
“心學”強調個人主體的地位和價值，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學外在之“理”對主體發展的束縛和壓抑。同時又透過把“理”的道德要求內置於“心”，把向外的格物窮理轉化為向內的自我體認良知，強化了主題的道德自覺和道德責任感，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心學”思想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學說為適應明代社會出現的個性解放要求而作出的調整，在儒家思想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但是，王門後學的一些人卻由此而進一步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根本否定理性、顛覆理性，在強調個性主體獨立的同時，完全否定了普遍理性的價值和意義。而“心學”的發展，也就此走到了盡頭。
由於王門後學各派的傳播和推動，心學思潮的影響力滲透到明代社會生活和文化的許多方面，產生了一些重要影響。例如在教育方面，心學的興盛促進了私人講學和民間教育的繁榮，各地出現了許多書院和學會，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立於官府和官學之外的民間士大夫自由表達意見的空間，儒學出現了從經院之學走向平民大眾之學的趨勢。
又如在文學藝術方面，受王學思潮的影響，出現了一股以復甦人性，張揚個性為特徵的文藝解放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徐渭、李贄、湯顯祖、袁宏道、董其昌等。他們有的與王學人物有密切交往，接受了王學的某些思想觀點，有的本身就是王學的傳人。他們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中反對復古主義，提倡文學表現真情，表現“本色”“自然”“童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市民階層對平等、自由和個性解放的追求。
但王學特別是其末流的發展也給明朝末年的社會乃至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以一些消極的後果。本來，在王陽明那裡，所謂“良知”還是有是非好惡的道德傾向性的，是普遍道德理性和個體心靈明覺的統一，北非是完全獨立於普遍性之外的一己私心，也不是佛家的空虛之心。而後來的所謂“王學左派”則把王陽明的一些原則推向極端，以為所謂“良知”在每個人身上都是現成的、自足的，人人皆有良知，滿街都是聖人。
既然如此，那就沒有必要讀書，沒有必要作道德修養的功夫，於是束書不觀，日益走向空疏浮陋、隨心所欲的所謂“狂禪”。一些人甚至乾脆徹底放任一己之私心為所欲為，提倡一種不負責任、不受任何文化規則約束的破壞性行為，從而根本背離了傳統儒學的基本價值和精神。事實證明王學末流所引導的方向並不能導致一種文化傳統的新生，卻差不多可以說是一條文化自戕自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