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張居正奪情是在明萬曆初年，那時候張居正正好在全國推行自己的新政，如果張居正生的早點，所謂奪情也就說得過去，可是正德年間，楊廷和楊大人當時丁憂，正德皇帝硬是要楊廷和留下來，楊大人是個孝子，偏偏就把事情交給皇帝，自己在四川老家待了整整三年之後才出仕。所以從此之後，楊廷和就成了全國文官的楷模，在張居正之前有這麼個榜樣擺著，當然張居正照例得提請回原籍守制。但他內心十分矛盾，於公於私他都不願在此時回鄉。一方面，朱翊鈞還年幼，他們母子都離不開他這個深謀老練的顧命大臣；他自己已推行開的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的舉措及準備著手進行的在全國範圍內丈量土地、改革賦稅制度、推行一條鞭法等改革方案還有待進一步謀劃和執行。從個人的私利來考慮，自己數十年來從湖廣江陵的鄉間走到現在的權傾朝野這一步，也確實來之不易，生怕日久生變。更令張居正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因喪沒有上朝的第四天，官員竟都去祝賀次輔呂調陽。根據明朝不成文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後，次輔便可把座位從右邊移到左邊。這次，內閣僚屬和翰林院的學士、侍講讀學士、修撰、編修、庶吉士們都紛紛穿上紅袍到內閣道賀。張居正去留還未最後確定，他們卻都向次輔呂調陽道賀。真是人未走茶已涼，把張居正氣得咬牙切齒。 張居正對形勢看得很清，他知道朱翊鈞母子此時離不開他，是不會輕易讓他就這麼走的，太監馮保等人都支援他奪情，憑自己數年的經營和深謀老到的權術，去留問題還是最後由他自己來定。張居正遂加緊了私下的活動。十月二日，也就是張居正接父親死訊的一週以後，朱翊鈞就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在下發吏部的聖旨中寫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裡即往諭著，不必具辭。 張居正知道皇帝要“奪情”的態度，就故作姿態上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敘述了一通父子人倫當守制的道理後，又說自己年紀只53歲，“丁憂”的時間也不過是27個月，到那時，身體尚還康健，只要皇上不嫌棄，還可再召回任用。朱翊鈞未悟出其中的奧妙，他此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不讓張先生離開京師回籍守制。於是他又給先生下了一道聖旨：愛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十歲上先皇辭世，先生受託盡心輔導……朕於幼衝之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況且愛卿身系國家安危，又豈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請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負我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朱翊鈞抬出了死去的先皇，希望張先生就此而留下。 張居正透過連日來的幾辭幾留，“奪情”心願不僅如願以償，而且他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天子盛讚他的無雙忠孝、蓋世大功，是他今後繼續當國受之不盡的資本。 張居正 “奪情”的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來，而朝臣中的分歧和爭論也激烈地展開了，支援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確反對的聲勢也不小。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現彗星。按當時的說法，這是不祥的徵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歷代帝王的習慣做法，朱翊鈞詔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與張居正的奪情問題聯絡起來。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這位來自南直隸武進縣的翰林後進，雖是隆慶五年的進士，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但此時他上了一道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以為“奪情”既不近人倫情理，也不合義理法度。第二天，隆慶五年進士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再上疏，請令張居正奔喪歸葬，事畢回朝。第三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聯名上疏，奏請令張居正回籍守耕。張居正發怒了，他實在沒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對他“奪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門生或同鄉。朱翊鈞更是龍顏大怒，他覺得吳中行四人的矛頭不只是對著張先生“奪情”問題，也是對自己權威的藐視!他決定效法列祖列宗對直言犯諫的建言大臣所慣用的手法，對此四人執行廷杖。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這場淫威所嚇倒的，那就是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這位來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進士，對張居正素無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當天，他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奏疏呈上，矛頭直指張居正的諸般過失。在他看來，張居正雖然有才有志，但學術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設施乖張，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才等行為，不勝列舉，何況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沒有能人。張居正自稱非常之人，其實親喪不奔，別人視他為禽彘。結果，鄒元標被廷杖，遣戍都勻衛，同時遭廷杖的還有一位來自浙江餘姚的布衣姚韓，他也上了一封萬言疏指責張居正，被抓來打了一頓後，傳送回原籍。反張居正“奪情”的鬥爭終於被鎮壓下去了。 對於張居正奪情，於公於私，都是可以說得通的。畢竟他老人家是為大明王朝嘛，總之，自張居正歿之後，世間已無張居正。。。。。。。
樓主，張居正奪情是在明萬曆初年，那時候張居正正好在全國推行自己的新政，如果張居正生的早點，所謂奪情也就說得過去，可是正德年間，楊廷和楊大人當時丁憂，正德皇帝硬是要楊廷和留下來，楊大人是個孝子，偏偏就把事情交給皇帝，自己在四川老家待了整整三年之後才出仕。所以從此之後，楊廷和就成了全國文官的楷模，在張居正之前有這麼個榜樣擺著，當然張居正照例得提請回原籍守制。但他內心十分矛盾，於公於私他都不願在此時回鄉。一方面，朱翊鈞還年幼，他們母子都離不開他這個深謀老練的顧命大臣；他自己已推行開的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的舉措及準備著手進行的在全國範圍內丈量土地、改革賦稅制度、推行一條鞭法等改革方案還有待進一步謀劃和執行。從個人的私利來考慮，自己數十年來從湖廣江陵的鄉間走到現在的權傾朝野這一步，也確實來之不易，生怕日久生變。更令張居正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因喪沒有上朝的第四天，官員竟都去祝賀次輔呂調陽。根據明朝不成文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後，次輔便可把座位從右邊移到左邊。這次，內閣僚屬和翰林院的學士、侍講讀學士、修撰、編修、庶吉士們都紛紛穿上紅袍到內閣道賀。張居正去留還未最後確定，他們卻都向次輔呂調陽道賀。真是人未走茶已涼，把張居正氣得咬牙切齒。 張居正對形勢看得很清，他知道朱翊鈞母子此時離不開他，是不會輕易讓他就這麼走的，太監馮保等人都支援他奪情，憑自己數年的經營和深謀老到的權術，去留問題還是最後由他自己來定。張居正遂加緊了私下的活動。十月二日，也就是張居正接父親死訊的一週以後，朱翊鈞就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在下發吏部的聖旨中寫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裡即往諭著，不必具辭。 張居正知道皇帝要“奪情”的態度，就故作姿態上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敘述了一通父子人倫當守制的道理後，又說自己年紀只53歲，“丁憂”的時間也不過是27個月，到那時，身體尚還康健，只要皇上不嫌棄，還可再召回任用。朱翊鈞未悟出其中的奧妙，他此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不讓張先生離開京師回籍守制。於是他又給先生下了一道聖旨：愛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十歲上先皇辭世，先生受託盡心輔導……朕於幼衝之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況且愛卿身系國家安危，又豈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請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負我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朱翊鈞抬出了死去的先皇，希望張先生就此而留下。 張居正透過連日來的幾辭幾留，“奪情”心願不僅如願以償，而且他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天子盛讚他的無雙忠孝、蓋世大功，是他今後繼續當國受之不盡的資本。 張居正 “奪情”的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來，而朝臣中的分歧和爭論也激烈地展開了，支援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確反對的聲勢也不小。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現彗星。按當時的說法，這是不祥的徵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歷代帝王的習慣做法，朱翊鈞詔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與張居正的奪情問題聯絡起來。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這位來自南直隸武進縣的翰林後進，雖是隆慶五年的進士，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但此時他上了一道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以為“奪情”既不近人倫情理，也不合義理法度。第二天，隆慶五年進士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再上疏，請令張居正奔喪歸葬，事畢回朝。第三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聯名上疏，奏請令張居正回籍守耕。張居正發怒了，他實在沒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對他“奪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門生或同鄉。朱翊鈞更是龍顏大怒，他覺得吳中行四人的矛頭不只是對著張先生“奪情”問題，也是對自己權威的藐視!他決定效法列祖列宗對直言犯諫的建言大臣所慣用的手法，對此四人執行廷杖。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這場淫威所嚇倒的，那就是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這位來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進士，對張居正素無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當天，他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奏疏呈上，矛頭直指張居正的諸般過失。在他看來，張居正雖然有才有志，但學術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設施乖張，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才等行為，不勝列舉，何況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沒有能人。張居正自稱非常之人，其實親喪不奔，別人視他為禽彘。結果，鄒元標被廷杖，遣戍都勻衛，同時遭廷杖的還有一位來自浙江餘姚的布衣姚韓，他也上了一封萬言疏指責張居正，被抓來打了一頓後，傳送回原籍。反張居正“奪情”的鬥爭終於被鎮壓下去了。 對於張居正奪情，於公於私，都是可以說得通的。畢竟他老人家是為大明王朝嘛，總之，自張居正歿之後，世間已無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