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民間藝術在今天的命運，到底應該怎樣去理解和評價？這不僅事關文化保護，也在文藝創作中被高度關注。幾年前，吳天明導演透過拍攝影片《百鳥朝鳳》，對嗩吶藝術的衰落表達出深深的留戀和嘆惋，對各種娛樂方式、審美趣味對傳統藝術的快速吞噬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對傳統藝人的藝術造詣、精神世界不吝讚美之情。
《書匠》對民間藝術的深情凝視
紀錄電影《書匠》，則以陝北說書文化研究者、說書傳統守護人曹伯植的採訪過程為線索，以說書藝人張成祥、張斌及其他盲說書人的演出情況、生活現狀為主要內容，有著更為開放包容的歷史觀。說書，在陝北有著悠久的歷史。作為一種口頭文學與鄉土音樂相結合的民間說唱藝術，其表演主體常常是盲人，內容則往往以長篇神話故事或者文學、戲劇經典為基礎，使用琵琶或三絃及其他伴奏樂器自說自唱。在說書藝人的傳承體系中，書匠擁有“天賦”的“神權”。就像影片《書匠》所呈現的那樣，在今天的農村，人們為了“還口願”，還是會請盲書匠去擔當“請神”“送神”“謝神”之職。他們在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中，備受尊敬和愛護。但是，隨著時代變遷，娛樂方式多樣化，說書藝人的命運遭遇了歷史性的轉折。
影片《書匠》主要人物之一張成祥的生活狀態和演出狀態，正是盲眼說書藝人在今天的縮影。根據影片的介紹，他和說書人康明義都是史鐵生小說《命若琴絃》中的人物原型。在史鐵生的小說中，老瞎子花費50年需要彈斷1000根琴絃才能開啟的藥方，其實是一張無字的白紙。面對這張白紙，老瞎子終於領悟到，說書人的命就在琴絃上。也就是說，彈響了琴絃，說書人才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生命。史鐵生對於一老一小兩位盲眼說書人之生命及藝術實踐的詩意性描述、寓言性解讀，讓不少讀者記憶猶新。然而今天，當盲眼藝人依然努力地想要彈響這些承載著他們藝術和生命的琴絃的時候，這些琴聲，卻沒有了基本的聽眾。即便是在原本最喜愛聽書的陝北農村，許多人也會選擇流行的娛樂方式。
在影片《書匠》中，盲藝人張成祥和道情戲演員賀四及其團隊之間圍繞表演機會所發生的爭執，其實就是觀眾的選擇所造成的。主辦單位同意張成祥和賀四的團隊透過比賽決定誰擁有演出機會。張成祥的琵琶說唱，敗在了趣味、風格均比較貼近當代觀眾的道情戲。然後，曹伯植先生端著簡單的飯食遞給張成祥，而他堅決不吃；一雙屬於失明者的根本無助的眼睛裡湧出了淚水，他一遍又一遍地說：“沒臉吃飯”。這時候，紀錄電影的魅力彰顯了出來，它勇敢面對了歷史演進的殘酷，見證了古老的曾被賦予“高貴”之品性的審美形式，被歷史車輪碾壓的令人心碎的瞬間。
如果說，《命若琴絃》記錄了在煥發著旺盛生命力的時代，盲藝人的生命與說書藝術間的依存關係，那麼《書匠》中的張成祥，則代表了作為盲藝人生命載體的琴絃，已經失去彈奏機會了。琴絃已經不能承載盲藝人的藝術生命，而他們的肉身，也在衰老和病痛中迅速凋零。——幾個月後，從春季廟會到秋冬季節，張成祥因為冬季取暖，一氧化碳中毒去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鏡頭不僅紀錄了歷史演進的必然性，而且對活躍在今天的青年一代明眼說書人、其他表演形式的民間藝術家，都投射了發自內心的肯定、關愛和敬重的目光。——影片在即將結束的時候，展示了志丹縣的明眼說書藝人的聚會。音調的高亢優美、著裝的光鮮亮麗、表演形式的活潑豐富，以及藝人們對於今天和未來的篤定信心，都能令觀眾感到歡樂；而曹伯植先生所帶領的幾位盲藝人，走在廣袤的原野上，走在高遠的藍天下，快意於自己尚且能夠享受藝術和生命的人生。他們與天地共存的行走著的形象，更是蘊藏著巨大的審美感召力。這種悲劇性的審美存在，與史鐵生筆下傳統藝人所彰顯的象徵性和寓言性特質，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書匠》擁有一種既能珍惜歷史，又能面向未來的開放、包容、發展的歷史觀。
近年來，導演曹建標透過拍攝包括《桑窪》《紅事》等與陝北民俗文化相關的系列紀錄電影，不僅在文獻意義上保留了陝北民俗文化、民間藝術的鮮活存在樣態，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拍攝經驗，打磨出適合於講述陝北故事的電影語言。這些影片，不僅飽含著導演對於本土文化的深情厚誼，而且包含著他為真實素材尋找合理敘事邏輯的藝術家的匠心。
在影片《書匠》中，曹伯植先生與老藝人、青年藝人的交往，都在構建一種鮮活生動的藝術家之間的情義。曹伯植先生被稱為陝北“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近年來花費大量的精力致力於陝北地區民間文藝的保護和傳承，成果豐碩。在影片中，他時時處處滿懷深情地凝視著遭遇生存困境的陝北盲說書藝人的一言、一行、一說、一唱，甚至是一餐、一飯、一飲、一宿，其情其誼，令人動容。他的形象和言談行止之處，也帶動和啟發著更多關注民間文藝的人們加入保護、傳承、研究的隊伍。所以我們說，《書匠》這部紀錄電影，體現了創作者、劇中人對於正在消失的傳統藝術形式和盲藝人，對於正在勃興的新型民間藝人的深情凝視
傳統民間藝術在今天的命運，到底應該怎樣去理解和評價？這不僅事關文化保護，也在文藝創作中被高度關注。幾年前，吳天明導演透過拍攝影片《百鳥朝鳳》，對嗩吶藝術的衰落表達出深深的留戀和嘆惋，對各種娛樂方式、審美趣味對傳統藝術的快速吞噬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對傳統藝人的藝術造詣、精神世界不吝讚美之情。
《書匠》對民間藝術的深情凝視
紀錄電影《書匠》，則以陝北說書文化研究者、說書傳統守護人曹伯植的採訪過程為線索，以說書藝人張成祥、張斌及其他盲說書人的演出情況、生活現狀為主要內容，有著更為開放包容的歷史觀。說書，在陝北有著悠久的歷史。作為一種口頭文學與鄉土音樂相結合的民間說唱藝術，其表演主體常常是盲人，內容則往往以長篇神話故事或者文學、戲劇經典為基礎，使用琵琶或三絃及其他伴奏樂器自說自唱。在說書藝人的傳承體系中，書匠擁有“天賦”的“神權”。就像影片《書匠》所呈現的那樣，在今天的農村，人們為了“還口願”，還是會請盲書匠去擔當“請神”“送神”“謝神”之職。他們在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中，備受尊敬和愛護。但是，隨著時代變遷，娛樂方式多樣化，說書藝人的命運遭遇了歷史性的轉折。
影片《書匠》主要人物之一張成祥的生活狀態和演出狀態，正是盲眼說書藝人在今天的縮影。根據影片的介紹，他和說書人康明義都是史鐵生小說《命若琴絃》中的人物原型。在史鐵生的小說中，老瞎子花費50年需要彈斷1000根琴絃才能開啟的藥方，其實是一張無字的白紙。面對這張白紙，老瞎子終於領悟到，說書人的命就在琴絃上。也就是說，彈響了琴絃，說書人才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生命。史鐵生對於一老一小兩位盲眼說書人之生命及藝術實踐的詩意性描述、寓言性解讀，讓不少讀者記憶猶新。然而今天，當盲眼藝人依然努力地想要彈響這些承載著他們藝術和生命的琴絃的時候，這些琴聲，卻沒有了基本的聽眾。即便是在原本最喜愛聽書的陝北農村，許多人也會選擇流行的娛樂方式。
在影片《書匠》中，盲藝人張成祥和道情戲演員賀四及其團隊之間圍繞表演機會所發生的爭執，其實就是觀眾的選擇所造成的。主辦單位同意張成祥和賀四的團隊透過比賽決定誰擁有演出機會。張成祥的琵琶說唱，敗在了趣味、風格均比較貼近當代觀眾的道情戲。然後，曹伯植先生端著簡單的飯食遞給張成祥，而他堅決不吃；一雙屬於失明者的根本無助的眼睛裡湧出了淚水，他一遍又一遍地說：“沒臉吃飯”。這時候，紀錄電影的魅力彰顯了出來，它勇敢面對了歷史演進的殘酷，見證了古老的曾被賦予“高貴”之品性的審美形式，被歷史車輪碾壓的令人心碎的瞬間。
如果說，《命若琴絃》記錄了在煥發著旺盛生命力的時代，盲藝人的生命與說書藝術間的依存關係，那麼《書匠》中的張成祥，則代表了作為盲藝人生命載體的琴絃，已經失去彈奏機會了。琴絃已經不能承載盲藝人的藝術生命，而他們的肉身，也在衰老和病痛中迅速凋零。——幾個月後，從春季廟會到秋冬季節，張成祥因為冬季取暖，一氧化碳中毒去世。
《書匠》對民間藝術的深情凝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鏡頭不僅紀錄了歷史演進的必然性，而且對活躍在今天的青年一代明眼說書人、其他表演形式的民間藝術家，都投射了發自內心的肯定、關愛和敬重的目光。——影片在即將結束的時候，展示了志丹縣的明眼說書藝人的聚會。音調的高亢優美、著裝的光鮮亮麗、表演形式的活潑豐富，以及藝人們對於今天和未來的篤定信心，都能令觀眾感到歡樂；而曹伯植先生所帶領的幾位盲藝人，走在廣袤的原野上，走在高遠的藍天下，快意於自己尚且能夠享受藝術和生命的人生。他們與天地共存的行走著的形象，更是蘊藏著巨大的審美感召力。這種悲劇性的審美存在，與史鐵生筆下傳統藝人所彰顯的象徵性和寓言性特質，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書匠》擁有一種既能珍惜歷史，又能面向未來的開放、包容、發展的歷史觀。
近年來，導演曹建標透過拍攝包括《桑窪》《紅事》等與陝北民俗文化相關的系列紀錄電影，不僅在文獻意義上保留了陝北民俗文化、民間藝術的鮮活存在樣態，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拍攝經驗，打磨出適合於講述陝北故事的電影語言。這些影片，不僅飽含著導演對於本土文化的深情厚誼，而且包含著他為真實素材尋找合理敘事邏輯的藝術家的匠心。
在影片《書匠》中，曹伯植先生與老藝人、青年藝人的交往，都在構建一種鮮活生動的藝術家之間的情義。曹伯植先生被稱為陝北“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近年來花費大量的精力致力於陝北地區民間文藝的保護和傳承，成果豐碩。在影片中，他時時處處滿懷深情地凝視著遭遇生存困境的陝北盲說書藝人的一言、一行、一說、一唱，甚至是一餐、一飯、一飲、一宿，其情其誼，令人動容。他的形象和言談行止之處，也帶動和啟發著更多關注民間文藝的人們加入保護、傳承、研究的隊伍。所以我們說，《書匠》這部紀錄電影，體現了創作者、劇中人對於正在消失的傳統藝術形式和盲藝人，對於正在勃興的新型民間藝人的深情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