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是明朝六大奸臣之一。《明史》稱其“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面對日漸惡化的政局，他不僅沒有向世宗提出任何規諫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瀾，使局勢向更亂更糟的方向發展。在他看來，皇帝可以為所欲為，不應受任何制約;臣下對皇帝只能順水推舟，唯命是從，討得皇帝的恩寵。這樣就可以有權有勢，人們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於國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問不聞。擴充套件資料《明史》把嚴嵩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說他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透過戲曲和其他文藝作品，嚴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間。嚴嵩父子權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嚴世蕃狂妄至極，甚至在家中寶庫內大笑說“朝廷無我富！”眾多大臣加以彈劾，皆賴世宗包庇。在嚴嵩一夥的把持下，“政以賄成，官以賂授。”每一開選，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

嚴嵩的死，讓我想起了另一個人，他就是岳飛。岳飛的死，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天字第一號的大冤案。其讓後人之痛心疾首，一如明代詩人文徵明的《滿江紅》所說：“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然而岳飛曾經是極受信任和器重的，宋高宗趙構甚至對他說過“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的話，還對王德等人說“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所以文徵明才說：“慨當初，依飛何重，後來何酷！”這就和嚴嵩不乏相似之處。嚴嵩最得寵的時候是很風光的。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還為他修辦公室，每天賜御膳，賜法酒。最後呢？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睡在墳場裡，靠人家上墳的供品過日子。岳飛和嚴嵩在皇帝那裡所受的“兩重天”待遇，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或許有人會說，你怎麼能拿嚴嵩和岳飛比？一個是公認的大奸臣，一個是公認的大忠臣。一忠一奸，涇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別！這當然不錯。但我們要問：奸臣就可以冤枉麼？壞人就該冤死麼？罷免（後來又抄家）嚴嵩，處死嚴世蕃，固然是實現了“實質正義”，然而這種正義如果要靠不正當的手段來實現，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義”。我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使用的就是這個標題。

正義要靠非正義的手段來實現，這種荒唐的事情只可能發生在荒唐的時代。不過，即便在那個荒唐的時代，也有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其實，就連說嚴嵩父子是“奸黨”，也是冤枉的。他們兩個惡貫滿盈不假，對皇帝卻是忠心耿耿。我們知道，嘉靖皇帝為了長生不老，是要親自煉丹的。丹煉好以後，要找人吃一下，試一試。誰試呢？嚴嵩。嚴嵩多大年紀呢？七八十歲。然後吃下去還寫實驗報告，說什麼臣夜服仙丹一丸，渾身燥熱，痛下淤血二碗云云。這正是鉛汞中毒的症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的充當皇帝實驗室的小白鼠，你還說他是奸臣？所以，嚴嵩只能算是“奸賊”，不能算是“奸臣”，更不是“奸黨”。

實際上嚴嵩原本也是“正人君子”。《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初入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自從嘉靖皇帝發過一次“雷霆之怒”後，嚴嵩身上原本不多、卻好歹還有的那麼一點“正義感”，就蕩然無存了，他也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可以說，嚴嵩這個“奸臣”，其實是嘉靖“培養”出來的。

那麼，嘉靖這個混賬皇帝，又是誰“培養”出來的？何況中國古代的皇帝，又有幾個不混賬呢？只不過混賬的程度各有不同罷了。還說岳飛這個案子。岳飛的死，在民間常常是歸咎於秦儈之罪的，但史家卻另有說法。許多歷史學家都指出，大宋一朝，原本有一個比較好的傳統，就是不妄殺重臣；岳飛以前，也不曾有一位大將被殺。秦儈膽敢破此先例，謀殺岳飛，沒有高宗的默許，幾乎就不可能。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文徵明說得好：“彼區區一儈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說，秦儈那賊，不過算準了皇帝的心思而已！

同樣，嚴嵩幹了那麼多壞事，沒有嘉靖的縱容，也不可能。不要以為嘉靖在西苑煉丹就兩眼一抹黑了。實際上就連一隻蒼蠅從朝堂飛過，他都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嚴嵩都幹了些什麼？不過睜隻眼閉隻眼，甚至有意放縱罷了。等到不想放縱時，他自有辦法對付。所以，嚴嵩混賬是因為嘉靖混賬，秦儈醜惡是因為趙構醜惡。皇帝，是所有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但你不能說皇帝就天生混賬，皇帝的混賬也是被“培養”出來的。誰的“培養”？帝國制度。前面說了，秦儈謀殺岳飛，是看準了高宗的心思。什麼心思呢？“徽欽既返，此身何屬！”也就是收復了中原，迎回了欽宗（其時徽宗已死），趙構就得讓出皇位來。為了保住皇位，他就不能把仗打得太大，也只能向敵人曲膝求和，甚至幫敵人除掉岳飛。“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這，也許就是他默許甚至暗示秦儈殺掉岳飛的原因之一。

其實宋高宗也好，明嘉靖也好，如果不當皇帝，也未必就有多壞。靖康之難時，當時還是康王的趙構，也曾有過“慷慨請行”赴金人軍營談判的壯舉，而且表現還不俗。嘉靖的個人素質也不差，至少是個明白人。但是一當皇帝，就對不起了，既沒有是非，也不講道理。“盡忠報國”如岳飛，“貪贓枉法”如嚴嵩，在他們眼裡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想用就用想殺就殺的。原因和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他們是皇帝。

從這個意義上講，混賬和醜惡的就不是嘉靖和趙構，而是皇帝制度。或者說，嘉靖混賬，是因為皇帝制度混賬；趙構醜惡，是因為皇帝制度醜惡。正因為這個制度是混賬和醜惡的，所以，就連皇帝本人，也未必都有好結果。黃仁宇先生就說，他《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從權臣到名將，從清官到太監，從貴妃到皇子，其“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顯然，制度才是問題所在，皇權才是萬惡之首。

所以，我覺得對於歷史人物，確實要有“歷史之同情”，要看到他當時的那些處境和原因。最後我們得出的結論，也不應該是個人品質的優劣，而是制度的問題。簡單地把歷史人物分為好人和壞人、善人和惡人、君子和小人，是沒有意義的。人性中不會純粹是善，也不會純粹是惡。壞人也有好心，惡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我們要弄清楚的，就是這些原本也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是怎麼變壞變惡的，如果有此可能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