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雲南大學的年輕教師木霽弘和他的大學同學徐湧濤一起到金沙江邊考察方言，在和當地人的聊天中，聽其中一個人說他曾趕馬到過印度。他們決定親眼看一看這條路。
在當地人的帶領下，他們來到塔城一條石板鋪就的道路上。這條小道僅有一尺多寬，據說順著這條古路可以從維西走到德欽，再從德欽進入西藏，然後到達印度。但當時他們不太相信，這條不起眼的小路怎麼能通向遙遠的印度呢？
後來，他們來到一個叫塔村的地方，那裡的歷史遺蹟讓他們開始重新思考古道的問題。在唐代，吐蕃和南詔的軍隊曾在塔村進行過幾次大的戰爭，貞元十年（794年）正月至三月，南詔不失時機地突襲了神川鐵橋，摧毀了吐蕃在神川的大小堡壘，迫使吐蕃勢力退出南詔，守居在神川以北，也就是今雲南迪慶州中甸、德欽及川滇邊界一帶。戰爭結束後，南詔和唐朝軍隊把鐵橋熔化，鑄成了一個鐵柱以表奇功。
木霽弘他們看到這些歷史遺蹟時，產生了一個又一個疑問：這場歷史上著名的戰爭必然會耗費大量的兵力，那些參戰計程車兵是怎樣到達這裡的呢？是不是真有一條神秘的古老通道？
木霽弘想到了傳說中的“南方絲綢之路”：公元前138 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就是現在的阿富汗一帶）見到了筇竹及木棉布，經詢問得知，西亞有一條商路經身毒（印度）通往雲南和四川。張騫被囚十年之後，回到漢朝，向漢武帝稟報了西域諸國的各種情況，並告訴他，漢域版圖中的雲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著商貿往來。
張騫推測的這條蜀身毒道（雲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一些學者稱作“南方絲綢之路”。但木霽弘和徐湧濤認為，絲綢並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大西南同外界商品交易的主體。然而，在西南地區，什麼才是這條古道主要的貿易商品呢？
木霽弘在採訪當地的一個叫松秀清的老人時瞭解到，中甸現在還流傳著茶會的古老習俗。茶會就是一個以茶為媒，男女青年一塊唱歌跳舞的聚會。“既然當時是拉茶趕馬的，我們能不能叫茶馬之道？”
透過對一些史料的研究，他們認定，在歷史上的確存在一個專門進行茶葉販運的貿易通道，而他們所見過的小道正是這條通道的一部分。隨後在《中甸歷史資料彙編》一書的序言裡，他們第一次提出了“茶馬之道”的說法。然而，這種說法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的反響。
1990年7月，木霽弘、陳保亞、徐湧濤、王曉松、李林、李旭六個年輕人，拿著從中甸縣誌辦申請來的6000元經費，帶著一隊馬幫，牽著獵狗，從雲南中甸北上到西藏昌都，再向東橫穿橫斷山到四川康定，最後回到中甸。他們要印證茶馬之道的真實存在，並在沿途進行一些學術考察。
他們這次行程經受了各種意想不到的考驗，隨時都要面對死亡的危險，深山的洞穴中，陡峭的岩石下，一堆堆白骨，提醒著他們行走此路的艱難。最後，他們用三個多月的時間，步行兩千多公里，翻越幾十座4700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越金沙江、怒江、瀾滄江等數十條激流險灘，對滇、藏、川大三角地帶的語言文化作了系統的考察，收集記錄了近百萬字的資料，拍下了三千多張紀實照片，錄下上百盤民間故事和音樂磁帶，採集了上千個實物標本。
考察結束後，他們六人合著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書，該書首次正式提出了“茶馬古道”的命題，引起海內外學術界重視，並有很多人加入了研究行列。中國古代“北有絲綢之路，南有茶馬古道”之說逐漸被人們所認可。
他們把亞洲大陸上這條龐大的、以茶葉為紐帶的古道網路命名為茶馬古道，而他們則被人稱作“茶馬古道六君子”。
考察的學術成果獲得了雲南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張文勳的首肯，六人聯名的文章《“茶馬古道”文化論》其後被收錄在張文勳主編的《文化•歷史•民俗——中國西南邊疆民族文化論集》（該書編輯時間是1991年，出版時間為1993年。），這是“茶馬古道”首次公開出現，其後，雲南大學中文系教師陳保亞的《論茶馬的歷史地位》發表在1992年第1期《思想戰線》；同期時間，幾經波折，忠實記錄此次考察經歷和研究成果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書由雲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中，“六君子”以他們的所見所聞，將沿途2000多公里的種種“神奇與獨特文化”以生動翔實的筆墨描述出來。最主要的是，“六君子”在緊緊抓住滇、藏、川這個多民族、多文化交匯之地的歷史和文化特徵，尤其是根據曾經活躍在這一帶的“馬幫”，重申了“茶馬古道”這一概念。
當時無論在史學界、民族學界，抑或是考古學、民俗學、藏學學界，“茶馬古道”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現並得到系統的論述。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書中在對中國對外交流的五條線路做了明確劃分的基礎上，將他們親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馬古道”與大眾之前熟知的“南方絲綢之路”作了明確的區分，自此，“茶馬古道”成為研究中國西部重要的研究模式，為滇川藏後續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覺。四川學者劉弘發現，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在中國西南區域，以“茶馬古道”為主體的研究，全面超過了以“絲綢之路”為主體的研究。
但因受前期“南方絲綢之路”熱的影響，“茶馬古道”概念產生後的前十年影響並不大，只是在小範圍的學者間作為學術概念流傳，並沒有引起大眾的關注。
2000年後，隨著影視、網際網路等大眾媒介的介入，加上茶馬古道上的重要物資——普洱茶的熱銷，尤其是旅遊業以“茶馬古道”為主題的旅遊的推出，它才逐漸深入千家萬戶，並最終成為一個雲南乃至中國西南地區的符號資源。
2001年，木霽弘出版了《茶馬古道考察紀事》一書，將茶馬古道定位為文明文化傳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遷徙走廊、宗教傳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並明確指出“南方絲綢之路”不適合於作為研究滇川藏區域的視覺，第一次為“茶馬古道”正名。
1987年7月，雲南大學的年輕教師木霽弘和他的大學同學徐湧濤一起到金沙江邊考察方言，在和當地人的聊天中，聽其中一個人說他曾趕馬到過印度。他們決定親眼看一看這條路。
在當地人的帶領下，他們來到塔城一條石板鋪就的道路上。這條小道僅有一尺多寬，據說順著這條古路可以從維西走到德欽，再從德欽進入西藏，然後到達印度。但當時他們不太相信，這條不起眼的小路怎麼能通向遙遠的印度呢？
後來，他們來到一個叫塔村的地方，那裡的歷史遺蹟讓他們開始重新思考古道的問題。在唐代，吐蕃和南詔的軍隊曾在塔村進行過幾次大的戰爭，貞元十年（794年）正月至三月，南詔不失時機地突襲了神川鐵橋，摧毀了吐蕃在神川的大小堡壘，迫使吐蕃勢力退出南詔，守居在神川以北，也就是今雲南迪慶州中甸、德欽及川滇邊界一帶。戰爭結束後，南詔和唐朝軍隊把鐵橋熔化，鑄成了一個鐵柱以表奇功。
木霽弘他們看到這些歷史遺蹟時，產生了一個又一個疑問：這場歷史上著名的戰爭必然會耗費大量的兵力，那些參戰計程車兵是怎樣到達這裡的呢？是不是真有一條神秘的古老通道？
木霽弘想到了傳說中的“南方絲綢之路”：公元前138 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就是現在的阿富汗一帶）見到了筇竹及木棉布，經詢問得知，西亞有一條商路經身毒（印度）通往雲南和四川。張騫被囚十年之後，回到漢朝，向漢武帝稟報了西域諸國的各種情況，並告訴他，漢域版圖中的雲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著商貿往來。
張騫推測的這條蜀身毒道（雲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一些學者稱作“南方絲綢之路”。但木霽弘和徐湧濤認為，絲綢並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大西南同外界商品交易的主體。然而，在西南地區，什麼才是這條古道主要的貿易商品呢？
木霽弘在採訪當地的一個叫松秀清的老人時瞭解到，中甸現在還流傳著茶會的古老習俗。茶會就是一個以茶為媒，男女青年一塊唱歌跳舞的聚會。“既然當時是拉茶趕馬的，我們能不能叫茶馬之道？”
透過對一些史料的研究，他們認定，在歷史上的確存在一個專門進行茶葉販運的貿易通道，而他們所見過的小道正是這條通道的一部分。隨後在《中甸歷史資料彙編》一書的序言裡，他們第一次提出了“茶馬之道”的說法。然而，這種說法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的反響。
1990年7月，木霽弘、陳保亞、徐湧濤、王曉松、李林、李旭六個年輕人，拿著從中甸縣誌辦申請來的6000元經費，帶著一隊馬幫，牽著獵狗，從雲南中甸北上到西藏昌都，再向東橫穿橫斷山到四川康定，最後回到中甸。他們要印證茶馬之道的真實存在，並在沿途進行一些學術考察。
他們這次行程經受了各種意想不到的考驗，隨時都要面對死亡的危險，深山的洞穴中，陡峭的岩石下，一堆堆白骨，提醒著他們行走此路的艱難。最後，他們用三個多月的時間，步行兩千多公里，翻越幾十座4700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越金沙江、怒江、瀾滄江等數十條激流險灘，對滇、藏、川大三角地帶的語言文化作了系統的考察，收集記錄了近百萬字的資料，拍下了三千多張紀實照片，錄下上百盤民間故事和音樂磁帶，採集了上千個實物標本。
考察結束後，他們六人合著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書，該書首次正式提出了“茶馬古道”的命題，引起海內外學術界重視，並有很多人加入了研究行列。中國古代“北有絲綢之路，南有茶馬古道”之說逐漸被人們所認可。
他們把亞洲大陸上這條龐大的、以茶葉為紐帶的古道網路命名為茶馬古道，而他們則被人稱作“茶馬古道六君子”。
考察的學術成果獲得了雲南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張文勳的首肯，六人聯名的文章《“茶馬古道”文化論》其後被收錄在張文勳主編的《文化•歷史•民俗——中國西南邊疆民族文化論集》（該書編輯時間是1991年，出版時間為1993年。），這是“茶馬古道”首次公開出現，其後，雲南大學中文系教師陳保亞的《論茶馬的歷史地位》發表在1992年第1期《思想戰線》；同期時間，幾經波折，忠實記錄此次考察經歷和研究成果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書由雲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中，“六君子”以他們的所見所聞，將沿途2000多公里的種種“神奇與獨特文化”以生動翔實的筆墨描述出來。最主要的是，“六君子”在緊緊抓住滇、藏、川這個多民族、多文化交匯之地的歷史和文化特徵，尤其是根據曾經活躍在這一帶的“馬幫”，重申了“茶馬古道”這一概念。
當時無論在史學界、民族學界，抑或是考古學、民俗學、藏學學界，“茶馬古道”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現並得到系統的論述。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書中在對中國對外交流的五條線路做了明確劃分的基礎上，將他們親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馬古道”與大眾之前熟知的“南方絲綢之路”作了明確的區分，自此，“茶馬古道”成為研究中國西部重要的研究模式，為滇川藏後續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覺。四川學者劉弘發現，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在中國西南區域，以“茶馬古道”為主體的研究，全面超過了以“絲綢之路”為主體的研究。
但因受前期“南方絲綢之路”熱的影響，“茶馬古道”概念產生後的前十年影響並不大，只是在小範圍的學者間作為學術概念流傳，並沒有引起大眾的關注。
2000年後，隨著影視、網際網路等大眾媒介的介入，加上茶馬古道上的重要物資——普洱茶的熱銷，尤其是旅遊業以“茶馬古道”為主題的旅遊的推出，它才逐漸深入千家萬戶，並最終成為一個雲南乃至中國西南地區的符號資源。
2001年，木霽弘出版了《茶馬古道考察紀事》一書，將茶馬古道定位為文明文化傳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遷徙走廊、宗教傳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並明確指出“南方絲綢之路”不適合於作為研究滇川藏區域的視覺，第一次為“茶馬古道”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