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一個多極世界的爭霸舞臺，齊、楚、秦、晉四大國的合縱連橫、遠交近攻始終左右著歷史發展的走勢。
為了對抗楚國北上爭霸的雄心，緩解自己的戰略壓力，晉國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吳國，扶植這個東南小邦成為楚國的勁敵。正是這次出訪為吳國走向鼎盛開啟了大門。
崛起東南
命運的安排有時真是難以預料。
當年吳太伯一族遺下的兩支血脈，在進入春秋這個弱肉強食的亂世以後不約而同地遭遇了伴虎而眠的憂患。
留在中原的那一支，也就是由虞仲建立的北虞國鄰近北方霸主晉國——就像今天的墨西哥人所說的那樣：“墨西哥的悲哀是距上帝太遠，離美華人太近”——最終在晉獻公“假途滅虢”的陰險算計下，被晉國徹底吞併。
另一支前往蠻夷的族人，也就是由周章的後代在蘇吳建立的吳國緊鄰著南方霸主楚國，它不但沒有被吞併，反而在北虞國滅亡的二世之後迅速崛起，並一度取代了楚國南方霸主的地位。
吳國的崛起並非出於天命的眷顧，而是由晉楚爭霸的國際格侷促成的。
談及吳國的崛起，司馬遷這樣說道：
王壽夢二年（公元前585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乗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
——《史記·吳太伯世家》
春秋時期，中原的政治舞臺基本就是晉、楚、齊、秦四大國的博弈場。
齊國自齊桓公死後，內憂外患接連不斷，實力下滑非常嚴重；
而秦國又僻處西方，在問鼎中原的競爭中處於天然的地緣劣勢。
故而自楚成王和晉文公的時代開始，中原政治的主旋律便是晉、楚爭霸。
對於晉、楚兩個超級大國來說，要想在雙方的正面交鋒中獨立擊垮勢均力敵的對手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尋找盟友，遠交近攻便成了兩國的必然選擇。
由於秦國自秦穆公在位時便積極攻略中原，但它的東進勢頭卻常常受到晉國的強力遏制（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秦穆公究竟算不算春秋五霸之一》），這使得秦、晉矛盾直線上升，秦國轉而與楚國結成同盟，對晉國的側後方形成巨大的威脅。
為了緩解自身的戰略壓力，將楚國拖入兩線作戰的不利地位，晉國於是想到了扶植楚國的附屬國吳國。
申公巫臣受晉景公的委託出使吳國，策反它成為攻楚的急先鋒，便是在這樣的特定背景下發生的。
晉景公最初的打算當是扶植吳國，讓它在南方成為牽制楚國的一枚棋子。
但這個此前名不見經傳的蠻夷小邦卻出人意料地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迅速躥升，不但以摧枯拉朽之勢將南方霸主楚國擊垮，而且一度北上中原，對晉國的霸權構成嚴峻挑戰，晉景公倘若泉下有知，不曉得會不會為當初的決策後悔呢？
吳國的勃興乍一看似乎蹊蹺費解。
因為司馬遷說，在申公巫臣出使之後，“吳於是始通於中國”。
這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吳國是在公元前585年之後才與中原諸侯建立起交流的渠道，並由此獲得諸如車戰等先進中原文明的輸入的。
但只要我們稍微分析一下吳國崛起之時的諸多表現就能發現，真實的歷史恐怕不是這樣的。
在申公巫臣出使的時候，吳國因為附屬於楚國，在軍事上受到楚國的限制，在外交上不能獨立地與中原諸侯建立聯絡，這應該都是事實。
因此申公巫臣才會將自己的兒子屈庸留在吳國做外交官，幫助吳國建立起與中原各國的外交關係，司馬遷說的“通於中國”，應該是指與中原諸國的正式建交。
拋開官方的正式交流，我們不可忽視的另外一點是，這一時期吳國對中原的禮樂文化其實已經相當熟悉，在與中原各國的交流中完全看不出這個蠻夷之邦與華夏諸侯存在文化上的隔閡與差異。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元前544年吳王壽夢的少子季札的北方之行。
當他來到出訪的第一站魯國的時候，這個素以周公封國、禮樂之邦自居的老牌諸侯向他展示了全套周朝禮樂，而季札對博大精深的《風》、《雅》、《頌》都能自信地侃侃而談，作出大致得體的評點。
這同當年楚國剛剛涉足中原政治的時候，蠻橫地宣稱要靠手裡的“敝甲”要挾周天子授予它尊號的荒唐行徑實在有天淵之別。
當然，我們不必拿季札的彬彬有禮去嘲笑楚國對中原文明的無知。
因為倘若沒有楚國曾經的闢路襤褸，絕不會有季札今天的自信從容。
從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羋熊召集沈鹿之會到公元前597年楚莊王飲馬黃河，楚國為了挺進中原、融入華夏文明的懷抱已經苦苦奮鬥了一個世紀。
到吳王壽夢在位時期，楚國早已褪去了蠻夷之國的底色，成為了華夏文明的一份子。
正是楚國的文化轉型為附屬國吳國的迅速融入中原做好了歷史性的鋪墊。
對吳國來說，要想脫離楚國的控制而獨立，它必須取得中原諸侯尤其是晉國的支援。
而要想順利地爭取到外援，在心理上拉近與中原諸侯的距離，增強雙方的文化認同感就勢在必行。
吳王壽夢去世之前執意要將王位傳與少子季札應當是出於這種考慮，而季札拒絕嗣位，堅持要讓與長兄諸樊也應該是出於這種考慮。
從壽夢的角度看，選擇一位熟悉中原禮義文化的接班人來執掌吳國有利於吳國今後對外交往的開展。
但從季札的角度看，以少子的身份繼承王位，這種行為本身就破壞了西周以來通行的嫡長子繼承製的宗法原則，是越禮之舉。
在國力不張的情況下，恪守周禮才是贏得列強尊重的正道。就像季札對鄭國大臣子產分析的那樣：對於在晉、楚兩大國的夾縫中艱難求生的鄭國來說，
“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因此，在公元前544年的那次出訪中，身為下國使者的季札遍訪魯國、齊國、衛國、鄭國、晉國等中原諸侯。
所到之處，他的言談舉止無不恪守周禮的規定，因而博得中原諸侯的普遍好評，中原政壇的精英如晏子和子產甚至對他一見如故。
正是吳國苦心孤詣地在中原諸侯面前樹立的良好形象為它吸引到了許多當世第一流的人才。
齊華人孫武、楚華人伍子胥和伯嚭先後投奔吳國，成為了吳國騰飛的助推器。
這個曾經讓人不屑一顧的東南小國即將拉開滅楚弱齊，爭霸中原的輝煌大幕了！
春秋是一個多極世界的爭霸舞臺，齊、楚、秦、晉四大國的合縱連橫、遠交近攻始終左右著歷史發展的走勢。
為了對抗楚國北上爭霸的雄心，緩解自己的戰略壓力，晉國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吳國，扶植這個東南小邦成為楚國的勁敵。正是這次出訪為吳國走向鼎盛開啟了大門。
崛起東南
命運的安排有時真是難以預料。
當年吳太伯一族遺下的兩支血脈，在進入春秋這個弱肉強食的亂世以後不約而同地遭遇了伴虎而眠的憂患。
留在中原的那一支，也就是由虞仲建立的北虞國鄰近北方霸主晉國——就像今天的墨西哥人所說的那樣：“墨西哥的悲哀是距上帝太遠，離美華人太近”——最終在晉獻公“假途滅虢”的陰險算計下，被晉國徹底吞併。
另一支前往蠻夷的族人，也就是由周章的後代在蘇吳建立的吳國緊鄰著南方霸主楚國，它不但沒有被吞併，反而在北虞國滅亡的二世之後迅速崛起，並一度取代了楚國南方霸主的地位。
吳國的崛起並非出於天命的眷顧，而是由晉楚爭霸的國際格侷促成的。
談及吳國的崛起，司馬遷這樣說道：
王壽夢二年（公元前585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乗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
——《史記·吳太伯世家》
春秋時期，中原的政治舞臺基本就是晉、楚、齊、秦四大國的博弈場。
齊國自齊桓公死後，內憂外患接連不斷，實力下滑非常嚴重；
而秦國又僻處西方，在問鼎中原的競爭中處於天然的地緣劣勢。
故而自楚成王和晉文公的時代開始，中原政治的主旋律便是晉、楚爭霸。
對於晉、楚兩個超級大國來說，要想在雙方的正面交鋒中獨立擊垮勢均力敵的對手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尋找盟友，遠交近攻便成了兩國的必然選擇。
由於秦國自秦穆公在位時便積極攻略中原，但它的東進勢頭卻常常受到晉國的強力遏制（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秦穆公究竟算不算春秋五霸之一》），這使得秦、晉矛盾直線上升，秦國轉而與楚國結成同盟，對晉國的側後方形成巨大的威脅。
為了緩解自身的戰略壓力，將楚國拖入兩線作戰的不利地位，晉國於是想到了扶植楚國的附屬國吳國。
申公巫臣受晉景公的委託出使吳國，策反它成為攻楚的急先鋒，便是在這樣的特定背景下發生的。
晉景公最初的打算當是扶植吳國，讓它在南方成為牽制楚國的一枚棋子。
但這個此前名不見經傳的蠻夷小邦卻出人意料地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迅速躥升，不但以摧枯拉朽之勢將南方霸主楚國擊垮，而且一度北上中原，對晉國的霸權構成嚴峻挑戰，晉景公倘若泉下有知，不曉得會不會為當初的決策後悔呢？
吳國的勃興乍一看似乎蹊蹺費解。
因為司馬遷說，在申公巫臣出使之後，“吳於是始通於中國”。
這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吳國是在公元前585年之後才與中原諸侯建立起交流的渠道，並由此獲得諸如車戰等先進中原文明的輸入的。
但只要我們稍微分析一下吳國崛起之時的諸多表現就能發現，真實的歷史恐怕不是這樣的。
在申公巫臣出使的時候，吳國因為附屬於楚國，在軍事上受到楚國的限制，在外交上不能獨立地與中原諸侯建立聯絡，這應該都是事實。
因此申公巫臣才會將自己的兒子屈庸留在吳國做外交官，幫助吳國建立起與中原各國的外交關係，司馬遷說的“通於中國”，應該是指與中原諸國的正式建交。
拋開官方的正式交流，我們不可忽視的另外一點是，這一時期吳國對中原的禮樂文化其實已經相當熟悉，在與中原各國的交流中完全看不出這個蠻夷之邦與華夏諸侯存在文化上的隔閡與差異。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元前544年吳王壽夢的少子季札的北方之行。
當他來到出訪的第一站魯國的時候，這個素以周公封國、禮樂之邦自居的老牌諸侯向他展示了全套周朝禮樂，而季札對博大精深的《風》、《雅》、《頌》都能自信地侃侃而談，作出大致得體的評點。
這同當年楚國剛剛涉足中原政治的時候，蠻橫地宣稱要靠手裡的“敝甲”要挾周天子授予它尊號的荒唐行徑實在有天淵之別。
當然，我們不必拿季札的彬彬有禮去嘲笑楚國對中原文明的無知。
因為倘若沒有楚國曾經的闢路襤褸，絕不會有季札今天的自信從容。
從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羋熊召集沈鹿之會到公元前597年楚莊王飲馬黃河，楚國為了挺進中原、融入華夏文明的懷抱已經苦苦奮鬥了一個世紀。
到吳王壽夢在位時期，楚國早已褪去了蠻夷之國的底色，成為了華夏文明的一份子。
正是楚國的文化轉型為附屬國吳國的迅速融入中原做好了歷史性的鋪墊。
對吳國來說，要想脫離楚國的控制而獨立，它必須取得中原諸侯尤其是晉國的支援。
而要想順利地爭取到外援，在心理上拉近與中原諸侯的距離，增強雙方的文化認同感就勢在必行。
吳王壽夢去世之前執意要將王位傳與少子季札應當是出於這種考慮，而季札拒絕嗣位，堅持要讓與長兄諸樊也應該是出於這種考慮。
從壽夢的角度看，選擇一位熟悉中原禮義文化的接班人來執掌吳國有利於吳國今後對外交往的開展。
但從季札的角度看，以少子的身份繼承王位，這種行為本身就破壞了西周以來通行的嫡長子繼承製的宗法原則，是越禮之舉。
在國力不張的情況下，恪守周禮才是贏得列強尊重的正道。就像季札對鄭國大臣子產分析的那樣：對於在晉、楚兩大國的夾縫中艱難求生的鄭國來說，
“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史記·吳太伯世家》
因此，在公元前544年的那次出訪中，身為下國使者的季札遍訪魯國、齊國、衛國、鄭國、晉國等中原諸侯。
所到之處，他的言談舉止無不恪守周禮的規定，因而博得中原諸侯的普遍好評，中原政壇的精英如晏子和子產甚至對他一見如故。
正是吳國苦心孤詣地在中原諸侯面前樹立的良好形象為它吸引到了許多當世第一流的人才。
齊華人孫武、楚華人伍子胥和伯嚭先後投奔吳國，成為了吳國騰飛的助推器。
這個曾經讓人不屑一顧的東南小國即將拉開滅楚弱齊，爭霸中原的輝煌大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