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個嗎
元白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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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詩人間的交往唱和之風，早在貞元年間即已初露端倪。當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馳逐聲名”（《舊唐書·高郢傳》），形成了“侈於遊宴”的“長安風俗”（李肇《國史補》卷下）。而文人遊宴多要作詩唱和，有時即使不遊宴，也要以詩唱酬，或聯絡感情，或展示才學。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當首推一代文宗權德輿及其領導的文人集團。權德輿（759～818），字載之，歷任要職，並做過兩年宰相，兼有政聲和文名，“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新唐書》本傳）。在他現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詩中，不乏清新可誦、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後期詩歌，大都是與聚集在他周圍的一批臺閣詩人酬唱應答、在體式技巧上競異求新之作，諸如《奉和李給事省中書情寄劉苗崔三曹長因呈許陳二閣老》、《酬崔舍人閣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簡兩掖閣老並見示》等等，從冗長的標題即可看出詩人們的交往概況。這些詩的內容並不充實，藝術性也不強，卻對貞元末年的詩壇風尚頗有影響。到了元和年間，又出現了比一般唱和更進一步的以長篇排律和次韻酬答來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這種形式的創始者。
元稹、白居易在相識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後他們分別被貶，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雖路途遙遙，仍頻繁寄詩，酬唱不絕。所謂“通江唱和”，也就成為文學史上一個令人注目的現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詩多長篇排律，次韻相酬，短則五六十句，長則數百句，洋洋灑灑，蔚為大觀。如白居易有《東南行一百韻》寄元稹，元稹即作《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回贈。這種次韻詩的創作難度是很大的，既要嚴守原詩之韻，又要自抒懷抱，還要寫上數百句，搞得不好，就會顧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則可藉此爭奇鬥勝，施展才情。誠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詩啟》中所言：“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鍛鍊了詩人的智慧、技巧，豐富了詩歌的種類，另一方面也因過於重視形式技巧，詩人的真情實感反被沖淡乃至淹沒。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懷酬答的短篇小詩來得更為真摯耐讀，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
元稹《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知君暗泊西江岸，讀我閒詩欲到明。今夜通州還不睡，滿山風雨杜鵑聲。
元、白這類以次韻酬唱為主的短篇長章在當時流傳頗廣，以至“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這裡的“元和詩”，實即元稹在其他場合提到的“元和體”。“元和體”除了上述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外，還包括元、白那些流連光景、淺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包括元稹的豔體詩。
中唐詩人的交往、唱和真正形成高潮，是在元和之後的長慶至開成年間。這一時期，由於黨爭激烈、政局動盪，不少當年曾積極參與政治的文人紛紛退出政壇，東都洛陽便成了他們的閒散之地，而白居易乃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時而與劉禹錫、裴度等人“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新唐書·裴度傳》），時而與遠近詩友庚答酬唱，就中與劉禹錫、令狐楚、崔玄亮等人的唱和尤多，詩的內容則以敘寫閒情雅趣、思念問候為主，很少再有昔日的政治熱情了。此外，劉禹錫與令狐楚、崔玄亮、李德裕也頻頻唱酬，一時間蔚為風氣。僅以此期編成的酬唱集來看，就有劉、白的《劉白唱和集》，白、劉、裴的《汝洛集》，劉與令狐楚的《彭陽唱和集》，與李德裕的《吳蜀集》，等等，這裡需要一提的是令狐楚和崔玄亮。令狐楚（766～837），曾任宰相，長慶以後，歷任節度使之職，存詩五十餘首。崔玄亮與白居易同為貞元十六年（800）進士，曾歷任監察御史、州刺史等。存詩二首。現錄二人唱和詩各一首，以見一斑。令狐楚《春思寄夢得樂天》：
花滿中庭酒滿樽，平明獨坐到黃昏。春來詩思偏何處？飛過函關入鼎門。
崔玄亮《和白樂天》：病餘歸到洛陽頭，拭目開眉見白侯。鳳詔恐君今歲去，龍門欠我舊時遊。幾人樽下同歌詠，數盞燈前共獻酬。相對憶劉劉在遠，寒宵耿耿夢長洲。
段承校
【摘要】：元白唱和詩繼承了和意唱和的傳統,也開創了和韻唱和的新天地。次韻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貶謫地的遙相唱和。將贈答詩的內容特徵和分題拈韻聯句的形式特徵融合改造成次韻唱和詩,開啟了詩人間相互異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規範,打破了傳統唱和詩的時空條件的諸多限制,為文人藝術化交往確立了新的正規化,這便是元白次韻唱和的詩史意義。
是這個嗎
元白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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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詩人間的交往唱和之風，早在貞元年間即已初露端倪。當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馳逐聲名”（《舊唐書·高郢傳》），形成了“侈於遊宴”的“長安風俗”（李肇《國史補》卷下）。而文人遊宴多要作詩唱和，有時即使不遊宴，也要以詩唱酬，或聯絡感情，或展示才學。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當首推一代文宗權德輿及其領導的文人集團。權德輿（759～818），字載之，歷任要職，並做過兩年宰相，兼有政聲和文名，“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新唐書》本傳）。在他現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詩中，不乏清新可誦、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後期詩歌，大都是與聚集在他周圍的一批臺閣詩人酬唱應答、在體式技巧上競異求新之作，諸如《奉和李給事省中書情寄劉苗崔三曹長因呈許陳二閣老》、《酬崔舍人閣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簡兩掖閣老並見示》等等，從冗長的標題即可看出詩人們的交往概況。這些詩的內容並不充實，藝術性也不強，卻對貞元末年的詩壇風尚頗有影響。到了元和年間，又出現了比一般唱和更進一步的以長篇排律和次韻酬答來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這種形式的創始者。
元稹、白居易在相識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後他們分別被貶，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雖路途遙遙，仍頻繁寄詩，酬唱不絕。所謂“通江唱和”，也就成為文學史上一個令人注目的現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詩多長篇排律，次韻相酬，短則五六十句，長則數百句，洋洋灑灑，蔚為大觀。如白居易有《東南行一百韻》寄元稹，元稹即作《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回贈。這種次韻詩的創作難度是很大的，既要嚴守原詩之韻，又要自抒懷抱，還要寫上數百句，搞得不好，就會顧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則可藉此爭奇鬥勝，施展才情。誠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詩啟》中所言：“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鍛鍊了詩人的智慧、技巧，豐富了詩歌的種類，另一方面也因過於重視形式技巧，詩人的真情實感反被沖淡乃至淹沒。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懷酬答的短篇小詩來得更為真摯耐讀，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
元稹《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知君暗泊西江岸，讀我閒詩欲到明。今夜通州還不睡，滿山風雨杜鵑聲。
元、白這類以次韻酬唱為主的短篇長章在當時流傳頗廣，以至“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這裡的“元和詩”，實即元稹在其他場合提到的“元和體”。“元和體”除了上述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外，還包括元、白那些流連光景、淺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包括元稹的豔體詩。
中唐詩人的交往、唱和真正形成高潮，是在元和之後的長慶至開成年間。這一時期，由於黨爭激烈、政局動盪，不少當年曾積極參與政治的文人紛紛退出政壇，東都洛陽便成了他們的閒散之地，而白居易乃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時而與劉禹錫、裴度等人“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新唐書·裴度傳》），時而與遠近詩友庚答酬唱，就中與劉禹錫、令狐楚、崔玄亮等人的唱和尤多，詩的內容則以敘寫閒情雅趣、思念問候為主，很少再有昔日的政治熱情了。此外，劉禹錫與令狐楚、崔玄亮、李德裕也頻頻唱酬，一時間蔚為風氣。僅以此期編成的酬唱集來看，就有劉、白的《劉白唱和集》，白、劉、裴的《汝洛集》，劉與令狐楚的《彭陽唱和集》，與李德裕的《吳蜀集》，等等，這裡需要一提的是令狐楚和崔玄亮。令狐楚（766～837），曾任宰相，長慶以後，歷任節度使之職，存詩五十餘首。崔玄亮與白居易同為貞元十六年（800）進士，曾歷任監察御史、州刺史等。存詩二首。現錄二人唱和詩各一首，以見一斑。令狐楚《春思寄夢得樂天》：
花滿中庭酒滿樽，平明獨坐到黃昏。春來詩思偏何處？飛過函關入鼎門。
崔玄亮《和白樂天》：病餘歸到洛陽頭，拭目開眉見白侯。鳳詔恐君今歲去，龍門欠我舊時遊。幾人樽下同歌詠，數盞燈前共獻酬。相對憶劉劉在遠，寒宵耿耿夢長洲。
段承校
【摘要】：元白唱和詩繼承了和意唱和的傳統,也開創了和韻唱和的新天地。次韻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貶謫地的遙相唱和。將贈答詩的內容特徵和分題拈韻聯句的形式特徵融合改造成次韻唱和詩,開啟了詩人間相互異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規範,打破了傳統唱和詩的時空條件的諸多限制,為文人藝術化交往確立了新的正規化,這便是元白次韻唱和的詩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