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曰：“國之大者，唯祀與戎。”中國歷史上，從商周起，就格外重視祭祀禮儀。帝王們的祭祀之事，更是國之大事。漢朝以“孝”治天下，歷代皇帝，諡號皆有“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作為“孝行”的重要組成部分，祖先祭祀的宗廟制度也十分繁複。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按照周禮，曾設天子七廟制度，漢承秦制，七廟制度也被繼承下來，但漢朝是極富創新的王朝，宗廟制度與秦朝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漢初期與中期的宗廟制度
西漢王朝前期、中期的宗廟制度分三種：京廟、郡國廟、陵廟。
漢十年（公元前197年）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
漢高祖劉邦是在父親去世後，才草創漢朝宗廟制度，而身為人子，即便是貴為天子，也依然要對父親表示孝敬，不但長安要建太上皇廟，各諸侯國也要如此。
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劉邦在長樂宮中去世。《史記》載：
“丙寅，葬。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劉邦去世後，承襲的是太上皇廟的制度，建京廟，建郡國廟。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等六位皇帝，也依照此種制度建廟祭祀。為先帝還要立陵廟，並且皇后、太后的陵園內也要建陵廟。這種情況下，至漢元帝時，西漢王朝在長安城，共建立了8座京廟：太上皇廟一座，七位皇帝廟。加上郡國廟，總數達到了167座；陵廟則達到176座。
西漢帝陵及後陵皆有寢殿，這種寢殿是建在陵廟後面，“宗廟前制廟，後製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而“廟以藏主，寢存衣冠几杖象生之物”。
駕崩的帝后，陵廟中存放著神主，也就是牌位，而寢殿裡，則存放著死者生前的衣物、案几、手杖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華人講究“事死如事生”，這種設定，也是體現了傳統的生死觀。
此時，西漢的宗廟制度還是比較隨意，沒有特別嚴格的規定。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知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
每天都要在寢殿的正殿進行祭祀，就像是給活人提供的一日三餐供應不斷，日常酒掃不能缺少。每年四次在偏殿進行祭祀。每月至少兩次在陵廟裡進行祭祀，全年不少於二十五次祭祀。每月要有人抬著先皇的衣冠，在園寢中進行巡遊，就好像活人出行一樣。
每一次的祭祀，都不是簡單地擺放幾碟供品，拈幾柱香這麼簡單，還必須要伴有樂舞。
“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漢元帝的“永光改制”
西漢初期與中期的宗廟制度比較混亂，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昭穆不分，而且沒有迭毀。
什麼是迭毀？就是按照儒家有關禮制規定，“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宗廟之內所列先祖是有名額限制的，當人數超過定額時，就將除始祖外，最遠的那位祖先神位遷出宗廟，移入祧廟。
漢元帝時期，特別重用儒生，一改西漢王朝“霸王道雜之”的國策，而完全用儒生，行周禮。在這樣的朝堂環境下，儒臣們自然會拿宗廟制度不合禮法說事兒。
但畢竟周代遙遠，周禮的真實內容，誰也沒有權威的說法，能令所有人信服。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尷尬的情形：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漢元帝召集儒臣們，前後商議很多次，忽而“一祖一宗三親廟”制（一祖：漢高祖；一宗：太宗漢文帝；三親：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忽而“一祖一宗五親廟（一祖：漢高祖；一宗：太宗漢文帝；五親：漢景帝、漢武帝、漢昭帝、皇考、漢宣帝）。此處的皇考，特指漢宣帝的父親，也就是漢元帝的爺爺。
這便是“永光改制”。
永光改制的原因
“永光改制”的出現，淺層原因是儒臣當朝，儒學興起，漸佔統治地位，釐定宗廟制度是必須要做的國體大事。漢元帝既然“柔仁好儒”，改制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了。
然而，在“永光改制”的背後，還隱藏著深層的原因：西漢衰落了。
歷史上，立國達百年的王朝都有“週期律”：草創初建、發展漸強、盛世輝煌、日移西斜、落日淪墜。西漢也不例外。
漢武帝時期，西漢王朝國力達到盛世，也可始呈現巨大的社會問題：土地兼併，“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武帝採取的“打擊豪強”措施，也無法阻止這種貧富差距的擴大，昭宣時期，採取“與民休息”之策，還是沒有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豪強地主的實力越來越強，皇親國戚牽涉其中，關係盤根錯節，利益錯綜複雜。皇帝根本無法跟他們說“不”。
這種現象，在漢元帝時期更加嚴重，他柔仁有餘，威武不足，喜歡德教，而放鬆法紀。試問利益易得之時，天下豪強、朝中重臣，有誰會心悅誠服地接受皇帝的“德教”？
在國家衰落的時候，經濟必然出現困難，而按照西漢前期、中期的宗廟制度，僅祭祀祖先的耗費，就相當驚人。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
在國力大衰的時候，祭祀帶來的財政壓力，已然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令西漢政府有些吃不消。
“永光改制”適應了西漢後期的實際情況，對緩解西漢的財政壓力有益處，但它依然無法挽救行將就木的王朝。四十多年後，天下大亂，民不聊生，西漢不可避免地滅亡了。
《左傳》曰：“國之大者，唯祀與戎。”中國歷史上，從商周起，就格外重視祭祀禮儀。帝王們的祭祀之事，更是國之大事。漢朝以“孝”治天下，歷代皇帝，諡號皆有“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作為“孝行”的重要組成部分，祖先祭祀的宗廟制度也十分繁複。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按照周禮，曾設天子七廟制度，漢承秦制，七廟制度也被繼承下來，但漢朝是極富創新的王朝，宗廟制度與秦朝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漢初期與中期的宗廟制度
西漢王朝前期、中期的宗廟制度分三種：京廟、郡國廟、陵廟。
漢十年（公元前197年）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
漢高祖劉邦是在父親去世後，才草創漢朝宗廟制度，而身為人子，即便是貴為天子，也依然要對父親表示孝敬，不但長安要建太上皇廟，各諸侯國也要如此。
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劉邦在長樂宮中去世。《史記》載：
“丙寅，葬。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劉邦去世後，承襲的是太上皇廟的制度，建京廟，建郡國廟。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等六位皇帝，也依照此種制度建廟祭祀。為先帝還要立陵廟，並且皇后、太后的陵園內也要建陵廟。這種情況下，至漢元帝時，西漢王朝在長安城，共建立了8座京廟：太上皇廟一座，七位皇帝廟。加上郡國廟，總數達到了167座；陵廟則達到176座。
西漢帝陵及後陵皆有寢殿，這種寢殿是建在陵廟後面，“宗廟前制廟，後製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而“廟以藏主，寢存衣冠几杖象生之物”。
駕崩的帝后，陵廟中存放著神主，也就是牌位，而寢殿裡，則存放著死者生前的衣物、案几、手杖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華人講究“事死如事生”，這種設定，也是體現了傳統的生死觀。
此時，西漢的宗廟制度還是比較隨意，沒有特別嚴格的規定。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知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
每天都要在寢殿的正殿進行祭祀，就像是給活人提供的一日三餐供應不斷，日常酒掃不能缺少。每年四次在偏殿進行祭祀。每月至少兩次在陵廟裡進行祭祀，全年不少於二十五次祭祀。每月要有人抬著先皇的衣冠，在園寢中進行巡遊，就好像活人出行一樣。
每一次的祭祀，都不是簡單地擺放幾碟供品，拈幾柱香這麼簡單，還必須要伴有樂舞。
“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漢元帝的“永光改制”
西漢初期與中期的宗廟制度比較混亂，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昭穆不分，而且沒有迭毀。
什麼是迭毀？就是按照儒家有關禮制規定，“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宗廟之內所列先祖是有名額限制的，當人數超過定額時，就將除始祖外，最遠的那位祖先神位遷出宗廟，移入祧廟。
漢元帝時期，特別重用儒生，一改西漢王朝“霸王道雜之”的國策，而完全用儒生，行周禮。在這樣的朝堂環境下，儒臣們自然會拿宗廟制度不合禮法說事兒。
但畢竟周代遙遠，周禮的真實內容，誰也沒有權威的說法，能令所有人信服。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尷尬的情形：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漢元帝召集儒臣們，前後商議很多次，忽而“一祖一宗三親廟”制（一祖：漢高祖；一宗：太宗漢文帝；三親：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忽而“一祖一宗五親廟（一祖：漢高祖；一宗：太宗漢文帝；五親：漢景帝、漢武帝、漢昭帝、皇考、漢宣帝）。此處的皇考，特指漢宣帝的父親，也就是漢元帝的爺爺。
這便是“永光改制”。
永光改制的原因
“永光改制”的出現，淺層原因是儒臣當朝，儒學興起，漸佔統治地位，釐定宗廟制度是必須要做的國體大事。漢元帝既然“柔仁好儒”，改制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了。
然而，在“永光改制”的背後，還隱藏著深層的原因：西漢衰落了。
歷史上，立國達百年的王朝都有“週期律”：草創初建、發展漸強、盛世輝煌、日移西斜、落日淪墜。西漢也不例外。
漢武帝時期，西漢王朝國力達到盛世，也可始呈現巨大的社會問題：土地兼併，“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武帝採取的“打擊豪強”措施，也無法阻止這種貧富差距的擴大，昭宣時期，採取“與民休息”之策，還是沒有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豪強地主的實力越來越強，皇親國戚牽涉其中，關係盤根錯節，利益錯綜複雜。皇帝根本無法跟他們說“不”。
這種現象，在漢元帝時期更加嚴重，他柔仁有餘，威武不足，喜歡德教，而放鬆法紀。試問利益易得之時，天下豪強、朝中重臣，有誰會心悅誠服地接受皇帝的“德教”？
在國家衰落的時候，經濟必然出現困難，而按照西漢前期、中期的宗廟制度，僅祭祀祖先的耗費，就相當驚人。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
在國力大衰的時候，祭祀帶來的財政壓力，已然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令西漢政府有些吃不消。
“永光改制”適應了西漢後期的實際情況，對緩解西漢的財政壓力有益處，但它依然無法挽救行將就木的王朝。四十多年後，天下大亂，民不聊生，西漢不可避免地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