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歌的時代風格:三國兩晉,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重要時期.在它之前的兩漢時期,文壇上佔據重要地位的是辭賦,詩歌大多是樂府民歌,文人創作不多.進入三國以後,文人創作的重點轉向了詩歌,詩歌在文壇上的地位逐漸與辭賦並重,蓬勃發展.三國兩晉時期的詩歌,曾出現了幾次創作高潮.依次是三國前期的建安,三國後期的正始,西晉的太康及西晉和東晉之交；其中尤以建安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詩人們,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他們詩的內容,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了深入廣泛的反映,產生了一些“詩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寫漢末戰亂造成的社會大破壞、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災難的優秀詩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詩》、《送應氏》、《悲憤詩》等.這些詩作,“感傷亂離,追懷悲憤”（范曄《後漢書·董祀妻傳》）,寫得很有深度.建安詩歌既吸取了漢樂府民歌長於敘事的傳統,又發展了“古詩”在抒情方面的優點,使詩歌的功能更趨全面.建安詩歌還在漢詩質實樸素的基礎上加之以採潤,形成了“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宋書·謝靈運傳論》)的風貌,使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達到了和諧的結合.建安詩歌還形成了慷慨悲壯的時代風格,程度不等地貫穿於建安詩人的創作中.究其成因,同漢末以來的社會動亂有著直接關聯.建安詩歌體裁多樣化.曹操的四言詩如《步出夏門行》、《短歌行》等,是《詩經》以來少見的佳作.五言詩在建安年間進入了全盛時期,技巧上比東漢有了長足的進步.是當時詩人們採用得最多的體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為純熟.他的五言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鍾嶸《詩品》捲上),或敘事狀物,或抒情述志,極為得心應手.其代表作有《贈白馬王彪》、《雜詩》 6首、《送應氏》等.文人七言詩也興起於建安時期.曹丕的《燕歌行》,通體七言,是詩歌史上較早的比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現之後,整個三國兩晉長達 200年的時間裡,繼作者幾乎寥寥,只有繆襲、韋昭、傅玄等曾寫過少數幾篇以七言為主的詩.其原因是由於當時一般文人對七言這種來自民間的詩體存有相當成見,認為它“體小而俗”(傅玄《擬四愁詩序》)的緣故.建安又是文人樂府詩的發達時期,“借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沈德潛《古詩源》）.曹操今存20餘首詩全部是樂府體,“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樂府詩.文人寫作樂府詩,從此成為傳統,沿襲不衰.
正始詩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當時正是司馬氏父子擅權的年代,政治情勢十分險惡.阮、嵇對司馬氏都持批評態度,他們在詩歌創作中對黑暗現實都有所揭露,他們繼承了建安詩歌重現實的傳統.不過由於客觀政治處境的限制,他們往往使用比較曲折的方式來表示對現實的不滿和反抗.尤其是阮籍,他的《詠懷詩》“志在刺譏”（李善注引顏延之《庭誥》語）,卻寫得相當隱晦,以至“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鍾嶸《詩品》捲上）.這與他比較軟弱的政治態度是一致的.隨著玄學的興起,正始詩歌中開始出現玄理,當時雖不居主流,但成為後世玄言詩的濫觴.在體裁上,正始詩歌以五言為主.阮籍的《詠懷詩》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們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寫複雜曲折的內心活動上,以及在運用比興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第一部內容豐富、規模較大的個人抒情五言組詩.嵇康在四言詩方面造詣也頗高.
太康詩人主要有三張（張華、張載、張協；一說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還有傅玄等.他們生活在全國得到短暫統一、門閥勢力臻於極盛的時期,不少人以攀附權貴為手段去獲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詩歌較少反映社會現實,內容浮淺者居多.在藝術表現上,他們大多追求辭藻的華美,開了中國詩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風氣,尤以陸機、潘岳為最.太康詩人中成就較高的是左思和張協.左思的《詠史詩》8首,借古人古事寄託自己的懷抱,對堵塞賢路計程車族門閥社會表示憤慨,在當時詩壇上,表現了獨具的“風力”.張協的《雜詩》也抒發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評“流俗”的“昏迷”.在詩風上,左思骨力蒼勁,張協辭采華淨,都與時尚有所不同.
西晉東晉之交的詩人,以劉琨、郭璞為代表.他們都生活於亂世,並直接捲入社會矛盾大旋渦中,因此詩篇的現實色彩頗為濃厚.劉琨抒寫自己在孤身救國逆境中的感受,“善為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鍾嶸《詩品》）；郭璞以遊仙方式含蓄地表現自己感時懼禍,嚮往“高蹈”、“遺世”的心情.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餘緒,而與太康詩風有所不同的.但劉琨、郭璞的生活經歷和思想志趣畢竟具有獨特性,他們的清剛俊逸之氣,未能扭轉詩壇流俗.永嘉之後,東晉時期盛行玄言詩,這是當時士族耽溺享樂、以玄學作自我迷醉的風氣的反映.玄言詩作者有孫綽、許詢等.他們以詩歌闡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詩品序》）,成就不高.
東晉末陶淵明的出現,使詩壇大放光彩.陶淵明親身體驗過當時官場中的黑暗情狀,對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朽本質有一定了解.他以棄官行動表示了潔身自好的決心,並在村居生活中與勞動人民建立了真摯感情.他的詩歌,表現了對官場汙濁風氣的憎惡和對田園勞動生活的讚美.在藝術風格上,他的詩自然真樸,言近旨遙,平淡而有思致.這些都使陶淵明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在詩歌體裁上,陶淵明以五言為主,代表作有《歸園田居》、《飲酒》、《擬古》等；他亦擅長四言,佳篇有《停雲》、《歸鳥》等.然而,陶淵明在當時卻頗不為人所重,詩壇的總的風氣也不因他而有所改變.此後整個南北朝時期,詩歌仍沿著華豔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現的方向在演進變化
建安詩歌的時代風格:三國兩晉,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重要時期.在它之前的兩漢時期,文壇上佔據重要地位的是辭賦,詩歌大多是樂府民歌,文人創作不多.進入三國以後,文人創作的重點轉向了詩歌,詩歌在文壇上的地位逐漸與辭賦並重,蓬勃發展.三國兩晉時期的詩歌,曾出現了幾次創作高潮.依次是三國前期的建安,三國後期的正始,西晉的太康及西晉和東晉之交；其中尤以建安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詩人們,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他們詩的內容,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了深入廣泛的反映,產生了一些“詩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寫漢末戰亂造成的社會大破壞、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災難的優秀詩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詩》、《送應氏》、《悲憤詩》等.這些詩作,“感傷亂離,追懷悲憤”（范曄《後漢書·董祀妻傳》）,寫得很有深度.建安詩歌既吸取了漢樂府民歌長於敘事的傳統,又發展了“古詩”在抒情方面的優點,使詩歌的功能更趨全面.建安詩歌還在漢詩質實樸素的基礎上加之以採潤,形成了“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宋書·謝靈運傳論》)的風貌,使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達到了和諧的結合.建安詩歌還形成了慷慨悲壯的時代風格,程度不等地貫穿於建安詩人的創作中.究其成因,同漢末以來的社會動亂有著直接關聯.建安詩歌體裁多樣化.曹操的四言詩如《步出夏門行》、《短歌行》等,是《詩經》以來少見的佳作.五言詩在建安年間進入了全盛時期,技巧上比東漢有了長足的進步.是當時詩人們採用得最多的體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為純熟.他的五言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鍾嶸《詩品》捲上),或敘事狀物,或抒情述志,極為得心應手.其代表作有《贈白馬王彪》、《雜詩》 6首、《送應氏》等.文人七言詩也興起於建安時期.曹丕的《燕歌行》,通體七言,是詩歌史上較早的比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現之後,整個三國兩晉長達 200年的時間裡,繼作者幾乎寥寥,只有繆襲、韋昭、傅玄等曾寫過少數幾篇以七言為主的詩.其原因是由於當時一般文人對七言這種來自民間的詩體存有相當成見,認為它“體小而俗”(傅玄《擬四愁詩序》)的緣故.建安又是文人樂府詩的發達時期,“借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沈德潛《古詩源》）.曹操今存20餘首詩全部是樂府體,“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樂府詩.文人寫作樂府詩,從此成為傳統,沿襲不衰.
正始詩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當時正是司馬氏父子擅權的年代,政治情勢十分險惡.阮、嵇對司馬氏都持批評態度,他們在詩歌創作中對黑暗現實都有所揭露,他們繼承了建安詩歌重現實的傳統.不過由於客觀政治處境的限制,他們往往使用比較曲折的方式來表示對現實的不滿和反抗.尤其是阮籍,他的《詠懷詩》“志在刺譏”（李善注引顏延之《庭誥》語）,卻寫得相當隱晦,以至“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鍾嶸《詩品》捲上）.這與他比較軟弱的政治態度是一致的.隨著玄學的興起,正始詩歌中開始出現玄理,當時雖不居主流,但成為後世玄言詩的濫觴.在體裁上,正始詩歌以五言為主.阮籍的《詠懷詩》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們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寫複雜曲折的內心活動上,以及在運用比興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第一部內容豐富、規模較大的個人抒情五言組詩.嵇康在四言詩方面造詣也頗高.
太康詩人主要有三張（張華、張載、張協；一說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還有傅玄等.他們生活在全國得到短暫統一、門閥勢力臻於極盛的時期,不少人以攀附權貴為手段去獲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詩歌較少反映社會現實,內容浮淺者居多.在藝術表現上,他們大多追求辭藻的華美,開了中國詩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風氣,尤以陸機、潘岳為最.太康詩人中成就較高的是左思和張協.左思的《詠史詩》8首,借古人古事寄託自己的懷抱,對堵塞賢路計程車族門閥社會表示憤慨,在當時詩壇上,表現了獨具的“風力”.張協的《雜詩》也抒發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評“流俗”的“昏迷”.在詩風上,左思骨力蒼勁,張協辭采華淨,都與時尚有所不同.
西晉東晉之交的詩人,以劉琨、郭璞為代表.他們都生活於亂世,並直接捲入社會矛盾大旋渦中,因此詩篇的現實色彩頗為濃厚.劉琨抒寫自己在孤身救國逆境中的感受,“善為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鍾嶸《詩品》）；郭璞以遊仙方式含蓄地表現自己感時懼禍,嚮往“高蹈”、“遺世”的心情.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餘緒,而與太康詩風有所不同的.但劉琨、郭璞的生活經歷和思想志趣畢竟具有獨特性,他們的清剛俊逸之氣,未能扭轉詩壇流俗.永嘉之後,東晉時期盛行玄言詩,這是當時士族耽溺享樂、以玄學作自我迷醉的風氣的反映.玄言詩作者有孫綽、許詢等.他們以詩歌闡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詩品序》）,成就不高.
東晉末陶淵明的出現,使詩壇大放光彩.陶淵明親身體驗過當時官場中的黑暗情狀,對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朽本質有一定了解.他以棄官行動表示了潔身自好的決心,並在村居生活中與勞動人民建立了真摯感情.他的詩歌,表現了對官場汙濁風氣的憎惡和對田園勞動生活的讚美.在藝術風格上,他的詩自然真樸,言近旨遙,平淡而有思致.這些都使陶淵明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在詩歌體裁上,陶淵明以五言為主,代表作有《歸園田居》、《飲酒》、《擬古》等；他亦擅長四言,佳篇有《停雲》、《歸鳥》等.然而,陶淵明在當時卻頗不為人所重,詩壇的總的風氣也不因他而有所改變.此後整個南北朝時期,詩歌仍沿著華豔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現的方向在演進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