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李贄，都可以說是儒家的門徒，但兩者對於孔子及儒學的態度可謂是相差萬里，這從兩人年幼時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來:

宋朝紹興五年（1135年），五歲時，朱熹始入小學，能讀懂《孝經》，在書額題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

這還是在兩人初接觸儒學的階段，就對儒學的認知有如此大的差異，而後來兩人的生平更是將這種差異體現的越加明顯:

朱熹繼承的是“北宋五子”程頤、程灝、張載、周敦頤、邵雍構建起來的宋初理學，在成年後透過廣讀，不斷擴充自己的知識體系，成為整個宋朝知識體系最為博大的理學家，在肯定《六經》的基礎上，作四書，是孔子及儒學的繼承和創新者。

李贄受陽明心學的支流“泰州學派”影響較大，而且更是將心學發展到了極端。李贄生平行為及思想，都表現出他和主流儒家及程朱理學進行鬥爭的精神。李贄本人並沒有對孔子有過多的批評，而是把矛頭直指明朝盲目崇尚程朱理學和孔孟的儒家群體，他認識到儒家群體的腐朽與墮落，於是以“異端”自居，進行自己的鬥爭。

必須指出，朱熹和李贄對孔子的態度和他們當時的社會情況是緊密相連的，正是時代的要求讓他們對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抉擇。

南宋初年，統治階級龜縮一隅，企圖用求佛問道來麻痺自己，不願與金進行抗爭，思想上出現了極端消極的狀況，帶來政治上腐敗墮落、軍事上不思進取的行為。面對這種情況，朱熹開始重視儒學，試圖將儒學重新發揚光大，喚起世人心中的禮義廉恥觀念，從而達到振興國家的目的。在朱熹力主抗金的主張沒有被採納的情況下，他用十年修學著書，將儒學作了系統化、理論化的整理，標誌著儒學正式成為了一門哲學。

明朝中後期，黨爭不斷，封建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扶持禮教，社會上出現了大批“假道學”，貪汙腐敗之風橫行，“禮教”已成為不折不扣的假道學維護自己的武器，理學思想核心完全被拋棄。這種情況下，王陽明透過對程朱理學的學習和反思下，完成了“心學”的構建，以“致良知”的方法喚醒人們內心的感覺，而李贄也接受了心學的傳承，而且他面對的社會情況更加嚴重，因而他以一副鬥者的面孔出現，與儒家劃開界限，企圖覆滅程朱理學，但因為個人勢力有限，所依靠的力量較少，因而沒有能對明末理學的統治造成根本性打擊，僅動搖了理學對人們的統治。

但就朱熹和李贄兩人而言，其思想都有共通之處。譬如軍事上兩人都對國家戰爭重視，李贄主張“耕戰”，要保持民族戰鬥力；朱熹主張“抗金”，收復國家失地。認識方法上都具有辯證法思想，李贄主張“於世推移，其道必爾”的歷史發展觀，朱熹則論述了運動的無限性和不可分。這種客觀上的聯絡，展現了同出儒學對他們的影響。

總的來說，朱熹和李贄無論是“崇儒”，還是“反儒”，都體現了他們對於當時社會情況的認知和改變社會現狀的意圖。而從結婚來看，兩人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程朱理學雖然完成了儒學的進階，但後來被明清作為統治的武器，沒有發揮出程朱理學深入認知世界、催人奮進的作用；李贄則被統治階層打壓，其著作未能流傳於後世，也未能廣泛地改變當時的思想狀況。

以朱熹(1130一1120)為首的所謂“所謂正統派唯心主義發展的頂峰，朱熹認為世界由兩個本原一一非物質的理和物質的氣一一組成的。理是理性的創造力，它使消極的物質一一氣形成具體的物，並支配著這些具體的物。朱熹斷言:作為觀念本原的理構成人的肯定的品質一一向善，而做為物質實體的氣則賦予人以否定的品質一一服從感性的誘惑。朱熹認為，哲學家的任務在於用一切方法發揚人的善良品質和壓抑其惡的企圖。在封建社會制度的條件下，這就是說，勞動者應當毫無怨言叼忍受一切困苦和馴服地順從佔統治地位的貴族，而這些貴族則對勞動者施行殘酷的剝削和非人的壓迫，

理學又稱道學，它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彙集了儒、釋(佛)、道三家思想體系。因為它“以天為本”，而“天”即是“理”，所以稱為理學;又因為推崇孔孟的“道統”，所以也可以稱道學。理學首創者是北宋的程顥、程頤兩兄弟，集大者朱熹。

“理學”它的核心是就是朱熹說的六個字，叫做“存天理，天人慾"。朱熹不同於先輩孔子的儒家抱殘守缺，他把佛教觀點和道家的理論，加進了儒家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謬論，把“理”說成是永恆的宇宙萬物本源，絕對精神的體現。朱熹認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就是說，整個宇宙是由精神的“理”和物質的“氣”抅成的，但是“理有先，氣在後”，精神的“理”先於物質的“氣”而存在。萬事萬物，大至天地，小至螻蟻，都是由神奇莫測的"理”，所派生出來的，“有是理，然後是有氣”。這完全是一種道地唯心主義說教。朱熹認為，“理則為仁義禮智”天理體現在人間，就是三綱五常的一套封建理論。還說，“未有君臣已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使它成為，禁固人們頭腦的精神枷鎖。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朱熹的“天理”的政治目的就是，把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秩序說成是永恆存在的，不可推翻的絕對觀念，即所謂“綱常千年磨滅不得"，以此來維護封建反動統治，抵禦人民反抗。“存天理，滅人慾”。“存天理”，企圖強迫被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內無妄想"“外無妄動"，一切按照地主階級的意志行事，俯首貼耳地聽任何統治階級的擺佈;所謂“滅人慾”，就是用理學來征服人心，強迫被剝削壓迫的人根除一切反抗意識，放棄任何革命行動，甘心做牛做馬。

李贄，尊法反儒的鬥士。十七世紀初，明朝最高封建統治者神宗及其豢養的反動儒生，用“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等“罪"名，殺窖了一位白髮蒼蒼的法家鬥士贄。

李贄，一五九0年出版了一本書《焚書》，這是一部向孔孟之道及其變種程、朱理學猛烈開火的宣戰驚！在李贄的筆下，孔子被揭去了頭上的神聖光環，孟軻是個“以死語活人”的“外謬不通"的大草包;董仲書只不過是特別迂腐的“章句之儒";程頤、朱熹之類的道學家更是一些“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臉皮三寸"的無恥之徒，更不要說那些“鄙儒無識，俗儒無實”，遷儒未死而臭”了！對反動儒學的批判，這就是李贄的主要貢獻。

宗上所達，對孔子的態度，朱熹是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儒學;李贄堅決反孔批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