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是發生在東漢時期的一場士大夫與宦官間的相互傾扎的政治鬥爭。

東漢時期，中國士階層崛起，但又因為宦官把持朝政，所以兩方相互爭權奪利，在鬥爭之中發生了兩次禍亂，史稱“黨錮之禍”

第一次發生在漢恆帝時期，第二次發生在靈帝時期。

“孔融讓梨”的故事家喻戶曉，講述了孔融還是個孩子就特別懂仁義孝道的故事，長大後孔融卻因其仁德寬厚而捲入了歷史上著名的政治鬥爭“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是在中國的東漢桓帝和靈帝時期，宦官干政特別嚴重，以貴族、士大夫為首的仁人志士與宦官之間發生了黨爭事件，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

東漢末年，皇帝年幼，皇朝上下由宦官和外戚當政，他們掌控著朝廷大小事務，官員選拔、軍事裁決、經濟排程等都得經他們點頭才能實施。他們把大批有才有德之士擋在朝廷外，大肆搜刮民財，弄得朝政動盪、人民怨聲載道，為了改變這種局面，貴族、士大夫上訴皇帝，批判外戚專權，宦官專政的混亂現象，導致宦官和外戚的不滿，因此發生了“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前後一共發生了兩次。第一次發生在桓帝時期，即公元166年，以成瑨為首的官員不畏強權處置了一些為非作歹的宦官，宦官向桓帝進言，成瑨等冤死獄中，其他士人有的逃亡，有的被禁錮。

第二次“黨錮之爭”發生在公元168。漢靈帝繼位，皇帝年幼，竇太后聽政。曾經被禁錮的杜密、陳番、劉瑜等名士被重新起用，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和竇太后密謀，最終陳番為平宦亂而戰死，孔融因為收留名士張儉而遭禍，其兄也因此而冤死。其他名士大部分被誅殺、滅族。

“黨錮之禍”後，東漢政局動盪不堪，加速了東漢的滅亡。

關於黨錮之禍，《三國演義》說，“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

其實宦官不管怎樣作威作福，不過是依附於皇權的狐假虎威罷了。而他們之所以能得皇帝寵信，逐漸發展為危及全國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源於曾作為政治工具，替皇帝打擊專權的外戚。

說起外戚專權，並非漢朝才有。 早在戰國末期的主要大國間已經比較普遍，有的是自然生長，多數則是君王有意扶持。他們作為皇權的延伸，是鞏固政權的需要。但一旦外戚權力過大，危機皇權，則又需要其他政治力量來制衡。比如秦國範睢的上位就是迎合了秦昭王的兩大需求，強大君權（削弱外戚權力）和國家。

漢朝外戚專權尤其嚴重。 因為皇帝們大多短命。西漢後期和東漢一朝幾乎全是小皇帝，給外戚專權提供了土壤。等小皇帝成年了，就依靠宦官勢力把外戚趕下臺。漢朝的政治就這樣週而復始。 漢桓帝劉志時，依賴五個宦官（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名宦官 ）剷除了盤踞漢廷二十餘年之久的“跋扈將軍”梁冀及其勢力。五人因功封侯，在劉志的默許下大肆提拔親信，乃至干涉朝政。宦官集團獲得權勢利益。 “漢桓帝（劉志）剷除梁冀，五侯弄權”。

宦官集團的壯大引起士人集團的批評和主動攻擊。 這插播一下對漢朝宦官的說明。《後漢書》說“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也就是說後漢光武帝之前，宦官並非閹人。儘管如此，在有知識有地位計程車人眼裡，他們不過是被皇帝豢養的侍奉人的人。士人集團由自身的優越感所產生的政治潔癖容不得宦官干政。

於是，士人集團不僅輿論上抨擊宦官干政，為官一方計程車人還緝拿為害本地的宦官及其子弟以洩憤。 雙方衝突不斷。不過桓帝也不似我們想象的那麼昏庸，開始時他並非一味偏袒宦官。有個例子。 官員李膺曾對將張讓（宦官頭領）的弟弟張朔正法，張讓找桓帝投訴，桓帝都是公平處理，讓李膺和張讓當面對質，張讓理屈認輸。問題是，士人官員並不總是依法行事，常有“法外殺人”、“過度執法”情況發生。 身居朝廷的宦官們，就透過操縱皇權進行反擊。他們抨擊這幫與己為敵計程車人結黨營私，是為“黨人”。 雙方水火不容。

後來，大臣李膺的“抗赦殺人”案成了導火索。 事件的起因是，和宦官來往密切的一個人叫張成，提前得到朝廷即將大赦的訊息，便派兒子殺死了仇人。過幾天，朝廷果然宣佈大赦，但李膺不顧赦令還是處死了張成。同時，違背大赦殺人的官員還有成瑨。 這一系列事件，加上宦官的煽風點火引發桓帝震怒。將李膺、陳寔等二百餘人抓捕入獄，並詔佈告全國各地逮捕黨人。

範書《黨錮列傳》：於是天子（劉志）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佈告天下。 後來，事情在大將軍竇舞促成的大赦下暫時和解，因牽連入獄的黨人被免罪釋放，但是終身不得從政。此次歷時半年的“黨錮事件”，史稱“第一次黨錮”。 由此可見，黨錮之禍中，士人集團並非完全無辜。

“抗赦殺人”現象也至少反映了兩個問題： 一是士人多以主觀情緒而非統一的法律做行事標準，即黃教授說的，“儒家重人身關係，不嚴格尊重法治，產生不正規的影響”。； 二就是皇權無力。兩股政治力量對立且都把控不住，局面混亂是早晚的。 漢桓帝后來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自我批評說“失政”，但為時晚矣。

第二次黨錮發生在漢靈帝劉宏時期，最終形成宦官干涉朝政達二十年之久（169-189年）。 但其成因與桓帝不同。 桓帝是為了對抗權臣才引宦官為支援，而劉宏登基時才12歲，圍繞在他身邊的不是宦官，就是親宦官的官僚集團，完全被他人左右。 靈帝曾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 （《後漢書 宦者列傳》）能說出這樣讓人瞠目結舌的話，果然應了那句“上帝讓其滅亡，必先讓其瘋狂。” 由此，“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宦官之禍，比起桓帝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

想想，睜開眼看到的是宦官，圍在身邊的也都是宦官的劉宏，依賴宦官是也人之常情，活在宦官的矇蔽之中確實情有可原。若想他擺脫宦官的誤導，只能靠他自己，透過積累人生閱歷，分辨是非了。但這何其難也。

直到黃巾之亂起，攘外必先安內，北地太守皇甫嵩上書要求解除黨錮，靈帝准奏，持續十四年的“第二次黨錮”才結束。 隨之而來的是大批士人（袁紹、曹操等）重返政治舞臺，士、宦之爭重新拉開序幕。

後來，靈帝臨死前，把廢立之事（廢劉辯，改立劉協）囑託給宦官蹇碩，引發了皇室內部權力爭奪，引發了“十常侍”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