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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是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

法制,是規範天下人行為的公用的制度；變革,是社會發展、前進必然要經歷的過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由變革而起。

公器，即沒有任何私人佔有性質，不能用於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器具。為全體人群服務之器具。從原始社會的部落時候開始，就專門有公器了（主要是用於祭祀、占卜、慶典時用的各種器具）。當時這些器具非常珍貴、重要，有專門負責掌管公器的人。那時以上活動是一個部落非常重要的事，是首領的主要任務，僅次於組織戰爭。各種慶典等活動由部落首領召集會議決定，管公器的人並無籌劃的責任和決定的權利，就是倉庫管理。後來，國家的任務繁重，公器管理工作也就成為一個政權、國家必備的一個專業部門或機構負責，皇帝並不直接管了。明朝設六部，禮部就要負責管理各種外事活動、慶典，也負責"公器"管理。但由於商品經濟、生產力已比較發達，各種公器具已不值錢，隨時可以生產或採購，"公器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組織、籌劃、實施。直到今天，公器機構的工作依然存在，但分散在很多機構。比如外交部，國辦等。

古人說，"國家乃公器"是種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說它的屬性就是"為公而不能為私"的。這正是從原始社會後期人類生存、繁衍的特點來講的最早的政權、國家的本質性質。政權、國家的誕生，首先就是基於帶有地域、民族特徵的人群總體的需要，它本身並不帶有階級性和集團性。而後來隨著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分工，商品出現後，私有制出現併成為普遍後，產生了階級。國家才具有了階級統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功能（但這是悄悄的，不能公開說的）。但國家的公開屬性，本質上和古人的公器管理並無區別。

西方社會對"國家乃公器"的理解，從"共和國"、"合眾國"的名稱就可以看出，其在私有制不變的情況下，儘量實現"國家乃公器"。但其實這種思想，在中國古代也很早就誕生了。但中國從漢武帝開始，中國封建政權尊儒家思想後，搞了個"君權神授，地主階級依附、讀書人效忠"，於是"國家"成了這個聯合集團剝削人民、壓迫人民、奴役人民的工具、這個性質徹底取代了國家的"公器性質"。國家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私用器具"。

要理解近西方的民主政治，要從文藝復興開始，猶其對西方現代文明起決定性作用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大仲馬的思想開始，而最關鍵人物是盧梭，盧梭認為：公民與公民的關係本質上是契約關係，這個關係是社會的主要關係。而國家與公民的關係，取決於公民與公民的關係，這個關係是從屬關係。政府也就成為"契約政府"。在這個關係中，甲方是公民群體，乙方是政府，合約條款就是《憲法》和《法律》。於是，政府代表的國家，乃公器。這是西方上層建築、大選政治的思想基石。

篇幅所限，不再展開。但筆者並不認為西方的這個文明制度適用於中國，國情不同，也不能照搬。但也反對為了愛國就把西方政治批得體無完膚，一無是處。

在"國家乃公器"的認識上，從古代到現在，其實東西方的認識是高度一致，只是方式會有不同。

國家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村莊，村民變身為公家公民，公民推舉一個管理團隊，負責管理保護這個村莊，這個管理團隊就是後來的“政府”。

但是這個團隊不能同等於這個村莊，村莊是一個具體的地方，是該村村民世代居住，有共同價值認同和共同文化記憶的地方，這個村莊的土地、山川、河流，以及在共同生活中創造的物質文化產品，屬於全體村民所有。村莊是相對固定不變的，是一個地方，也是一個有著共同信仰和文化認同的地方。

而這個村莊的管理團隊，是村民們推舉出來，受村民委託，代表村民管理這個村莊，村民出錢，支付給他們工資，保證他們履行職責，他們要對這個村莊的全體村民負責，包括組織生產、對外洽談合作發展、保護村莊、協調村民關係、制定村莊發展規劃、改善村民生活條件等等。對於失職，或者因為年齡、身體、能力等因素不能履行職責的，村民將不再支付其工資，相當於解僱了這個管理人員。

因此，這個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就成了所有村民的生活依靠和精神寄託，安樂窩和避風港。

公器者，村民共有、共用、共享之器物也，包括物質的、環境的、精神的、權利的、義務的等等，比如村莊村體建設規劃，每個村民都有同等的建議權利，不因他的家庭窮與富，人口的多與少而有所不同；比如制定和修改村規民約，每個村民也都有表達自己意願的平等權利，不因他是村民組長或普通村民而有什麼區別。

與“公器”相相對應的是“私器”，“私器”為村民個人所有所用，但同樣受到村莊保護。

但當村莊管理團隊失去村民監督，變村民的“僕人”“委託人”而為“主人”“衙門”的時候，這個村莊的風險也就產生了，因為管理團隊不再受僱於全體村民，也不再服務於該村村民，為全體村民所有的公器變成了利益集團謀取私利的私器，村民失去了表達訴求和履行權利的主人身份，積怨產生，風險增大，村莊秩序走向崩潰，直到重新確立新的管理團隊。

因此，公器必須保證共有、共用、共享，公器變成私器，必將導致矛盾衝突和村體的崩塌。村莊者，全體村民共有的之公器也，改變其用途，勢必帶來動亂災殃。故，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家無非是個體利益的延伸，那麼國又是家的延伸。這些有著共同利益的團體不斷放大延伸，無非就是最終解決個人的利益訴救，。當然這種個人利益訴求是全體人員共同訴求的交集，並且這些訴求是遠大於依靠個人無法完成的訴求。如，交通道路，醫藥衛生，自然災害等等。這些都是個人利益的訴求，而單個人力，家庭又無法實現。因此就有更大的相同訴求聚集起來，共同出力，共享利益，從而形成國家。

所以家從本質上講是為個人服務，而國同理，也是為每個個體服務的，從個人來講，國是自私的，從全體來講，因為是共同利益的交集，因此說為公器也是對的。

其實如果國不能完成人們的共同利益，它還可以擴延，比如，各國的結盟，或者鬆散的聯邦，以前蘇聯類似，華約，北約，歐盟，還有各種經體等等。

如果有一天人類面臨生存危機，有來自外空的侵入，那麼全球人結成一個大的組織，共同禦敵，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本質上還是自私，只不過我的自私與你的自私相同而己，於是結盟體成為公共自私的集體表現。於是這結盟體成為公器。

參考道德經第29章，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大致意思是，天下（或國家）是無比奧妙的神器，人類不可對它強作非為，不可抓取執著，佔為己有。對天下強作非為的人，最後必然失敗。對天下抓取執著、佔為己有的人，最後必然失去一切，一把土也得不到。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不是某個別人的天下。

因為只有國家才有能力主持公道 制定律法 才有能力懲罰罪惡 有了國家才會有秩序有和平 不然像部落社會時就會相互鬥爭 只有國家才會去做那種主持公道的事 國家富強與哀弱都與人民息息相關

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說的： ……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之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

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以敢言矣！是故變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變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執權而代變者也，埃及、高麗等國皆是。其三如印度，見並於一國而代變者，越南、緬甸等國皆是。

其四如波蘭，見分於諸國而代變者也。吉凶之故，去就無間，其何擇焉？《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此固四萬萬人之所同也。

我理解的公器第一、平等性；第二、共享性；第三、公益性，這三個特徵。具有“公器”性質的制度系統，舉例而言，最明顯的如：法律系統、教育系統，等。“公器”概念的外延很廣，有關這方面的理論顯得捉襟見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