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二十四史的開山之作，光一個《表》，我就反問你認為他是從哪裡抄過來的？這個問題缺乏起碼的常識與對司馬遷的尊重，感覺有點信口開河。

題主這話問的，好像編史就是一件“抄書”般容易的事情，要這麼簡單，大家想寫本歷史科普讀物，是不是隻需要東抄一點西抄一點就行了？真是無知者無所謂啊。

如果題主讀過《史記》就會明白，司馬公為其注入很多自己的見解和分析。歷史往往早已經隱藏於過往的煙塵之中，真相經過眾口相傳，編纂整理，因人的立場、喜惡可能早已經不是原本的面目了。

一個人著書立說，最大的本意，都是想透過文字或語言，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編史這個事情也是一樣的。我們對歷史，已經很難去還原其全貌了，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這些過往之中，總結經驗教訓，分析人性使然，以得失成敗、汲取更多對人類進步和發展有裨益的內容。

而史家立史，在肩負盡最大可能還原歷史真相的同時，還有著引導、啟發、思考各種歷史事件及現象的任務，司馬公寫《史記》亦是如此。

《遊俠列傳》中的郭解，司馬遷就曾訪問過他，並對其留下了“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的印象。這從而讓我們兩千年後才能清晰地知曉，原來這位名震江湖的大俠，是一位顏值不怎麼高，也不善言談的人物。

在《李將軍列傳》中，司馬遷是如此形容李廣的：“餘睹李將軍，焌焌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如果不是司馬遷的親自訪問，我們怎麼會想到“漢之飛將軍”，看上去竟然像是個村野之人。為了寫《孔子世家》，他親身“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親見“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史記》雖然寫的是歷史人物，但司馬遷透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細節上的虛構，把真實的人物加以型別化。《史記》提供了許多重要的人物原型，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等各種人物形象，有許多都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中演化而來的。

而且如果你仔細讀《史記》，就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問題，那就是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其實這是作者故意為之，以達到“兼存異說”的目的。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儘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由此可見司馬遷寫史謹慎的同時，一定是蒐集了大量的資料，並一一總結，然後為我們呈現出來。

“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有時候，寫史就像是在解密，每一個史學家都是偵探，他們需要從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中，仔細分析，小心求證。畢竟因寫史人的歷史背景、政治背景、社會背景、個人性格等等諸多因素，會導致同一個事件、同一個人物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解讀。同時，又因為人性的複雜，其做的事情對歷史的影響，也會變得極其複雜起來，寫史的時候，需要抽絲剝繭，從中找到合理的動機，這是一件卷帙浩繁的工作。

司馬遷寫《史記》，當然不是不假思索地抄書。不過我們也不太容易知道他具體考證的過程。好在史記每篇後面都有個“太史公曰”，我們可以藉此推測一二。

比方說，按照常理推測：

《刺客列傳》：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

——世間傳說太子丹有“天雨粟，馬生角”的故事，這未免也太過玄幻了。

比方說，和其他資料互相參考：

《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學者們很多人都稱述五帝，五帝的年代已經很久遠了。《尚書》只記載著堯以來的史實；而各家敘說黃帝，文字粗疏而不典範，士大夫們也很難說得清楚。……總起來說，我認為那些與古文經籍記載相符的說法，接近正確。（翻譯來自《古詩文網》）

比方說，透過採訪當事人回憶對比。

還是《刺客列傳》：

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

——公孫季功、董生曾經和夏無且交遊，聽他說過此事的詳細經過。後來又告訴了我。

（這個算間接採訪當事人）

即使是抄書，也不是不假思索地抄書。你不見經常有“太史公曰……”。有記有評，那可是相當地犀利。

全書五十多萬字，歷時14年，可不是一抄了之的。

1.《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的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如不列沒有實據的三皇，以五帝作為本紀開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2.司馬遷是史學世家，其父司馬淡，便指示年輕的司馬遷遍訪河山去搜集遺聞古事，網羅放失舊聞 。司馬遷在二十歲時開始遊歷天下：從長安出發，出武關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後折向東南到九疑。窺九疑後北上長沙，到舊羅屈原沉淵處憑弔，越洞庭，出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展轉到錢塘。上會稽，探禹穴。還吳遊觀春申君宮室。上姑蘇，望五湖。之後，北上渡江，過淮陰，至臨淄、曲阜，考察了齊魯地區文化，觀孔子留下的遺風，受困於鄱、薛、彭城，然後沿著秦漢之際風起雲湧的歷史人物故鄉，楚漢相爭的戰場，經彭城，歷沛、豐、碭、睢陽，至梁（今河南開封），回到長安時任太史令的父親司馬談身邊。這可是行萬里路啊，見識和閱歷那是非常了得。

3.因為在長安任職，又縫“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漢武盛世，司馬遷得以結識匯聚於長安的天下賢能之士。包括賈誼之孫賈嘉，公孫季功（或為公孫弘），樊噲之孫樊他廣，平原君朱建之子，馮唐之子馮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壺遂，杜陵蘇建、董仲舒和孔安國等。在很多問題上，和這些賢達人士也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和交流。

《史記》是嘔心瀝血之作，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中國史書和文學史上閃亮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