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一般人通常理解的俠客，即懲惡揚善、匡扶正義、鋤強扶弱的行為標準來看，最早的俠應該是墨子及門徒以及傳承的的墨家；他們在當時以兼愛非攻為精神指導，跳出地域、國家限制，做著這樣的事情。

但當時的時代背景是春秋、戰國等沒有大一統的集權政府，民間存在著很多的權力真空，叢林法則比比皆是，所以有他們的生存空間；後來整個中國開始從分裂走向統一，然後分封制走向消亡，郡縣制等大一統的集權中央政府逐步登上舞臺併成為主流，各方面的法律律令逐漸完善，俠逐步沒有了生存空間，且其所作所為也為統治政府所不喜並禁止——就是所謂的俠以武犯禁。

到唐代的時候，俠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遊俠兒就是指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揍雞逗狗的流氓地痞。

到了宋代以後，代表正統的中原漢民族政權逐漸在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攻伐中走向弱勢，割地賠款等屈辱的事情常常發生，再加上貪汙腐敗橫行，民眾的精神心理發生變化，於是代表救世主的俠客在民間傳說以文人墨客筆下應運而生，產生了很多有俠客精神的虛構人物及情節。什麼三俠五義之類的傳統評書就這樣產生並流傳滴。

到了後來，金庸在射鵰英雄傳中進一步提出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理念，將俠的含義進一步完善並提高到家國天下的層次。

俠客精神從傳統的劫富濟貧、鋤強扶弱昇華到為國為民的層次。

《史記·刺客列傳》，《史記·遊俠列傳》中司馬遷刻畫了很多俠客義士的形象。太史公在此列傳中有一句話：“餘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景豪之徙同類而共笑之也。”意思是：我悲嘆世人沒有看清事實，而仍以朱家、郭解等人和暴徙混為一淡，並恥笑他們。所以，在司馬遷的眼中，他們起碼不是惡人。太史公又說：“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意思是，他們言必行，行必果，一諾千金，捨生取義，羞於炫耀自己的功德，有許多值得讚美的地方。

又有漢人傳記小說《燕丹子》三卷，歷代目錄書皆不著撰人。此書寫戰國末期燕國太子丹，因在質於秦國時受到秦王嬴政的無禮待遇，遂發憤向秦王復仇。最終募得刺客荊軻，百方滿足荊軻的生活需求，荊軻遂冒死赴秦，在陛見秦王時奮力行刺，結果反被秦王所殺，充溢著悲壯氣氛。

魏晉時期，政治迂腐，民不聊生，此時的俠義之士，可見《搜神記》中李寄斬蛇等故事：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踴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九女髑髏，悉舉出，吒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乃緩步而歸。

唐朝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李白的這首《俠客行》了吧： 

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錘，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很多人說，現代沒有俠客精神，我是不敢苟同的。俠客精神宣揚的強調正義，鋤強扶弱，和現代社會的法治文化和精神所宣揚的完全相同的。現代法治文化對武俠精神有所體現，但是又有著自己的規則和內涵。

武俠精神在古代往往強調的是個人英雄主義，而現代社會更多崇拜的是集體的力量，更強調社會的穩定和正義。所以，這就形成了個人主義對社會集體力量的讓步，當個人英雄主義無法突顯的時候，自然會有人感嘆“俠客精神”的消失，實際上後者是被社會的力量所包含進去，甚至比個人俠客主義更加寬廣。

“酒後競風彩，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遨遊”，從古至今華人歷來就有俠客情結，談到俠客，首先得探究一下“俠”。“俠”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亂禁”，文中俠客與“武”、“劍”聯絡，帶劍者（俠客）的主要特徵是“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武力與刀劍只是達成“俠”的手段。司馬遷在《史記》中專列《遊俠列傳》，記述了朱家、劇孟、郭解等俠客的義行，他認為遊俠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俠客懲惡揚善、鋤強扶弱、不懼生死、一諾千金，賦予了俠客十分鮮明的道德價值取向，這就是俠客精神，後世談論俠客多本於此。《漢書》中列《遊俠傳》，在《史記·遊俠列傳》的基礎上增加了人物事蹟。

《漢書》之後便無史學家專門為遊俠列傳，主要在於俠客中所折射出來的是法律和道德的糾葛、私力和公力的衝突，簡單說來俠客所做的是典型的合理不合法的行為，大多俠客都以發揚正義為己任而目無法紀、蔑視權威，他們的刀劍多朝向統治階層，這就客觀決定了俠客群體生存空間。但這並不等於俠客消失了，從魏晉南北朝詩篇、唐代傳奇、宋元話本等文學作品中仍可以看出俠客形象。

俠客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政治腐敗、綱紀廢弛，原有的道德規範和法度混亂，為個體遊離於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創造了可能性，這也為俠客的懲惡揚善、鋤強扶弱的義行提供了條件，文學中俠客產生的時間也並不是天馬行空的臆想，作家多將俠客放在兵荒馬亂、政權更替等時代是有其特定的歷史依據的。

我們國家自古以來就有一種俠客情結，兩千餘年關於俠客的記述不絕於耳，並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俠客文化，其核心就是懲惡揚善、鋤強扶弱的俠客精神。這有其深刻的社會心理基礎。物不平則鳴，社會不公平就會造成“以武亂禁”，這是俠客產生的條件，而當人們遭受到命運的不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渺小，內心便會產生一種被拯救的慾望，俠客的降臨正好滿足了人們內心的心理訴求。俠客的發展有其階段性，張恨水曾稱其父祖皆生性任俠，轉到自己，則是豪氣盡失，力不足以縛雞，於是只好著武俠小說，這是無奈之舉。從任俠使氣獨掌正義到彈鋏高歌看劍抒情，俠客倒退了一大步，俠氣也消失了一大半，但畢竟有點俠氣。可是再發展到舞文弄墨傳遊俠謀生，以武俠小說消愁解悶則俠氣盡失，頗是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