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句話是封建社會三綱五常的流毒思想。

我讀過的史書還算廣泛，但史書從沒出現過這句話。倒是古代小說，特別是宋元話本多有讀到，因此，它的最初出處，也許就是民間小說哦。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儒家的觀點嗎，儒家又是如何看待君臣關係呢？

“忠”與“孝”是儒家的兩個重要概念，包含於我們常說的“八端”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中。對於這兩個概念，我們自以為熟知，幾乎不假思索地認為“忠”便是忠誠，即無條件的忠誠於君主；“孝”便是孝順，即無條件的服從父母。

但熟知非真知。究其原因，是由於我們蔽於流而不知源。後世小說家常說：“君叫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這兩句話在市井中傳播甚廣，以至於有人認為這便是儒家的主張。其實並非如此，儒家恰恰是反對愚忠、愚孝的。我們無論是溯源於先秦還是後世儒學，都可證明這一點。

先秦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在政治上提出“德治”的主張。他認為臣子對於君主並不是一種人身依附的關係，而是一種對等的關係。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臣子忠於君主才是必要的，因為這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原則。孔子一生周遊列國，以求見用於當道便是為了尋求明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一味的愚忠於自己本國的君主。近年來出土的郭店楚簡有一篇叫作《魯穆公問子思》，魯穆公問道：“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答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這便是說明一個臣子的本分不在於阿諛奉承，而是能夠犯顏直諫，指出君主的錯誤和過失，只有如此，方是真正的忠臣。

到了孟子那裡，則提出了“仁政”說，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個只有以民眾利益為重的君主才具有統治的合法性，否則就應該推翻他，正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一樣，這是弔民伐罪之舉，具有天道之合理性。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後來的荀子也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認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即認為儒家的王道理想高於現實的政治，應該以王道理想為依據，而不是一味的逢迎君主。

以上便是儒家關於“忠”的主張，我們在儒家經典中也可以看出先秦時期還未出現絕對的尊君觀念。

所謂的“忠”除了強調合乎道義的忠君外，最重要的還是強調對於朋友的“忠”。如《論語》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此外，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孝悌不僅優先於忠信，而且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更是多於“忠信”，可見在孔子那裡，“孝悌”的價值是高於“忠信”的。

儒學發展到漢代，在漢武帝時出現“獨尊儒術，表彰六經”的狀況，儒學獲得了官方認可的正統地位。此時雖然已經由周代的封建制變為郡縣制，但宗法制的傳統還存在，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這便是我們常說的“家國同構”。基於此，統治者意識到，用於處理家庭、宗族內部倫理關係的“孝”是可以被擴充到社會上的，這便是《禮記》所講的“資於事父而事君則敬同”。因此，《孝經》在漢代極為重視，不僅將“舉孝廉”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一種重要方式；皇帝的諡號中還含有“孝”字，如漢孝文帝、漢孝武帝等，這便說明了統治者對於“孝”的重視。

《孝經·開宗明義》便說：“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將“孝”倫理政治化，將其視為國家實行政教的根本。又說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裡便將孝親與忠君聯絡起來。

在《孝經·事君章》也說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這裡的“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便是強調對國君正確有益的政令要積極的奉行，以使其德政能夠順利實行；但同時也強調對於國君的過錯和失誤要及時加以糾正和補救，以使其惡政暴行能夠受到制止。

在《孝經》中最為精彩的便是《諫諍章》，曾子問道：“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則明確對之加以否定。孔子認為：“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不義則諍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什麼是諫諍？劉向在《說苑·臣術》中說：“有能諫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由此我們可見一個真正的忠臣孝子不是一味的“順”，有時該“逆”的時候還得“逆”。不要一味的無條件的愚忠愚孝，因為父母、君主總有糊塗的時候，如果不加以及時的阻止他們，就會讓他們犯下更大的過錯。如果是這樣，便會毀壞他們的名節。可是後來的腐儒、小說家呢，嚴重的曲解了儒家的本意，提出“君叫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的極端言論。這也不得不讓我們唏噓“經是好經，可惜讓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但是，翻開歷史，我們發現歷史上雖然有很多愚忠愚孝的行為，但也不乏敢於犯諫直諫者。如唐代的魏徵，明代的海瑞，他們敢於逆龍鱗，勇於指出皇帝的過失，不僅體現了一個臣子的赤膽忠心，也讓人們明白了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忠”。

透過以上說明，我們更加明白無誤的瞭解到儒家不僅反對愚忠愚孝，還提倡諍子和諍臣。

所謂的忠一方面是指君王的行為符合道義時，要積極的奉行；另一方面則是指君王的行為不合道義時，應該及時諫諍，以使其免於錯誤和過失。所謂的孝也是一方面指父母的行為合道義時，應該積極的順承他們，反之則要做諍子，以及時匡正他們的過失，維護他們的聲譽。

文：甪里先生

參考文獻：《說苑·臣術》《孝經》《禮記》

回答這個問題前，先回答個類似的問題：大智若愚的出處。眾所周知，大智若愚出自道家經典《老子》。但《老子》的原話是大巧若拙，其與大智若愚同意。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出自法家經典《韓非子》。韓非子認為，湯武弒君，是亂臣賊子。儒家居然歌頌湯武，是教唆臣子弒君。

韓非子認為，商紂王最大的錯誤。是沒有殺掉周文王。主而誅臣，焉有過！

就是君主誅殺臣子，天經地義。

後世謂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儒家則認為，這類奴役人民的暴君，必須誅殺。

來自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原話是，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則為不孝。這是曲解了孔子的原意，為了贏得君主的支援所做的曲解。孔子的原話是，君待臣有禮，臣事上以忠。真是儒生給自己的聖人抹黑啊，要知道孔子出仕不受重用就請辭了，不是愚忠的迂腐之人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要君亡，君不敢不亡。當很多的人，不知道為了一個什麼邏輯，硬要到處去收集一些拉圾詞語來與已經死去了千年的古人過不去。再三再四都要去與一個鬼魂作對。當今的權利都是掌握在現代人手裡，決定權都由現代人作主。不覺得有些無聊麼？真是顯得有點自嘲自貶。本來君臣之間都是面對老百姓盡責的一種職務。凡是身為君臣的人物來講，應該是忠實誠懇地，下級服從上級，臣子服從君王。要是當官不為民作主，偏要貪汙受賄，觸犯國法，有些情節已經夠成了死罪 。如果當君王的還奈何不了一個罪臣，請問這個君王就成了昏君，誰又能說句公平話，是否君就沒有權利判定奸臣的死罪了 ？也有臣要君死的證據，比如∶項羽劉邦要了秦始皇的命，唐朝臣子李世民要了隨煬帝的命，隨後又要了親兄太子的命，接著又要了父親皇帝老子的命。世上好壞都有高智慧的悟道人聰明。如果 皇帝不敢斬殺罪臣，百姓就會罵皇帝是昏君。如果皇帝斬了奸臣，又有神仙們輿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究竟要怎樣才能公平，只有自己是皇帝就明白了 。

孔子是講“仁”和“禮”的，孟子同樣講仁義禮智，提出行善論，主張仁政王道理論，還有民貴君輕仁者無敵之說。翻遍儒家十三經，也沒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樣的話。

孔孟開創的儒學，講的是仁愛義禮，怎麼可能會倡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呢！在治理國家時，孔子先要“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講的禮法名份與責任。即使董仲舒的“三綱五常”，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主要說的還是綱舉目張，當然有主次之分，更主要是模範統領作用。老董也不傻，真正的大儒怎麼可能說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樣不仁不義的話。

在先秦，最先提出臣要絕對效忠於君的是法家，韓非子說：“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此話可能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源頭吧。

到了宋朝朱熹，雖然儒學近乎成了理教，存天理滅人慾，但也沒有出現這句不仁不義的話。而且宋朝多的是仁君與賢臣。

隨著外族入侵，元明清下來，野蠻統治橫行，打著儒家旗號，行些法家及君權至上的統治，在明清戲曲小說中才出現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樣無理的話，且打著常言道或古語云的幌子。特別是清朝，皇權更大，教導愚忠，慢慢才有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可悲情形。

總之，這是中國文化流傳中出現的糟粕，要堅決批判。

我認為這句話最早出自於小說《西遊記》中，原話是這樣說的“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

這句話可以直接看出來一個問題“愚忠愚孝”是所有儒家學者所不齒的。

孔子曾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子曾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相信這兩句話都能理解，我就不做過多解釋了，另外孟子還有一句話說出了中華民族的君臣之道，就是：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謝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出自《三寶太監西洋記》二二回；‘’三太子高聲說道，父王差矣！君命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說岳全傳》七四回；自古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清史演義》五六回：‘’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由於時間忙，沒有詳情回答。抱欺！